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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的处世哲学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6-12-12 共706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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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仁智勇”统一的理想人格
  
  一、何谓“理想人格”
  
  所谓理想人格,就是个人综合素质和道德人格达到完美状态,成为社会楷模和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理想人格是人们为自己树立的人生榜样和人格准则,是每个人确立自己人的人生目标、人生抱负和人生追求的导航坐标,为人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动力。
  
  理想人格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超脱性。理想人格是人心中完美形象的化身,从深层次上体现了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儒家的圣人,道家的真人,佛教的佛陀等等。由于理想人格往往存在于想象中,在现实中难于实现,因而具有超脱性。第二,个体性。理想人格是个体立足于自身现状,在人生实践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它是个人对未来的某种规划和憧憬。但每个人在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存在诸多差异,因此个人在理想人格上也存在个体差异;第三,复杂性。影响人格形成的因素多种多样,来源不一,而理想人格又是立足于自身人格的一种设想,因此理想人格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二、梁启超的理想人格
  
  梁启超的理想人格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他对儒家理想人格进行了现代解释,扩充了“仁、智、勇”的内涵,将儒家的“三达德”与现代人类心理“知情意”相结合,把“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作为现代人的做人标准,将“仁、智、勇”三者的交融统一视为理想人格境界。
  
  (一)仁者不忧
  
  在梁启超看来,“仁者不忧”中的“不忧”包含两方面:一是不忧成败,一是不忧得失。“仁者”之所以能够无忧成败,是因为其持有未济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永远处于不圆满的状态,永远处在进化过程中,所以仁者会树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放下个人一时的成败观念,勇于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抱负;“仁者”之所以能无忧得失,在于他们将自我看成人类的一部分,没有个人所有的观念,与人越多,与己越多,因而成败和得失犹如过眼云烟,自然“仁者无忧”了。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仁者”呢?梁启超认为“仁者”应当满足三个条件,即自我尊重,合群精神与进取精神。
  
  自我尊重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梁启超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其资格安在耶?
  
  顾乃自侪于猴犬而恬不为怪也,故夫自尊与不自尊,实天民奴隶之绝大关头也”人只有自我尊重,才可以从种种桎梏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解放,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尊,不将自己作为人看,抛弃个人人格,那么就连普遍人格也无法实现,更谈不上成为“仁者”了。
  
  合群精神同样是成为“仁者”的关键。在梁启超看来,所谓“仁”就是指“普遍人格之实现” .梁启超将个人的人格上升至普遍的人格进行考察,去发掘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他认为,普遍人格是个人人格的归宿,如果一个人脱离了群体,完全的与世隔绝,那么就丧失了人的社会性,个体人格实际上也就没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因此,要成为“仁者”,必须要具有合群的精神,否则就算个人的能力再发展,精神世界再独立,也成为不了“仁者”.
  
  进取精神是成为“仁者”另一个重要条件。只有拥有进取精神的人,才能直面挫折,将得失成败放下,达到“无忧”的境界。梁启超认为:人要养成进取品质要做到四点:第一,坚持信念。不论经受多少困难,都不可失去对生活的希望;第二,要有热情。对自己的事业要有激情,有梦想;第三,要有知识。对生活有一定阅历,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第四,要有“胆力”.面对困难,不逃避,不畏惧,勇敢地面对挑战。
  
  在具备自我尊重、合群精神、进取精神的品格后,人就能够成为“仁者”.
  
  仁者在面对成败得失时坦然一笑,面对艰难困苦时自强不息,从而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
  
  (二)智者不惑
  
  “智者不惑”是指有知识、有智慧的人面对事情时不会感到迷惘无助,束手无策,踟蹰不前。梁启超将现代智育与人格教育结合起来,提出了“智者不惑”的人格标准。
  
  怎样才能养成“智者不惑”的品格呢?梁启超指出,最重要是养成人们的判断力。判断力包括判别和决断两方面,也就是人们判别是非、形成主见、做出决策的能力。梁启超认为,要养成判断力,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养:首先,人应当具备一定的知识。知识分为常识和专业知识,常识是基础,一个人如果连常识都不具备,碰到打雷就以为是上天发怒,碰到月食就以为是蛤蟆贪嘴,这是非常可笑的;其次,在具备了一定的常识之后,人还要学习专业知识。梁启超指出:“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的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知识。”仅仅有渊博的知识还不行,因为宇宙和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书本上的知识恐怕很难应付世事,因此人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有根本的判断力。要养成总体的智慧,首先应当磨练自己,将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熟悉事物之后,人才能有条理去分析和行动。其次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将昏浊的头脑养的清明,这样一件事情到了眼前才能够从容的、不慌乱的去做出决策。
  
  在具备一定的生活常识、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决策能力后,人们遇到事情才能不迷惑、不盲从,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决断,这才是智育要达到的目标。
  
  (三)勇者不惧
  
  如果说智育和情育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那么意育就是双轮之间的轴承。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 .意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意志力和毅力。一个人只有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坚韧的毅力和强烈的自信,才能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做到“勇者不惧”.
  
  如何才能养成“勇者不惧”的品格呢?梁启超指出:第一,要心地光明。
  
  如果一个人性格猥琐,心理污浊,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意志顽强的人;反之如果一个人正大光明,堂堂正正,那么这种人就有一股浩然之气,具有坚定的意志。所以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 .
  
  第二,有自我控制能力,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欲望是推动人前进的动力,但欲望也是诱人堕落的魔鬼,假如一个人被劣等的欲望羁绊,沉迷于诸如酒色等物质欲望当中,无法自拔,那么百炼钢也会变成绕指柔。梁启超指出,一个人如果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生活没有一定的规律,就会被自身的欲望控制,最终被他人所控制,成为他人奴役的对象。第三,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一个人要在人生中不断进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没有毅力,“虽有高志,虽有奇气,虽有异才,终无所成。” 梁启超认为,人的一生必然会经受种种困难,现实与理想总是相去甚远,唯有具备顽强的毅力,才能实现志向,取得成就。
  
  第四,保持自信。梁启超认为自信是人面对困难能够坚持下去的内在动力,如果缺乏自信,做事就会半途而废,“有初时持一宗旨,任一事业,及为外界毁誉之所刺激,或半途变更废止,不能达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 一个人只有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信念,才能直面人生,“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有何事焉,虽千万人吾往矣。”

        第五节 “变”与“不变”的处世哲学
  
  处世之道是指人在社会上生存处事、与人交往的态度方法。在梁启超的处世之道中,既有与时俱进的“变”,也有始终热爱祖国、执着追求真理的“不变”.
  
  一、屡变善变,与时俱进
  
  在中国近代名人中,梁启超以善于变化而着称,在政治立场上,他经历了从维新到革命再到保皇的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他追随康有为,宣扬维新变法;变法失败,流往日本后,由于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接触频繁,转变了思想,一度主张“破坏主义”和暴力革命。1903 年游历美洲后,在康有为保皇思想的影响下,他的政治立场再次发生变化,绝口不提暴力革命,转而回到保皇立宪的立场上,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梁启超也经历了从仇袁到拥袁再到反袁的转变。戊戌变法由于袁世凯的告密而流产,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梁本人也因此亡命海外,因此他对袁世凯的仇恨可谓刻骨铭心。但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开始放弃反袁立场,与袁世凯合作,共同排挤国民党,成为袁的座上宾。当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行,妄图称帝时,梁启超坚决发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向国人揭露袁世凯的丑陋面目,同时还积极策划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最终致袁世凯退位并抑郁病死。梁启超与康有为也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1890 年,梁启超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万木草堂学习,接受维新思想,后又追随康有为维新变法,为维新运动宣传造势,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1901 年到 1903 年,由于倾向革命排满,梁启超与康有为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康有为的严厉督责下,梁启超重回君主立宪立场。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仍然顽固坚持保皇立场,反对民主共和,梁启超则反对复辟,批判倒退,维护共和,师生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在张勋复辟事件中,康有为扮演了出谋划策的军师角色,梁启超第一时间发表通电,指责乃师是“首造谋逆”,是“大言不惭之书生”,师生二人一度势同水火。直到 1927 年 3 月,康有为七十大寿,梁启超亲赴上海,为老师祝寿,师生关系才重归于好。
  
  梁启超之所以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策略,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古老的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西方的思想文化也潮水般涌来,冲击传统文化,使国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由不得个人不变,不变就将被淘汰。如康有为曾站在历史的潮头,领导维新变法,但辛亥革命后,他依然坚守老一套保皇思想,顽固守旧,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梁启超的“变”,说明他紧跟时代,与时俱进;如果他一成不变,对新生事物采取排斥抗拒态度,就会像康有为一样,被历史所遗忘。
  
  在看到梁启超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长处时,也不能不指出他的短处。其短处表现在:第一,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屈从别人的意见。梁启超到日本的最初几年,与革命派接触频繁,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一度宣扬革命排满和破坏主义。遗憾的是,梁启超并没有迈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的关键一步,相反却屈服于康有为的淫威,被康牵着鼻子走,放弃了自己暴力革命的主张,回到保皇的道路上,发生了政治立场的倒退。第二,容易成为别人的利用工具。
  
  由于梁启超变化频繁,有时甚至快得让人瞠目结舌,因此他的很多决定其实并不成熟,从而给别有用心之人留下可乘之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启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反从前的敌对立场,与袁世凯合作,共同打压国民党。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被人们视为腼颜事仇、认敌为友、丧失人格节操吗?但梁启超仍一意孤行,结果成为袁世凯的利用工具。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利用梁启超,既笼络了进步党,又打击了国民党,双管齐下,使自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稳如泰山,并为后来的复辟帝制铺平了道路。第三,缺乏耐性,做事不能持久。梁启超天资卓绝,兴趣广泛,治学领域广泛,这一方面使梁启超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另一方面也因为涉猎过广过滥,未免浅率芜杂。有的研究稍有眉目,尚未登堂入室,就凭着某些粗浅印象,匆忙做出结论,可谓大胆有余,严谨不足;有些研究刚刚起步,因突然萌生新的兴趣,就弃之不顾,转向新的研究领域。因此,梁启超的一生虽笔耕不缀,着述甚丰,但在学术上有重大影响的专着却不多。以梁启超的知识储量和学术视野,如果能够专精一两门,理应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所以从学术发展和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殊为可惜。
  
  二、热爱祖国,追求真理
  
  梁启超既有与时俱进、善于变化的一面,也有固执不变、始终坚守的一面。
  
  他曾在《善变之豪杰》中谈到自己对于“变”与“不变”的看法:“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磊磊落落也。” 梁启超认为,胸怀坦荡,追求真理,坚持理想这是做人的根本,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与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变。但为了实现目标,必须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制宜,选择正确的方法。对梁启超来说,“变”是处世方法与手段,“不变”才是处世原则与根本。
  
  对梁启超的辩白,很多人并不认同。革命党人章炳麟讥讽梁启超反复无常是政治投机;梁启超的师友康有为、徐勤、麦孟华把梁的“善变”归咎为“好名” ;日本学者园田一龟认为梁启超缺乏人格操守,“其为人知行动,稍失于反复无常,未免缺操守,失人望” ;梁漱溟则认为是任公的性格缺陷,“缺少定力,不够沉着”,“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对于自己的屡变善变梁启超并不掩饰,他曾多次剖析自己,承认“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是自己的短处。但他也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断改变,并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爱国救国。曾有学生直言不讳的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启超对于这样尖锐的问题,不仅没有生气,还微笑着答道:“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对自己拥袁反袁,梁启超也做出解释,表明自己的思想动机和心路历程:“对于袁世凯之为人,因为他当时有相当的力量基础,我拥护他是想利用他的地位来实行我的主张。孰知他后来倒行逆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国贼,我当然与他势不两立,与他决一死战……我开始拥袁,是为了国家,以后反袁,也是为了国家。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梁启超的自白并不是完全替自己辩解,从梁启超的人生道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生,的确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不断奔走:青年时期的梁启超,为了实现祖国富强的政治理想,投身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积极宣传启蒙思想,开启民智,激励他前进的依然是一腔爱国热情;辛亥革命回国后,他从拥袁到反袁,正是为了保全国家的稳定,防止中国再倒退到黑暗落后的年代;为了阻止张勋复辟,他甚至不惜与他的老师反目成仇;哪怕他退出政坛,依然心念国事,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以民间代表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并第一时间将中国在外交上失败的消息传递回国,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梁启超告诉世人,他的屡变善变,并不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个人的争权谋利,而是为了实现爱国救国的理想,变化的只是手段,始终不变的是他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
  
  梁启超的“不变”还体现在他勇于追求真理、勇于自我批评上。一个人对于自己有深刻了解,能洞察自己的优缺点,本身就很不容易;能将自己的优缺点分析得明明白白,并勇于公诸于众,这类人就更少了。而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弟子郑振铎曾说:“世人对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澈、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的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 梁启超在追求真理上,从不介意“反复无常”,将过去的自己作为抨击解剖的对象,他曾说道:“故自认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在梁启超看来,为追求真理而改弦更张、修正错误,并不是翻云覆雨,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为了修正错误,可以不惜“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在真理和面子之间,真理比面子重要,为扞卫真理,不仅可以牺牲个人面子,即使受到天下所有人的攻击和非议也在所不惜。“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以是自信,无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三、真情实感,性情中人
  
  为人真诚坦率、讲求真情实感也是梁启超始终践行的处世之道。他的好友林志钧曾这样说道:“任公为人,款挚而坦易,胸中豁然,无所盖覆。与人言,倾囷竭廪,恳恳焉,惟虑其不尽。世每称其文字之闳豁通彻,感人特深,实其性情使然也。”1927 年,康有为病故,此时康家已家徒四壁,萧条万分,无钱下葬。梁启超得知后,紧急汇款数百元,使事情得以善后。康有为出殡时,梁启超以孝子礼奉师应客答礼。康有为死后,梁启超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祭文中写道:
  
  “去年八月师来,我抚一一执手以相劳苦,德容温语,历落在睹,岂期从此,一别如雨,雨落不上天,人去无见期,昨梦见颜色,非复平生时,怅干戈之满眼,欲奔丧而岖崎,并凭棺而不逮,空临风而泪滋” .
  
  梁启超与康有为在人生轨迹上交错而行:少年时的授业之恩,青年时的生死追随,流亡日本后的貌合神离,民国年间的反目成仇,他们之间的过往可谓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然而,这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随康有为的逝去而飘散无痕,只留下梁启超对老师永久的怀念与祭奠。
  
  梁启超的真诚坦率不仅体现在尊敬师长上,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有时也直言不讳,快人快语。1926 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做证婚人。梁虽很不情愿,但架不住爱徒相求,勉强答应。在徐志摩婚礼那天,梁启超竟然在婚礼进行之中,以严师的姿态,引经据典大加训斥,他说:“徐志摩,你这个人心情浮躁,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离婚再娶,以后务求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在座宾客满堂皆惊,徐志摩苦苦哀求:“老师给学生留一点面子罢。”梁启超这才作罢。
  
  后来梁启超在致子女的信中回忆起此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 梁启超对徐志摩的训斥,让人看到梁启超“胸中不能留一物,有所行有所知,则告人若不及” 的性格,他的嬉笑怒骂,他的悲欢情愁皆是真情流露,没有半点虚伪造作,有如赤子婴儿,天真烂漫,不加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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