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变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展的历程中,涌现出许多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这些理论往往和创立者自身有着紧密的联系。保罗·阿特维尔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不同的发展时期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早期发展往往与其革命的性质相联系,其种类繁多,理论逻辑较为复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危机理论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时期(1860-1900)、德国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时期(1890-1914)和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时期(1918-1939)四个时期。按照每个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对每一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 危机理 论的 发 展 进 行 阐 述 和评析。

　　一、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经济危机理论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历程,首先必须从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开始,阿特维尔以概述性的方式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回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着作中已经蕴含着他们对经济危机的初步思考,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反杜林论》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着他们对经济危机进行的讨论和反思,这些对于危机的论述大多数还停留在一种依据现实而讨论的,不具有完整而严谨的理论体系。真正使他们集中研究经济危机理论直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不久之后才出现的。在阿特维尔看来,这种转变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由于1847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导致欧洲革命的爆发,正是这个因素使得经济危机和革命爆发之间的关系深深的嵌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建构当中。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解释经济周期的内在逻辑以及周期性危机的尝试,与后来20世纪出现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危机的解释相比较。斯洛伊尔指出:“马克思尝试着建立一种历史现象学。”[1]曼德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错误地预测了1852年、1853年和1855年的经济危机,却成功预测了1857年经济危机。[2]

　　马克思恩格斯对1857-1858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详尽的数据和经验分析,使得其能够运用固定资本更新等一系列新术语来预测商业的周期性。为此马克思开始着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紧接着是于1858年-1859年之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据此,阿特维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应该源起于1850-1862年之间,但“相关的思想进入广泛的学术圈却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3]

　　原因在于对经济危机理论较为清楚的表述的着作《剩余价值论》,直到1905-1910年之间才正式出版,此外,对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讨论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于1894年,比第二卷的出版晚了很多年,导致学术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因此“马克思零散的经济危机理论,在他的整个理论被人充分的理解之前,至少4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

　　二、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展

　　在简单的论述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后,阿特维尔考察了1860-190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俄国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第一次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方法来分析俄国的现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两位“合法民粹主义者”之间,沃荣特佐夫和丹尼尔逊①。他们在继承了西斯蒙第、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等人消费不足论的基础上,试图说明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长期存在于俄国的原因在于商品市场的匮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工人收入只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工人没有能力购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品将保持长期过剩的状态,阿特维尔认为“这就是俄国合法民粹者理论分析的核心”[3]。

　　合法民粹理论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将会长期陷入消费不足的危机。首先,资产阶级本身也不需要这些生产出来的日常用品,而剩余产品也不能被俄国农民所消费。俄国农民的生产在俄国工业化时期由于被工业制造的产品所取代,因此其收入遭受到了较大损失。其次,马克思曾经预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生产的机械化取代工人的趋势,这意味着国内市场将会逐渐的收缩而不是进一步的扩张。再次,俄国作为资本主义形成较晚的国家,参与到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当中的起步也比较晚,缺乏能够出口国内多余产品的国外市场。因而导致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扩张受到阻碍,企业家开办新企业的难度也会增加。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合法民粹主义者据此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长期生存和发展。

　　阿特维尔通过分析认为,俄国民粹主义者第一尝试着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用以解释其诞生之地以外的新问题、新现象的分析是十分重要、难能可贵的。除此以外,俄国民粹主义者较早的建立了消费不足理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但斯彻夫、布尔加科夫和杜冈对民粹主义者的理论进行了批判。阿特维尔认为“杜冈是第一个完整阐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俄国人”[3]。杜冈以《资本论》第二卷中再生产模型为基础对民粹主义的消费不足论和有限市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对于民粹主义者来说,资本家无法将所有的货币都花费在商品上,而无产阶级缺乏购买全部剩余产品的途径。资本家可以购买超过需求的多余产品,但是购买这种产品不是为了资本家自身的消费,而是把剩余价值用于再投资。

　　既购买消费品又购买投资品,并且提前为下一轮生产循环中工人生存提供基本的保证。②事实上,只要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用于投资,扩大自身工厂和劳动力的雇佣,因此商品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现象就可以完全避免。阿特维尔认为杜冈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而是否定了两种造成危机的内在机制。杜冈发展了一种分割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失调论,虽然再生产模型表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投入和产出可以保持平衡,但资本家现实的经济活动表明这样的平衡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这样的不平衡会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这种比例失调论被后来的列宁和其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吸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奥地利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理论。虽然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存在着消费不足论的声音,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比例失调论依旧占据着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地位。

　　三、德国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

　　考察完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之后,阿特维尔对德国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考察。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奥地利和德国的危机理论发展进行了阐述。首先,从1870年开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其次,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为巨大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企业规模逐渐的扩大,信用制度和公司法的发展促进了股份公司和大型金融集团的迅速崛起。最后,欧洲势力在第三世界的进一步扩张,德国、法国等国家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展开殖民地争夺的竞争。尽管这些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质的变化,但是这些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常态现象,需要重新进行研究和分析。从总体来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反应,要么适当地远离其理论,要么转向恩格斯对马克思理论的评价当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对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们批判的大门。其中,以伯恩斯坦的影响力最大,他的目的不在于改变其政党的实践,而是要消除政党内存在的“形而上学”,即马克思的阶级分化理论、危机理论和革命理论与1870年之后的德国现状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为了验证这种说法,他使用通过统计调查和其他的经验性的材料来否定马克思认为不同阶级由于财富增加导致的分化的模型和观点。由于阶级的逐渐分化,小资产阶级逐渐沦为无产阶级,资本会更加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内在机制,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其崩溃的观点。阿特维尔认为伯恩斯坦的批判方法是十分精巧的,事实上,伯恩斯坦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逻辑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成立的。他认为马克思论述引起经济危机的趋势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趋势会逐渐地被资本主义新的结果变化所削弱。例如,垄断组织采取经济计划避免了比例失调,工会组织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信用制度降低了消费不足的倾向等。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扩展,即一个变化中的资本主义能够跨过崩溃的趋势,资本主义不会在崩溃中灭亡。考茨基赞同伯恩斯坦关于重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观点,但是否定了其对崩溃论的批判,并指出任何一种形式的崩溃理论都是不可信的,只有危机的爆发才是一种必然的。

　　在伯恩斯坦发表文章之后不久,庞巴维克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的马克思价值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利用边际效用理论对马克思价值理论进行了批判,这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压力。阿特维尔指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动和非批判的忠诚,导致理论和实践 之间出现 了裂缝和 理 论 上 的 折 中 主义。”[3]

　　他进一步指出,推动理论危机再度复兴的因素出现在杜冈在1901年出版的着作中。杜冈尝试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和消费不足论,并以马克思再生产模型建立自己的比例失调论来取代,并对伯恩斯坦的理论进行了批评。伯恩斯坦本人并不排斥利润率下降理论和消费不足论,他只是对这两种理论的反作用趋势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以此来验证崩溃论无法使资本主义灭亡,而杜冈则是完全否定了最初这两种理论的趋势本身。因此,阿特维尔认为:“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不是内部的压力。”[3]但阿特维尔提出问题:如何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危机理论学说整合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阿特维尔认为希法亭对此进行了早期的尝试。

　　在《金融资本》中,希法亭将垄断性的卡特尔、股份公司和由银行控制的大型工业企业同帝国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尽管他的着作在当时受到了称赞,但是对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本人并不十分赞同崩溃理论,而是更加倾向于比例失调论,认为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第一次全面阐述了马克思的消费不足论并且建立了危机与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她认为首先,经济危机理论误解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问题。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理解不应该停留在经济周期性的循环和危机当中,而是应该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分析中。因此,寻找崩溃论的必然性不是在经济周期中去寻找,而是要到资本积累的长期限制中去寻找。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卢森堡转向了消费不足论,即一种长期理论版本而不是周期版本的危机理论。其次,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是抽象的,忽视了真实生活中重要的现象,因此利用再生产模型去理解资本主义再生产是错误的,并且导致一些毫无根据的推论。

　　但是卢森堡的理论也遭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鲍威尔批判了卢森堡对再生产模型的理解,认为在资本积累和人口①之间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生存。按照鲍威尔的逻辑,帝国主义的首要功能是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从而保证资本主义较高的增长率。卢森堡和鲍威尔都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避免危机的有效机制,帝国主义不仅解决了实现的危机问题,同时可以提供更多充足的劳动力,从而减缓了积累的危机。

　　因此,阿特维尔认为:“把帝国主义视作资本主义有效的保护机制,一种消除资本主义崩溃和危机的手段,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重要观点。”[3]

　　四、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

　　阿特维尔在最后一部分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危机理论的发展历程。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危机理论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特别是最具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高潮阶段已经过去。但是阿特维尔指出:“危机理论自身的发展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在战后的年代发生的。”[3]

　　首先,阿特维尔考察了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布哈林在《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中对卢森堡的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尽管崩溃论者的观点看起来是一种乐观主义,并且这种观点指出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但第三世界包含着许多还没有纳入资本主义的个体。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劳动力和投资可以削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在短时间内崩溃。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只有少部分的人口可以被视作资本家或者雇佣工人,而大部分还没有被纳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运作当中,吸收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在崩溃论者眼中的认为第三世界可以平衡资本主义矛盾,本质上要求“欧洲的革命者陷入长期的等待”。[3]

　　其次,阿特维尔考察了格罗斯曼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他认为格罗斯曼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与崩溃的规律》中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积累的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崩溃。他继承和发展了鲍威尔的再生产模型,建立了一个35年的再生产模型,指出在第35年年末,由于资本家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份额下降到0,资本主义最终由于剩余价值的匮乏而崩溃。一些学者认为格罗斯曼的崩溃理论之所以能发生,原因在于格罗斯曼在模型中假设的参数是不可靠的,即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在35年内都是常数。除了这种技术性的问题之外,格罗斯曼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由于没有人类的干预而受到学者们的批评。阿特维尔认为格罗斯曼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最后一种机械的崩溃理论,格罗斯曼终结了一个时代,即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研究中寻求转变和反转,并且阐明了从周期性的危机理论向经济在长期混乱中崩溃的假定转变的时代。曼德尔在评价格罗斯曼指出,在资本主义崩溃到来之前,一切运转良好的再生产理论都没有任何的解释力。同时,周期性危机的理论逻辑也无法在资本主义崩溃之前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阿特维尔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种概念不同的危机理论。”[3]

　　其次,格罗斯曼的理论还体现在历史意义上,其学生保罗·马迪克继承了格罗斯曼的理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并且发展了格罗斯曼的理论,包括大卫 · 耶夫和马里奥 · 克莱蒂。最后,阿特维尔认为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两个事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首先,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胜利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个抽象性的假设转变为经验的现实。因此,苏联开始重构政治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重构是以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实现的。在经济危机理论方面,阿特维尔认为苏联的经济发展同比例失调问题之间存在着联系。俄国合法马克思者和布尔什维克主主义者强调的比例失调论与德国理论家利润率下降、实现危机和消费不足之间相抗衡。从根本上来说,俄国学者把这些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融合到比例失调论当中。他们认为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特定产业之间的关系,暂时性的比例失调的危机只会出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而在社会主义计划下则会改变这种情况。其次,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亨特·曼德尔鲍姆、格哈特·梅耶等人,在对德国经济萧条的经验、美国新政和苏联计划经济的观察基础上,开始思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对危机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这成为二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即避免比例失调危机的垄断能力,利用政府计划管理或者减小危机。阿特维尔认为这些学者的工作鲜为人知,并且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较小的影响。

　　但是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这些学者为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因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说明了当下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更加接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国家经济干预和危机计划管理。

　　以上是阿特维尔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历程。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一直处于争论之中,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一直处于理论争论的中心,同时也经受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诘难。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展中,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在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研究当中,虽然线索不是十分的明确,研究人物较多,有时往往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是阿特维尔通过利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和时间节点的选择,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危机理论发展历程,为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间线索。

　　参考文献:
　　[1]Trent Schroyer.Marx`s Theory of Crisis,Telos,1975:107.
　　[2]Mandel Ernest.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69.
　　[3]Paul A.Attewell.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