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新探讨

　　翻开马克思的着作，我们发现他本人并没有对经济危机问题设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而是散见于各种论着中。于是一百多年来，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解认识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形成了多家派别。如基本矛盾说、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论，等等。这些理论派别对经济危机理论现实意义的阐述也各有不同。如对 2008 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解释和此后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波动的认识，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应用分析上，都需要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再认识，以期实现正本清源，并为深刻理解现实问题提供启迪和帮助。

　　一、各家各派危机成因分析述评

　　从国内来说，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危机根本原因的经典论述的注释方面，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并不具有突破性。他们认为，虽然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根本原因都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而对于2008 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中国学界的研究视角大都抛开了金融监管缺失、金融衍生品泛滥等表面现象，将之归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 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 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这一系列的逻辑推导很严谨，但也还没有追到根上。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会存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为什么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仍然会出现危机?

　　从国外理论界来看，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危机根源的分析，从上世纪初以来逐步形成了三大理论派别，即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和利润率下降论。比例失调论的代表人物是杜冈和希法亭。杜冈强调应继承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之间均衡关系理论，认为两大部类之间生产比例的失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同时，他否认消费不足论，认为投资增加虽然减少了资本家的消费需求，但增加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比例正确，就不会造成供求失衡。

　　杜冈坚持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之间均衡关系理论是可取的。但对消费不足论的批驳却站不住脚，投资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他说的那样简单。而且，关键在于他没有说明如何才能做到比例适当，如何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生产比例不均衡的问题。而希法亭在这方面比杜冈前进了一步，认为正确的比例关系是由“价格规律”或“价值规律”来承担。也就是说，比例的失调、一些部门的生产过剩是价格这个生产调节器受到干扰的结果。

　　对希法亭的解释我们不禁要问: 那该如何使价格这个生产调节器不受干扰呢? 进而如何才能解决经常出现的“市场失灵”呢? 对这些问题，希法亭都没有能够做出回答。消费不足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既会超过全社会的总消费力，又会使工人阶级的消费力萎缩，最终引发消费不足的危机。

　　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却经不住仔细推敲。实际上，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由于资本家过分追求利润，同时为了这个目的而压低工资，造成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而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却有限，产品的生产相对于劳动群众的购买力过剩了。也就是说，实现不了资本家所追求的利润了。因此，要切中危机命脉，就必须首先揭示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利润率下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欧内斯特·曼德尔认为，按照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均利润率始终呈下降趋势，这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而之所以会有波动，是由于在一些偶然、突发因素的作用下，剩余价值率急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突然加快，使平均利润率由下降的一般趋势转化为上升。

　　对这个观点认真加以分析，也会发现它的一些漏洞。马克思讲的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指的是一种资本积累过程出现的总趋势，与经济危机没有关系。单一地观察利润率下降，并不能以此推算出它必然会导致一场危机。此外，针对 2008 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西方一些左派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但对于新自由主义又是如何导致危机却没有能够做出进一步的回答。我们认为，其实新自由主义反映的就是居于强势地位的资本家阶级要去占有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更多劳动的思想。

　　由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特别是危机根源的认识各不相同，造成学者们对其现实意义也有不同看法，留下了一些可商榷之处。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学者提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主观意志违背客观规律造成决策失误是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

　　而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类似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现象，则有学者强调，市场经济的共性规律表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与社会制度是没有绝对的关联性。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武断，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大的波动的。还有的学者罗列了几条原因: “如果政策失误，造成普遍的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严重不足，加之对宏观经济调控不当、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等因素的存在，自身发生经济危机也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

　　但几条原因分不清主次，分析都只是停留于现象本身，停留于操作层面，并不是对根本原因的解释。

　　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新探讨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中，各家各派都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了自己观点的依据，但彼此之间却存有很大差别。经过仔细思索发现，原因在于上述观点没有对马克思危机理论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而只是抓住马克思对一些具体情况的具体论述，或只是从经典作家论述的某个局部去加以发挥。因此，需要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真正揭示出它严密的逻辑体系。

　　马克思认为，买和卖的脱节、供求关系的失衡是一切危机最原始的发源地。他指出，“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大家知道，这一规律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内( 从全国范围来看) 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一切领域内所起的作用，要强烈和有力得不可比拟。”

　　正如恩格思指出的那样，“自从商品生产具有世界市场的规模以来，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

　　那么，这种供求之间的失衡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对它的回答，马克思没有仅仅停留于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站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人们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更高角度。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在社会劳动分工和交换规律的作用下，会产生出众多各不相同并要互相交换产品的劳动生产部门，而每一个部门总要按照劳动分工规律在社会总劳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这个规律决定，当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分布保持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比例关系时，社会各部门、各行业成员的产品和劳动就会顺畅而不受梗阻地交换，此时经济和社会会保持稳定; 当这种比例关系遭到了破坏，各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就无法顺畅地进行，整个社会经济也就无法实现稳定发展，甚至可能出现灾难性危机。也就是说，在供求失衡的背后一切危机共同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

　　我们发现，之所以出现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则与分工和阶级产生后强势群体凭借自身的优势去挤压和掠夺弱势群体有关。恩格斯曾经说过: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 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从那时起，社会劳动和劳动成果在不同阶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就经常会出现失衡。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封建时代不把它造成的结果称为经济危机。它表现为: 地主阶级往往利用官府来加重对农民阶级的租税负担，特别是利用封建特权来扩大对土地的兼并，使农民逐渐失去自身的土地，贫困潦倒，甚至流离失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资本家阶级及整个利益集团，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把以货币形式所表现的物化劳动和以劳动力形式所表现的活劳动更多地汇聚到自己手中; 而广大劳动者由于处于弱势地位，会在产品和劳动的私人交换中逐渐失去自己本应得到的份额。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交换在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买卖双方认可的等价交换，但实质却是另外一种不公平交易。它导致的结果是一些部门可以占有更多的资源和剩余劳动，而其他部门能够获得的这些要素则大幅减少，甚至短缺，从而造成社会上不同产品之间过剩或者短缺的两极分化。同时，还造成资本家在不断获取和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劳动者的购买力不断下降，生活呈现出日益贫困。

　　因此，在不同社会，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在封建时代，其结果就是逼得农民揭竿而起，暴力推翻旧的封建王朝。此后，新王朝的统治者们吸取一定教训，采取一些减轻农民负担和缓和双方关系的政策。在经历了初期暂时的相对平衡后，地主阶级又开始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骄奢淫逸、恣意妄为。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私欲无法再去抵挡劳动人民揭竿而起的斗争，此时王朝只有再经历一次暴风骤雨般的扫荡后，又开始了又一个新的轮回。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如同农民起义般的暴力，也迫使最疯狂追逐超额利润的资本家最终因“生产过剩”而破产，迫使被扭曲了的资本利润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分配比例重新恢复到相对合理，从而促使一个新的复苏———繁荣期的到来。但此后资本家阶级追逐超额利润的贪婪和欲望也会重新膨胀起来，又会引发新一轮的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周期”现象。在每一个新的周期，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严重的贫富分化会不断产生，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也会得到不断提升。经过一轮轮螺旋式的发展，当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能力水平都达到使资产阶级完全成为“多余的阶级”之时，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到了结束其历史使命之日。

　　三、如何解决问题———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意义

　　以上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体系做了简单分析，这里关键还在于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来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但把它说成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则有些笼统和不恰当。因为，基本矛盾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而经济危机是有周期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矛盾促使其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衡的时候，危机才有可能爆发。仅仅根据这个基本矛盾则无法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大致时间，也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危机可能会出现缓解甚至迎来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而且，用它也无法解释或解释不清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有经济危机。所以，我们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否可以概括为: 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基本矛盾) 及其导致的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

　　其次，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危机问题。自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类似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现象。对此，我们要敢于承认。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的体现仍然是由不同个人劳动产品之间的私人交换所决定，就会使企业和个人在交换过程中往往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会有意识地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分布的比例关系中去寻找自己的活动空间，就有可能破坏适当的比例关系。而今天高度社会化大生产所提出的宏观经济协调运行问题和要兼顾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所无法适应和解决不了的。同时，在参与私人交换的不同企业和个人中，因为彼此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还会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些都使危机的爆发具有可能性。

　　就现实而言，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房屋生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正常的劳动交换关系出现了扭曲，在交换过程中房地产行业获取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他一些行业。于是，一些商人进行盲目投资开发，使价格和数量都远远超出了当地所能承受的范围。当国家紧缩银根、对房地产进行调控时，地产商的资金链断裂，而需求又无法跟上，自然就出现了价格大幅下跌、房屋大量积压的现象。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应从不同劳动部门之间交换关系的变化去加以分析。长期以来，一些行业由于行政垄断所取得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其他部门。由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行业，产能过度扩张，大大超过了现实需求。

　　而与此同时，一些急需发展的领域却往往得不到资金的青睐，一直偏“冷”，反过来也无法对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产品形成有效需求。最终，都造成了大量工业产品积压，价格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而企业普遍经营困难，亏损日益严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现象还都只是发生在局部，在我国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可以避免经济出现大的失衡和振荡的。

　　第三，如何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或者至少缓解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痛苦呢? 那就是要监测社会劳动总量在各行业、部门之间的分布比例，并在判断它们失衡程度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加以矫正。至于如何判断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进而确认其失衡程度，马克思早已给出了关键提示: “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由此我们认为，各种产品在交换过程中所实现的交换价值与其市场价格之间的吻合度或背离度，可以用来判断社会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者衡量它的失衡程度。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比较重要的商品交换都是在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基本吻合的情况下实现的，就可以肯定这个经济体会比较平稳地发展，即使 GDP 的增长速度很快，也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和剧烈震荡。相反，如果对整个经济体有较大影响的商品交易基本都是在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交换价值条件下进行，即使增长速度不快，也可以判定该经济体中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已经出现严重失衡，极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那么，又该如何来确定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吻合或背离呢? 市场价格是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往往会受到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和商品持有者在市场上所具有地位的影响。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交换普遍发展的条件下，交换价值越来越反映出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博弈，是一种均衡的结果。它逐渐地趋向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于是，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就可以转化为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衡量它们之间是否吻合或背离，主要就是一个利润率的平均化问题。也就是说，当各个行业、部门都基本上按照所取得的平均利润去完成交换时，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就容易相吻合; 相反，当某些行业或部门所取得的利润大大超过全社会的平均利润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就会出现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一定的背离，甚至是严重背离。

　　因此，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失衡问题，绝不是仅仅靠压缩投资、降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的，更不能去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应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我们所处的“第二大形态”中“物的依赖性”问题进行优化，摆脱它的盲目性和对人的束缚。为此，就必须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从长远发展考虑，要通过立法、执法手段，逐步规范企业经营者公开其产品的销售量、库存量、利润等一些所谓的“商业秘密”，政府职能部门同时公布客观、准确的供求信息，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建立供、产、销信息网。在此基础上，指导企业和个人按照公布的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政府应根据全社会投资和消费构成的变化，及时调整货币、财政、税收等政策，利用这些政策对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以完善，引导和鼓励市场上所需要产品的开发、投资和生产。特别要衡量和监测全社会各行业、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对那些利润率水平还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和部门要加大扶植，同时对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大企业或个别行业要更多关注，限制和压缩它们借助某些“超市场”力量所攫取的巨额超额利润。只有做到这些，整个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才有可能实现按比例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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