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意义

　　原标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阈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性探讨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生产，将不再有生产过剩，也就没有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实践证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化商品经济新的历史形态。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也具有重要的阐释力。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生产过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与流通自原始社会后期以来就有，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流通才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社会将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调节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比例，因此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经济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实践证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危机理论发挥着核心作用。正确理解危机理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语境，然而仅从意识形态出发是不够的。一旦丧失科学性，危机理论就会沦为某种伦理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撑。因此，尽管理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能离开其意识形态的语境，但是，从严格的科学理性出发对危机理论进行探讨也同样重要。
　　
　　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危机的论述。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最关键的思想在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积累和发展，将推动这个生产方式最终走向灭亡，并必将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马克思指出：“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经济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见过什么危机，虽然在古代人中也有个别生产者遭到破产。”[1]
　　
　　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列举的是古代人的例子，说明“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是处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因而也是没有危机的。恩格斯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曾论述过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他说：“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经营方式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经济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成为新的进步的条件和起因，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2]306,307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生产，私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将不再有生产过剩，也就没有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3]363.
　　
　　恩格斯对这一美好的画面曾做出过详细的描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3]67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不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局限，但克服这些局限，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生产的理论就是具体表现之一。发生于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大机器生产广泛地取代了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
　　
　　这一次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劳动简单化的后果，使马克思恩格斯误把机器生产发展之初的某些现象当成了分工将要消灭的征兆，认为分工的消失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已经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条件本身。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而得出了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就已经具备了消灭异化分工和商品生产、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结论。对于分工的这一看法，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对商品生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前景的判断。实践证明，在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完全消除异化分工是不可能的。根本原因在于，机器的运转离不开人的直接控制和把握，这一点与人处理机器运动产生的信息的有限性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只有消除了这个矛盾，才能直接消灭分工。
　　
　　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之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与社会主义条件下会不会出现经济危机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急需解决的历史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都无一例外地模仿了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这种高度集权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模式，在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社会主义的大工业经济技术基础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战后初期经济的恢复以及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苏联经济模式开始逐渐暴露出一些不利于经济协调、稳定和有效运行的矛盾，引起了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经济学界的注意。各国经济学界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传统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经济理论。在这些改革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改革实践中，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棘手的理论问题。
　　
　　20世纪初，面对来自非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系列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公有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否实现资源的合理和有效的配置？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米塞斯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不可能被人为地仿制。面对米塞斯等人的挑战，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1930年代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解决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兰格大胆地认为，通过模拟市场竞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能够实现市场均衡，即“中央计划局起市场的作用。它规定生产要素组合和选择工厂生产规模的规则，确定一个产业的产量的规则、配置资源的规则、以及在会计中将价格当参数使用的规则。最后，它规定物价，以便使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平衡。”[4]
　　
　　兰格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摒弃市场机制，计划可以对市场进行模拟，通过这种模拟，计划发挥类似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引导资源的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兰格运用试验错误法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从而也就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调节机制的最关键问题，即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协调关系。自1960年代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它们也在理论上探讨适合各自国家的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兰格的经济模式。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思想，在国际经济学界影响深远。这一思想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兰格模式的提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探讨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于1962年9月9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利别尔曼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其核心思想是利润刺激，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鼓励企业接受计划，挖掘生产潜力，由此触发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改革大讨论。
　　
　　1983年，“西伯利亚改革学派”代表人物阿甘别吉杨在其主编的杂志《艾柯》上刊登了利别尔曼逝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并刊登了悼念利别尔曼的短文，对利别尔曼的理论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这预示着一场新的改革思潮在苏联出现。长期以来，苏联是排斥商品生产的，认为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对此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多次大讨论，但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到1970年代初，苏联理论界开始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这种批判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初。苏共“二十七大”强调要努力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所持有的种种偏见，提出要用“新的眼光”对待和发展这种关系。苏联理论界开始重新估价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批评过去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偏见，以及往往把它们当作某种异己的东西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起来的做法。阿甘别吉杨指出，如资本主义一样，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商品生产是由于生产者的独立性和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在这种条件下，要满足社会需要就必须发生商品交换。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民所有制中的个别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是由个别的企业占有、使用和支配的，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自筹资金、自我管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合作企业如集体农庄，有着独立的财产。个体劳动经济也具有独立性，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与的国际贸易也是商品货币关系的体现。上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因素和条件将会长期存在。[5]
　　
　　尽管当时还存在着一些争论，但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产生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一种观点在苏联已经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