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仁智勇”统一的理想人格
一、何谓“理想人格”
所谓理想人格，就是个人综合素质和道德人格达到完美状态，成为社会楷模和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理想人格是人们为自己树立的人生榜样和人格准则，是每个人确立自己人的人生目标、人生抱负和人生追求的导航坐标，为人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动力。
理想人格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超脱性。理想人格是人心中完美形象的化身，从深层次上体现了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儒家的圣人，道家的真人，佛教的佛陀等等。由于理想人格往往存在于想象中，在现实中难于实现，因而具有超脱性。第二，个体性。理想人格是个体立足于自身现状，在人生实践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它是个人对未来的某种规划和憧憬。但每个人在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存在诸多差异，因此个人在理想人格上也存在个体差异；第三，复杂性。影响人格形成的因素多种多样，来源不一，而理想人格又是立足于自身人格的一种设想，因此理想人格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二、梁启超的理想人格
梁启超的理想人格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他对儒家理想人格进行了现代解释，扩充了“仁、智、勇”的内涵，将儒家的“三达德”与现代人类心理“知情意”相结合，把“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作为现代人的做人标准，将“仁、智、勇”三者的交融统一视为理想人格境界。
（一）仁者不忧
在梁启超看来，“仁者不忧”中的“不忧”包含两方面：一是不忧成败，一是不忧得失。“仁者”之所以能够无忧成败，是因为其持有未济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永远处于不圆满的状态，永远处在进化过程中，所以仁者会树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放下个人一时的成败观念，勇于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抱负；“仁者”之所以能无忧得失，在于他们将自我看成人类的一部分，没有个人所有的观念，与人越多，与己越多，因而成败和得失犹如过眼云烟，自然“仁者无忧”了。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仁者”呢？梁启超认为“仁者”应当满足三个条件，即自我尊重，合群精神与进取精神。
自我尊重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梁启超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其资格安在耶？
顾乃自侪于猴犬而恬不为怪也，故夫自尊与不自尊，实天民奴隶之绝大关头也”人只有自我尊重，才可以从种种桎梏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解放，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尊，不将自己作为人看，抛弃个人人格，那么就连普遍人格也无法实现，更谈不上成为“仁者”了。
合群精神同样是成为“仁者”的关键。在梁启超看来，所谓“仁”就是指“普遍人格之实现” .梁启超将个人的人格上升至普遍的人格进行考察，去发掘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他认为，普遍人格是个人人格的归宿，如果一个人脱离了群体，完全的与世隔绝，那么就丧失了人的社会性，个体人格实际上也就没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因此，要成为“仁者”,必须要具有合群的精神，否则就算个人的能力再发展，精神世界再独立，也成为不了“仁者”.
进取精神是成为“仁者”另一个重要条件。只有拥有进取精神的人，才能直面挫折，将得失成败放下，达到“无忧”的境界。梁启超认为：人要养成进取品质要做到四点：第一，坚持信念。不论经受多少困难，都不可失去对生活的希望；第二，要有热情。对自己的事业要有激情，有梦想；第三，要有知识。对生活有一定阅历，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第四，要有“胆力”.面对困难，不逃避，不畏惧，勇敢地面对挑战。
在具备自我尊重、合群精神、进取精神的品格后，人就能够成为“仁者”.
仁者在面对成败得失时坦然一笑，面对艰难困苦时自强不息，从而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
（二）智者不惑
“智者不惑”是指有知识、有智慧的人面对事情时不会感到迷惘无助，束手无策，踟蹰不前。梁启超将现代智育与人格教育结合起来，提出了“智者不惑”的人格标准。
怎样才能养成“智者不惑”的品格呢？梁启超指出，最重要是养成人们的判断力。判断力包括判别和决断两方面，也就是人们判别是非、形成主见、做出决策的能力。梁启超认为，要养成判断力，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养：首先，人应当具备一定的知识。知识分为常识和专业知识，常识是基础，一个人如果连常识都不具备，碰到打雷就以为是上天发怒，碰到月食就以为是蛤蟆贪嘴，这是非常可笑的；其次，在具备了一定的常识之后，人还要学习专业知识。梁启超指出：“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的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知识。”仅仅有渊博的知识还不行，因为宇宙和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书本上的知识恐怕很难应付世事，因此人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有根本的判断力。要养成总体的智慧，首先应当磨练自己，将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熟悉事物之后，人才能有条理去分析和行动。其次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将昏浊的头脑养的清明，这样一件事情到了眼前才能够从容的、不慌乱的去做出决策。
在具备一定的生活常识、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决策能力后，人们遇到事情才能不迷惑、不盲从，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决断，这才是智育要达到的目标。
（三）勇者不惧
如果说智育和情育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那么意育就是双轮之间的轴承。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 .意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意志力和毅力。一个人只有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坚韧的毅力和强烈的自信，才能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做到“勇者不惧”.
如何才能养成“勇者不惧”的品格呢？梁启超指出：第一，要心地光明。
如果一个人性格猥琐，心理污浊，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意志顽强的人；反之如果一个人正大光明，堂堂正正，那么这种人就有一股浩然之气，具有坚定的意志。所以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 .
第二，有自我控制能力，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欲望是推动人前进的动力，但欲望也是诱人堕落的魔鬼，假如一个人被劣等的欲望羁绊，沉迷于诸如酒色等物质欲望当中，无法自拔，那么百炼钢也会变成绕指柔。梁启超指出，一个人如果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生活没有一定的规律，就会被自身的欲望控制，最终被他人所控制，成为他人奴役的对象。第三，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一个人要在人生中不断进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没有毅力，“虽有高志，虽有奇气，虽有异才，终无所成。” 梁启超认为，人的一生必然会经受种种困难，现实与理想总是相去甚远，唯有具备顽强的毅力，才能实现志向，取得成就。
第四，保持自信。梁启超认为自信是人面对困难能够坚持下去的内在动力，如果缺乏自信，做事就会半途而废，“有初时持一宗旨，任一事业，及为外界毁誉之所刺激，或半途变更废止，不能达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 一个人只有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信念，才能直面人生，“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有何事焉，虽千万人吾往矣。”
第五节 “变”与“不变”的处世哲学
处世之道是指人在社会上生存处事、与人交往的态度方法。在梁启超的处世之道中，既有与时俱进的“变”,也有始终热爱祖国、执着追求真理的“不变”.
一、屡变善变，与时俱进
在中国近代名人中，梁启超以善于变化而着称，在政治立场上，他经历了从维新到革命再到保皇的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他追随康有为，宣扬维新变法；变法失败，流往日本后，由于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接触频繁，转变了思想，一度主张“破坏主义”和暴力革命。1903 年游历美洲后，在康有为保皇思想的影响下，他的政治立场再次发生变化，绝口不提暴力革命，转而回到保皇立宪的立场上，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梁启超也经历了从仇袁到拥袁再到反袁的转变。戊戌变法由于袁世凯的告密而流产，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梁本人也因此亡命海外，因此他对袁世凯的仇恨可谓刻骨铭心。但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开始放弃反袁立场，与袁世凯合作，共同排挤国民党，成为袁的座上宾。当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行，妄图称帝时，梁启超坚决发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向国人揭露袁世凯的丑陋面目，同时还积极策划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最终致袁世凯退位并抑郁病死。梁启超与康有为也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1890 年，梁启超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万木草堂学习，接受维新思想，后又追随康有为维新变法，为维新运动宣传造势，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1901 年到 1903 年，由于倾向革命排满，梁启超与康有为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康有为的严厉督责下，梁启超重回君主立宪立场。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仍然顽固坚持保皇立场，反对民主共和，梁启超则反对复辟，批判倒退，维护共和，师生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在张勋复辟事件中，康有为扮演了出谋划策的军师角色，梁启超第一时间发表通电，指责乃师是“首造谋逆”,是“大言不惭之书生”,师生二人一度势同水火。直到 1927 年 3 月，康有为七十大寿，梁启超亲赴上海，为老师祝寿，师生关系才重归于好。
梁启超之所以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策略，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古老的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西方的思想文化也潮水般涌来，冲击传统文化，使国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由不得个人不变，不变就将被淘汰。如康有为曾站在历史的潮头，领导维新变法，但辛亥革命后，他依然坚守老一套保皇思想，顽固守旧，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梁启超的“变”,说明他紧跟时代，与时俱进；如果他一成不变，对新生事物采取排斥抗拒态度，就会像康有为一样，被历史所遗忘。
在看到梁启超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长处时，也不能不指出他的短处。其短处表现在：第一，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屈从别人的意见。梁启超到日本的最初几年，与革命派接触频繁，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一度宣扬革命排满和破坏主义。遗憾的是，梁启超并没有迈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的关键一步，相反却屈服于康有为的淫威，被康牵着鼻子走，放弃了自己暴力革命的主张，回到保皇的道路上，发生了政治立场的倒退。第二，容易成为别人的利用工具。
由于梁启超变化频繁，有时甚至快得让人瞠目结舌，因此他的很多决定其实并不成熟，从而给别有用心之人留下可乘之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启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反从前的敌对立场，与袁世凯合作，共同打压国民党。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被人们视为腼颜事仇、认敌为友、丧失人格节操吗？但梁启超仍一意孤行，结果成为袁世凯的利用工具。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利用梁启超，既笼络了进步党，又打击了国民党，双管齐下，使自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稳如泰山，并为后来的复辟帝制铺平了道路。第三，缺乏耐性，做事不能持久。梁启超天资卓绝，兴趣广泛，治学领域广泛，这一方面使梁启超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另一方面也因为涉猎过广过滥，未免浅率芜杂。有的研究稍有眉目，尚未登堂入室，就凭着某些粗浅印象，匆忙做出结论，可谓大胆有余，严谨不足；有些研究刚刚起步，因突然萌生新的兴趣，就弃之不顾，转向新的研究领域。因此，梁启超的一生虽笔耕不缀，着述甚丰，但在学术上有重大影响的专着却不多。以梁启超的知识储量和学术视野，如果能够专精一两门，理应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所以从学术发展和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殊为可惜。
二、热爱祖国，追求真理
梁启超既有与时俱进、善于变化的一面，也有固执不变、始终坚守的一面。
他曾在《善变之豪杰》中谈到自己对于“变”与“不变”的看法：“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磊磊落落也。” 梁启超认为，胸怀坦荡，追求真理，坚持理想这是做人的根本，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与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变。但为了实现目标，必须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制宜，选择正确的方法。对梁启超来说，“变”是处世方法与手段，“不变”才是处世原则与根本。
对梁启超的辩白，很多人并不认同。革命党人章炳麟讥讽梁启超反复无常是政治投机；梁启超的师友康有为、徐勤、麦孟华把梁的“善变”归咎为“好名” ;日本学者园田一龟认为梁启超缺乏人格操守，“其为人知行动，稍失于反复无常，未免缺操守，失人望” ;梁漱溟则认为是任公的性格缺陷，“缺少定力，不够沉着”,“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对于自己的屡变善变梁启超并不掩饰，他曾多次剖析自己，承认“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是自己的短处。但他也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断改变，并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爱国救国。曾有学生直言不讳的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启超对于这样尖锐的问题，不仅没有生气，还微笑着答道：“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对自己拥袁反袁，梁启超也做出解释，表明自己的思想动机和心路历程：“对于袁世凯之为人，因为他当时有相当的力量基础，我拥护他是想利用他的地位来实行我的主张。孰知他后来倒行逆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国贼，我当然与他势不两立，与他决一死战……我开始拥袁，是为了国家，以后反袁，也是为了国家。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梁启超的自白并不是完全替自己辩解，从梁启超的人生道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生，的确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不断奔走：青年时期的梁启超，为了实现祖国富强的政治理想，投身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积极宣传启蒙思想，开启民智，激励他前进的依然是一腔爱国热情；辛亥革命回国后，他从拥袁到反袁，正是为了保全国家的稳定，防止中国再倒退到黑暗落后的年代；为了阻止张勋复辟，他甚至不惜与他的老师反目成仇；哪怕他退出政坛，依然心念国事，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以民间代表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并第一时间将中国在外交上失败的消息传递回国，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梁启超告诉世人，他的屡变善变，并不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个人的争权谋利，而是为了实现爱国救国的理想，变化的只是手段，始终不变的是他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
梁启超的“不变”还体现在他勇于追求真理、勇于自我批评上。一个人对于自己有深刻了解，能洞察自己的优缺点，本身就很不容易；能将自己的优缺点分析得明明白白，并勇于公诸于众，这类人就更少了。而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弟子郑振铎曾说：“世人对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澈、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的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 梁启超在追求真理上，从不介意“反复无常”,将过去的自己作为抨击解剖的对象，他曾说道：“故自认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在梁启超看来，为追求真理而改弦更张、修正错误，并不是翻云覆雨，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为了修正错误，可以不惜“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在真理和面子之间，真理比面子重要，为扞卫真理，不仅可以牺牲个人面子，即使受到天下所有人的攻击和非议也在所不惜。“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以是自信，无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三、真情实感，性情中人
为人真诚坦率、讲求真情实感也是梁启超始终践行的处世之道。他的好友林志钧曾这样说道：“任公为人，款挚而坦易，胸中豁然，无所盖覆。与人言，倾囷竭廪，恳恳焉，惟虑其不尽。世每称其文字之闳豁通彻，感人特深，实其性情使然也。”1927 年，康有为病故，此时康家已家徒四壁，萧条万分，无钱下葬。梁启超得知后，紧急汇款数百元，使事情得以善后。康有为出殡时，梁启超以孝子礼奉师应客答礼。康有为死后，梁启超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祭文中写道：
“去年八月师来，我抚一一执手以相劳苦，德容温语，历落在睹，岂期从此，一别如雨，雨落不上天，人去无见期，昨梦见颜色，非复平生时，怅干戈之满眼，欲奔丧而岖崎，并凭棺而不逮，空临风而泪滋” .
梁启超与康有为在人生轨迹上交错而行：少年时的授业之恩，青年时的生死追随，流亡日本后的貌合神离，民国年间的反目成仇，他们之间的过往可谓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然而，这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随康有为的逝去而飘散无痕，只留下梁启超对老师永久的怀念与祭奠。
梁启超的真诚坦率不仅体现在尊敬师长上，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有时也直言不讳，快人快语。1926 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做证婚人。梁虽很不情愿，但架不住爱徒相求，勉强答应。在徐志摩婚礼那天，梁启超竟然在婚礼进行之中，以严师的姿态，引经据典大加训斥，他说：“徐志摩，你这个人心情浮躁，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离婚再娶，以后务求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在座宾客满堂皆惊，徐志摩苦苦哀求：“老师给学生留一点面子罢。”梁启超这才作罢。
后来梁启超在致子女的信中回忆起此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 梁启超对徐志摩的训斥，让人看到梁启超“胸中不能留一物，有所行有所知，则告人若不及” 的性格，他的嬉笑怒骂，他的悲欢情愁皆是真情流露，没有半点虚伪造作，有如赤子婴儿，天真烂漫，不加掩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