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中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

　　阿特维尔在《60 年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 一个社会学视角》中曾经指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据核心的地位①。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却比较分散，大部分散见于其着作和与友人来往的信件中 , 并没有专门对经济危机进行专门而翔实的论述。在其着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对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进行论战式批判的基础上，首次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没有把生产过剩解释为竞争或者资本家全力竞争的结果，而是用劳动时间的概念来阐述其根本因素，竞争只是其浅显的表现。在这种论战式的批判中，虽然说马克思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篇章来对此进行研究，甚至可以说还处于一种萌芽的状态，但是这种理论的萌芽却为之后的经济学手稿以及巨着《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埋下了理论的种子。

　　一、经济范畴的建构 ：危机理论研究对象的确立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生产者都试图通过大力发展生产能力，扩大规模，减少生产必要的时间。随着技术落后，效率落后的生产者被技术先进、效率更高的生产者所取代，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增加，价格下降，更加先进的生产者加入其竞争的行列当中，技术落后、效率落后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破坏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因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就指出 ：随着工业水平的发展 ,“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②他认为，传统的生产是在资料有限 , 交换范围狭窄的环境中进行的，只有这样，传统生产才能依存下去。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像西斯蒙第提出的正确的生产比例已经不复存在。工业生产必然经历由繁荣到衰退再到繁荣的过程，而维持这样的正确比例，必须实现支配大于供给的需求，生产必须紧跟消费才得以实行。因此，马克思认为，为了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必要首先确立研究对象范畴问题，他在破解普鲁东的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经济的范畴进行了重新的建构，从而确立了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对象。

　　每一个理论的背后必须有一个合理并且认可的研究范畴 , 即不同的经济范畴的背后往往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方向。普鲁东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认为把经济学家认为的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的关系进行重新的排序就可以实现 , 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只需要进行抽象演绎就可以排列。在他的视野中 , 经济学的范畴排列顺序正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只要发现和创造出这些历史 , 那么现实中的经济活动就必然被把握住了。可以看出，在普鲁东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一种现实中的经济关系以及它自身的运动规律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永恒的、固定的模式，现实的经济关系表现出传统经济范畴化身。他认为自己创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排列顺序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一旦发现和认识这些范畴，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历史顺序就很容易被掌握了。从普鲁东的建构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而是停留在思维的理性中。但是，马克思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如果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关系而自发的产生思想。那么这种“无人身的理性”是如何产生这样的思想范畴？同时又如何造成这些思想呢？马克思指出 , 一切生活在大地和水中的生物只要经过抽象就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 , 那么整个世界就要“淹没在抽象的世界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①马克思认为，历史的运动创造出了种种的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创造出了工业产品。

　　对此，马克思除了自己对经济范畴的初次认识，他认为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②马克思这一论断实际上包含了两层维度 , 第一层是指，经济范畴只不过是对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一种理性上的直观反映 , 经济范畴永远服从于现实经济关系，没有独立存在的经济范畴，没有独立存在的理性范畴。第二层维度是指 , 政治经济学反应的不是其他的形形色色的关系 , 而是一种生产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人们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也将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们通过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关系，按照建立的社会关系创建属于自己的原理和范畴。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些原理和范畴都是具有历史性的范畴往往不是永恒的,而是不断的运动的,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③。

　　马克思剖析，可以说是真正超越了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理论。在对待历史发展的问题上，前者往往总会走入唯心主义的阵营，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是一种终极的状态，不会再有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因此，他们这些经济学家总会认为“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④。经济学家只向我们解释了生产的上下关系，但并没有向我们解释这些生产关系是怎样的、是怎样产生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要关注生产关系，更应该关注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也会随着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观念的关系范畴也会产生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⑤这就为其今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创建了一个研究的范式。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人，都是停留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只针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关系和生产力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发展的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因此，他们的研究只能停留在各自的时代当中，而马克思将研究的视野范围发展到了整个经济运行当中，从根本上来说，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确立了生产关系都是历史的、暂时的运动，这就为其今后的进一步丰富危机理论建构了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

　　二、劳动分工 ：危机理论中有支付能力需求下降的初步探索

　　在建立全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 , 马克思开始对普鲁东论述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 , 特别是劳动分工进行了分析 , 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普鲁东在论述劳动分工时，把分工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分工好的方面，即可以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平等的方法 ；第二个层面是分工坏的层面，分工是造成贫困的源泉，即“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 , 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目的 , 毁灭自己。”⑥第三个层面 , 需要解决的任务，即需要寻找一种有效地结合，使得消除分工中有害的方面，保留其有益的方面。马克思就认为普鲁东把分工当做一种“永恒的规律”，他把永恒的规律会带到之后资本主义研究当中 , 大工业中的每一个元素如果都按照普鲁东的研究范式去观察，那么就不需要去专门研究每一个时代的工业问题 , 只要观察一个时间段就可以推出所有的可能。马克思就举例 14、15 世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贸易 , 那个时候的分工和其性质与 17 世纪殖民贸易的分工完全不同。对于分工的好处 ,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只是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⑦

　　必须把批判的视角转向蒲鲁东论述分工坏的方面，蒲鲁东认为 ：“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和天意的不平等 , 并且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⑧对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阐述分工的危害就是分工使人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坏的灵魂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不断急剧下降又与灵魂被损害相适应。普鲁东首先从精神上对分工者进行了贬低，其次用工资的下降来惩罚劳动者 , 使得工人不得不屈服于资本家。对此，马克思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分工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机器如同“拖犁的牛一样”，并不属于一个经济范畴，机器本身属于一种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真正的经济范畴应该是建立在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的社会关系。

　　分工不仅仅局限在生产当中，社会中的分工也必须是考察的对象。特别是工厂手工业的发展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市场的不断扩大 , 资本的不断积累，社会各个阶级的不断更新 , 被资本家剥夺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进入市场，这都是构成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条件。而普鲁东所说的平等地进入工场手工业劳动，马克思对此极力反对 , 他认为工厂手工业中充满了残酷的斗争，其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每个人每个部门从事各自熟悉的简单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技术集中在一个空间当中，受到“一个资本的支配”。当工厂手工业这样独特的生产空间建立起来之后 , 机器的使用才使得分工有了巨大的进步，机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都使得分工不断地加剧，反过来说，每一次分工的不断加剧促进了机器的创新。机器的使用，使得分工从传统单一区域和空间的进行发展到多元区域，多重空间的分工，使得大工业逐渐走出了本国的生产范围，将其生产空间扩大到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分工。马克思对此总结道：“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①同时，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工厂的分工现状。

　　马克思引用了尤尔博士关于“工厂哲学”的内容来论证，首先 , 在机器未能大范围使用之前，工厂手工业中劳动者工作越熟练 , 在工厂中的话语权就越大，反抗资本家的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利用大量的机器排挤手工业的劳动，或者通过将操作的过程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来替代劳动者的分工。在传统的工厂手工业生产中，每一个劳动者熟练地操作和技艺往往都是产品价值的来源，而大工业的机器生产下，劳动者曾经熟练的技术都会被机器所取代，劳动者的任务只是照顾机器的“看客”。尤尔博士认为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 ：工人愈是熟练，他说愈是有主见，愈是难于驾驭。”②资本家最大的目标 , 就是实现大机器这样科学技术和资本的双重结合，把工人的作用降低到资本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使得其逐渐忘记自己熟练的技艺，从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技艺，使得最终不得不屈服于资本家的控制。这样工人的控制权就不再被工人自身所掌握，而是被资本家牢牢地绑定在工厂当中，一旦产品无法实现交换，那么工人就不得不面临失业的危险，失业之后由于之前的技艺已经被机器的使用而忘却。同时，机器的不断更新的目的在于取消人类的劳动或者以妇女、儿童来取代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过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来替代受到专业训练的工人，这样做的目的可以更好地降低这些熟练工人的劳动价格。因此，现代工厂内部分工的特点，一方面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工人无法再次寻得工作的机会，那么因此导致工人的消费能力的下降也不可避免。

　　三、竞争与垄断 ：危机理论中相对生产过剩的初步探求

　　马克思在结束对劳动分工的批判和阐述之后，开始对垄断和竞争这两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对普鲁东的论述进行批判和研究，和劳动分工一样，普鲁东又将其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竞争好的方面，即对于劳动者来说，竞争和劳动分工的地位是相同的 , 为了实现未来的劳动者的平等 , 必须有竞争才得以实现。其次，竞争坏的方面，即竞争的本质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否定 , 最终导致参与的人遭受破产之灾。最后，解决的方法，即消除竞争的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而是为竞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同时普鲁东认为，工业竞争的目的一定是要追逐利润的竞争 ,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目的。在普鲁东的视野中，竞争只是一种社会的关系，并且没有对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只是在语言层面进行花哨的陈述，例如“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等词汇，马克思对此持十分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工业竞争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而竞争的根本不是表面的工业竞争，而是一种商业上的竞争，工业的目的只是在于生产，而商业生产是将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实现利润转换的关键步骤。工业竞赛都是服务于商业竞赛，甚至有的时候，人们感染上一种为了利润而忽视工业生产的“狂热病”，这种投机性的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③。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具有十分前瞻性的 , 在他后来在《资本论》中论述到经济危机的产生由于相对生产过剩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下降的矛盾的论断中得到了实现，可以说 ,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

　　中就已经看到了工业竞争的实质就是商业竞争，资本家为了实现自身的利润，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工业的生产只是为了商业的商业而不断地增加产品的总量。之后的关键的步骤在于商业的竞争，一旦能在商业的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么就实现商品利润的实现，那么如何实现商业中的竞争，如何实现产品利润的转换，就不得不考虑到垄断的问题。普鲁东对于垄断的问题，他认为 ,“经证实垄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能同联合队里。”④马克思认为，现代垄断并不是独自产生的 , 而是由竞争产生的，竞争又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因此，马克思运用逻辑的正题、反题和合题的方式对竞争与垄断进行了分析，正题 ：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 ：竞争 ；合题 ：现代垄断。

　　既然以竞争统治为前题，所以他就是对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因此，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也可以找到垄断，既可以找到两者的合作，又可以找到两者的残酷对抗，这个“合题”不是一种永恒的范畴，不是一种既定的公式，而是一种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垄断中产生竞争，竞争中产生垄断。垄断者之间为了商业利润进行竞争，竞争者在资本的积累中逐渐成为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为了维持自身的垄断，为了实现商业竞赛中的领先地位 , 为了降低劳动者反抗的积极性。因此 , 不得不加注竞争在垄断者的心中来维持垄断者的统治地位。通过实现垄断和竞争 , 资本家可以进一步实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狂热病”的持续蔓延，一种生产性的过剩商业竞争结果也随之产生。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一种初步的建构，虽然说这种建构还是停留在一种表面层次上，甚至还不成熟，但是可以看到，这种建构已经初具雏形。首先，马克思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批判，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一种抽象、过于理性的 , 而是一种实在的，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同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种固定时期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去研究问题。其次，劳动分工的阐述首次提到了大工业生产为全面剥削劳动者的能力，使之成为毫无技艺、受人摆布的木偶的种种措施。但是马克思还未能进一步去研究劳动者失业之后对整个工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他之后的着作《资本论》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最后，竞争和垄断这对相互依存、相互对抗的范畴。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但是他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对两者关系上的一种命题重置，虽然已经到工业生产是为了商业竞争而服务，但是依旧没能进一步深入去研究。因此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本论战式的着作，可以说是对自己危机理论的一种初步的尝试，也是为后来进一步的阐述埋下了理论的种子。

　　【参考文献】
　　1. Paul A. Attewell,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the Sixties: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 New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4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