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对外贸易与东北近代的互动关系

对外贸易论文范文第三篇：探究对外贸易与东北近代的互动关系

　　摘要：近年来，学界在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通过对成果梳理，认为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研究应突破既有模式，把近代东北对外贸易发展演变与近代东北社会的转型发展联系起来，探究对外贸易与东北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应该看到中外势力之间的互动、博弈对贸易的影响。此外，随着海关原始档案资料的发掘，近代东北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应更加重视对海关档案材料的利用。

　　关键词：近代东北；对外贸易；海关档案；

　　作者简介：马跃，吉林通化人，历史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近代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吉林通化134002）。；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旧海关史料'与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研究（1860-1911）"（17BZS1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日本对'满蒙'的社会文化调查书写暨文化殖民史料文献的整理研究（1905-1945）"（19ZDA217）；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清末东北海关与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研究"（JJKH20200498SK）；

　　近代东北对外贸易一般指的是近代以来东北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品交换活动，即进出口贸易。营口开埠后，近代东北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阶段，既与近代东北社会的结构转变有密切关系，又深受外来势力此消彼长的影响。研究近代东北对外贸易是全方位了解近代东北历史变迁的重要途径，对此，诸多学者高度重视，认真加以研究探讨，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梳理研究成果，认真总结过往的研究经验，同时指出不足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一、重视研究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整体面貌

　　吕明军、韩雁来在《论近代东北的对外贸易及影响》[1]一文中认为东北自营口开埠后，对外贸易增长极为迅速，贸易额在全国的比重大，并基本上保持出超的地位，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作者分析了东北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东北地区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是打破了东北封闭的、落后的社会状态，带动了近代东北城市的发展；二是促进了东北土地的开发，通过豆类三品（大豆、豆饼和豆油）贸易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三是强调近代东北海关的发展和作用，东北海关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的一大源泉；四是总体分析了近代东北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东北成为一个阶段内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出超地区；五是谈及东北贸易发展的影响，即为中国内地大量剩余的贫困百姓提供了谋生的环境，为国内产品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市场，促进了东北地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费驰在《1907-1931年的东北对外贸易》[2]文章中认为，这一阶段东北对外贸易在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东北对外贸易港口不断发展变迁，大连港的崛起取代了营口港和哈尔滨港的地位，在近代东北进出口贸易总量中遥遥领先；二是东北对外贸易的国际地理方向由以英国为主逐渐转向以日本为主，主要是由于东北开埠后日本对东北南部的控制及对英美经济势力的排挤；三是东北对外商品贸易结构中，出口仍以农副产品为主，进口以消费工业品为主。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单一性束缚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活力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对东北、整个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该阶段是东北经济畸形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程亚娟在《近代东北对外贸易发展特点述略》[3]一文中认为，近代东北对外贸易自1861年营口开埠为始，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中国经济发展史和近代世界经济舞台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从整个过程来看体现出四个特点：一是起步晚、发展快。东北原只有营口一处开埠，与全国相比，起步很晚，但自20世纪初东北商埠大量涌现后，东北对外贸易发展非常快，大连等商埠已成为全国性的重要商埠。从贸易额来看，进入20世纪20年代，东北对外贸易出现持续出超的发展态势，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二是区域优势明显。东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海陆交通便利，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影响着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三是在东北对外贸易中主角是豆类三品，是维系东北对外贸易出超地位的支柱，直接影响着东北出口贸易的水平，对全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有重要影响。四是因地缘关系，东北对外贸易中对日俄两国贸易占大宗，日俄两国的竞争对东北对外贸易产生极大影响。

　　薛明在《二十世纪初东北北部的对外贸易及特点》[4]一文中指出，东北北部的对外贸易始于清朝康熙年间，直至清末仍属于易货贸易的低层次交换阶段。1907年后，随着东北北部海关设立，商埠开放，大规模的东北近代对外贸易才全面展开。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东北北部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东北北部开埠较南满更晚，但发展速度很快。1928年时哈尔滨海关贸易总额已在全国45个海关中名列第六位。二是东北北部的产业结构对整个东北地区的出超地位作出很大贡献。东北北部主要是粮食产区，特别是大豆的生产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大豆三品的出口直接影响出口贸易的水平。三是形成专门化的商品市场，主要出口商品的收购与转卖基本上由民族出口商和官银号附设的大粮栈控制，其经营方式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此外，有的学者也对近代东北不同区域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个案研究。如牛淑贞在《试析近代东北北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上的地位》[5]一文中认为，近代以来，中东铁路的修筑、移民人口的增加、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东北北部的贸易发展，日俄战争的影响确立了哈尔滨的区位优势。1928年，哈尔滨海关的贸易总额在全国45个海关中位居第六，以出超数量统计，则居全国海关第一位。这说明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北部地区在近代东北乃至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应深入探讨东北北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及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龚德兼在《近代乌苏里江及兴凯湖地区对外贸易浅析（1912-1931）》[6]一文中提到，乌苏里江及兴凯湖地区自清代以来，就与俄国建立了民间贸易，出口商品以农产品、木材及少数手工业品为主。该地区与俄国接壤区域广阔，对外贸易主要针对俄国，对两国人民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近年一些硕士论文也从国别、不同贸易领域等方面探讨了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如刘思琪在《近代营口与美国贸易研究（1861-1931）》[7]一文中探讨营口开埠后，美国以棉纺织品、煤油为代表的商品向中国东北的输入，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竞争。闻雨竹在《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棉业贸易研究（1861-1931）》[8]中主要研究了1861-1931年间美国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棉业贸易，作者指出1861年营口地区开埠通商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东北市场大肆倾销商品，美英在棉纺织业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美国原料及价格优势突出，打破了英国在东北棉业市场的贸易优势；甲午战争后美货与日货又展开激烈角逐，最终日本在棉业贸易中占据优势。刘萍在《美国与中国东北的贸易研究（1894-1931）》[9]中论述了从1894-1931年间美国与东北地区的贸易情况。作者认为，美国利用当时东北地区俄、日的矛盾和自身资本、商品优势，短期内占领了东北的商品销售市场，但从俄、日的地缘优势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定位来看，美国在与俄、日争夺东北利益的战斗中必然失败，也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扩展。付博的《1840-1949年东北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10]主要论述了1840-1949年间东北对外贸易的不同阶段和发展特点，在对外贸易对象方面选取日、俄为主，对其他资本主义列强涉猎不多。作者认为，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色彩，但从发展观点来看，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东北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具有积极影响。该文时间跨度长，很多领域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从上述成果来看，众多研究者既有对近代东北对外贸易整体脉络的勾勒，又从不同地区、不同贸易领域进行专门研究，成果丰硕，较好地推动了近代东北对外贸易方面研究的整体进程。

　　二、重视近代东北对外贸易中豆类三品的研究

　　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产品输出以农产品为主，而豆类三品则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原因一是东北土地广袤，大豆种植面积大、产量较高，国内外市场需求量大；二是近代东北的豆类三品长期以来是东北对外输出的标志性农产品，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有密切关系，已成为国际化的商品。豆类三品出口的兴衰变化极大影响着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此，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豆类三品在近代东北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胡雪梅在《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与近代中国东北开发（1860-1931）》[11]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东北农产品出口是在"豆石开禁"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中国东北大豆年总产量占世界60%?70%,其中90%用于出口，豆类三品成为世界性商品，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东北大豆贸易的繁荣带动了辽南三港和哈尔滨商埠的建设，大豆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的需求，随着世界经济的起落而起伏不定。一战后，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仍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受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打击严重。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促进了东北农业开发，带动了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但这种单一化的农业商品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强，具有很强的半殖民地性质。因此，大豆贸易带来的繁荣是畸形的。王国臣在《近代东北大豆三品贸易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2]一文中指出，近代东北在政策、市场需求和供给等方面，具备了发展大豆贸易的比较优势。大量移民的增加为大豆三品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豆类贸易的繁荣促进近代东北经济的发展。一是豆类三品的出口是维系对外贸易出超的支柱；二是促进东北近代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三是促进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四是促进了东北近代城市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佟静在《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13]一文中指出，营口开埠后，日本对大豆价值的开发和重视，以及东北大豆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直接参展，使得东北大豆进一步引起世界关注，从而刺激了东北大豆的生产，种植面积骤增。东北大豆大量出口对近代东北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起到极大促进作用，同时对东北民族工业的短时期繁荣也起到推动作用。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东北的大豆逐渐取代了丝茶在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

　　胡赤军在《20世纪初中国东北大豆出口研究》[14]一文中谈到，东北的大豆贸易之所以出现了"惊人的繁荣",是由一系列经济、政治因素决定的，其中市场经济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他分析了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导致中国东北大豆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的因素，认为中国的大豆生产和贸易可以经市场自发调节而适应世界经济要求，但在缺乏必要保护和宏观调控下，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胡赤军在《20世纪初中国的大豆出口与各国市场》[15]一文中谈到各国市场需求变化对中国东北大豆出口的影响。他指出20世纪前30年是中国大豆出口的繁荣时期，欧洲、俄国、日本是中国大豆贸易的三大市场。欧洲大豆需求增加是因为油料不足和对新产品的喜爱；俄国进口大豆是因为远东地区粮食不足和交通条件的便利；日本一直是中国大豆的传统市场，对大豆有消费的偏好，但其国内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对中国大豆出口有不利的影响。

　　隋奕的《浅析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的主要市场分布及发展变化》[16]指出，鸦片战争后大豆逐渐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东北大豆生产和贸易的繁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外市场对大豆的旺盛需求。作者指出大豆消费市场主要是东南亚市场、日本市场和欧洲市场，主要用途是食用、豆饼施肥和做工业原料。由大豆而衍生的油坊业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冷绣锦在《大连近代华商油坊业的初步考察》[17]一文中分析了大连华商油坊业的兴衰过程。文章指出，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在大连优势的确立，日本积极扶持大连港口建设，大连成为日本殖民者掠夺东北大豆的集散中心和输出中转港。大连油坊业在1913-1927年开始进入兴盛时期，主要是受一战前后美、德等国对大豆需求量增加的影响。1928年后大连华商油坊业开始走下坡路。1943年，日本把大部分油坊合并成两大制油株式会社，标志华商油坊业转入衰落。分析原因，一是华商油坊资本不足，规模较小，技术低下，各油坊之间没有强有力的联合，抵挡不住日本当局的欺压；二是受二战期间日本统治政策和商业形势的影响。总之，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大连华商油坊业逐渐走向衰落。刘凤华在《东北油坊业与豆油输出（1905-1931）》[18]的文章中把东北油坊业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05年到一战前的大连油坊业受日本政府政策支持，豆油生产和输出超过营口，大连港成为向国际出口的重要港口；一战期间哈尔滨受俄国扶植，成为豆类三品输出的重要区域；一战后至1931年，营口复兴，大连衰落，哈尔滨兴盛。东北地区豆类商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表明，东北油坊业甚至工业正在不断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对豆类三品的研究一直是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研究的重要方面，从中可以窥见近代东北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反映出东北对外贸易受到限制的主要因素及其畸形状态。

　　三、重视研究近代东北"港口-腹地"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近代东北自开埠以来，区域经济的发展结构、方向呈现出由营口、大连等港口向腹地延伸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东北自身经济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对东北对外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对"港口-腹地"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

　　刘莉在《"以变应变":近代交通与东北对外贸易（1860-1931）》[19]一文中谈到近代东北交通运输业的进步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她指出，伴随着近代港口及由港口向内地延伸的铁路的修建，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内容发生了若干变化。原本以传统驿路与江河为基础路线、以南北方向为主的对外贸易路线和格局，转变为以各沿海港口为重心，向内地延伸的铁路为管道的货物流动走向。运量大、速度快、适应性强的近代交通运输方式，使水陆交互能力大增，降低了对外贸易的成本，极大提升了贸易数量与价值。这些变化亦从经济角度体现了近代东北社会对交通变革的回应与鼓呼。同时，也要看到在列强操控下东北对外贸易呈现出畸形的"以变应变"的发展态势。

　　东北开埠后的港口作为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地位重要。一些学者不仅重视港口本身的兴衰，更注重研究港口与腹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探究对外贸易与近代东北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关系。姚永超的《大连港的中转贸易（1907-1931）》[20]指出，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的贸易政策，1907年后大连成了中国北方诸港与日本之间贸易的中转港。大连港的崛起，一方面加深了日本与北方诸港的贸易交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连与北方诸港间相互地位的调适。姚永超在《港势地位变迁的制度因素分析--以营口、大连两港的发展比较为例（1906-1931）》[21]一文中通过比较分析营口、大连两港口在近代东北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化，提出市场型港口和企业型港口两个概念，强调运营制度差异是导致港口中心地位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认为就历史发展经验来说，企业化的管理是港口体制的发展变革方向。姚永超在《近代东北港埠经济区的时空格局与其成因》[22]中指出，随着近代东北沿海、沿江、沿边商埠的开放，形成多个港埠经济区，但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空间侧重各不相同，东北南部港埠经济区的发展绩效远高于东部、西部和北部港埠经济区。近代东北港埠经济区的构建，极大地塑造了近代东北经济地理格局，但就深层次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它又是一个缓慢和渐变的过程。"港口-腹地"是近年来兴起的经济地理研究范式，对理解近代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很有帮助。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商埠、海关与区域经济、对外贸易的关系。衣保中在《清末东北地区商埠的开辟与区域经济的近代化》[23]一文中重点指出商埠开放对近代东北区域经济的影响。他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陆续在东北地区开设了29处商埠，东北经济迅速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对外贸易日益发展，推动了东北地区农业商品化，促进了东北传统手工业和流通业的近代化，成为影响东北区域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因素。张军在《近代东北海关与对外贸易研究》[24]一文中重点探讨了近代东北海关的设立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者指出，中国东北地区自海关设立起，推动了关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早期是英国，后日本、俄国、美国逐渐变成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海外贸易国家，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近代化进程，但也不能忽视东北地区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对外贸易受到制约。张晓红以近代奉天棉纺织品商人的经营活动为切入点，探讨其性质以及对东北棉纺织品贸易的影响，在《近代东北地区棉纺织品商人的活动及其性质--以奉天"丝房"为中心的考察》[25]一文中利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针对20世纪前期奉天代表性商人"丝房"1的活动进行了微观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丝房"的经营活动在东北棉布生产流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一方面通过赊销棉纱等方式促进民族纺织业发展，另一方面"丝房"主导大量廉价棉布的进口必定会冲击东北民族棉纺织业，加剧了民族棉纺织业与外国进口商品的激烈竞争，这对民族纺织业来说是不利的。"丝房"兼具买办性或从属性，也具有与外国资本竞争、对抗的一面。可见，学者通过近代东北具体的对外贸易活动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对我们把握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特征有很大启发。

　　四、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

　　上述的研究成果既有整体上的脉络探讨，也有专门的理论范式和实证研究，较为深入地推动了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研究。笔者认为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重视近代东北开埠后港口贸易的研究，如对牛庄（营口）、大连、丹东、哈尔滨等开埠口岸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忽视研究港口与腹地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东北内地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对东北对外贸易的影响揭示不够。二是重视对豆类三品为代表的出口商品的研究，对其他出口商品着墨不多。此外，忽视进口商品对东北对外贸易的作用，尤其是进口贸易中外来商品对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和对东北社会的冲击揭示不够。三是以往的研究在资料的挖掘和使用方面还有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对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研究。

　　第一，要重视港口贸易与东北腹地经济变化的互动关系。研究近代东北对外贸易，毫无疑问，开埠口岸贸易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是研究的重点，但同时要注意港口贸易与东北腹地经济格局变化的互动关系。吴松弟先生长期致力于研究"口岸-腹地"与近代经济地理的形成。他指出：中国的近代化是外来输入的，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文化首先在通商口岸城市登陆，然后再沿着交通路线往广大的内陆地区扩展。广大沿海地带开埠通商以后，既成为中国与世界市场连接最为紧密的地区，又成为先进生产力率先形成的地区，并通过交通路线对自己的腹地产生经济辐射，从而推动腹地走向近代化。[26]就近代东北而言，由开埠而形成的东北南部港口带动了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港口贸易的繁荣引发东北腹地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初东北自主开埠之后，逐渐在东北形成南部经济区、北部经济区和东、西部经济区三大经济带，这对传统的东北经济结构产生剧烈冲击。铁路在东北的拓展及中外对铁路利权的争夺引起东北腹地经济地理结构的重建，对近代东北对外贸易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东北对外贸易不能只局限于对港口贸易或口岸贸易的研究，应拓展研究视角，把港口、海关、交通、东北腹地经济结构变化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进而探讨东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第二，要重视研究近代东北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的双向作用。在目前的研究中，对出口商品的研究以豆类三品为主，一方面因为豆类三品是出口商品中的主体，占比较大；另一方面通过对豆类三品的研究能反映出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诸多特点，具有代表性。但是对其他出口商品的研究就显得着墨太少，如粮食贸易、柞蚕丝的出口、木材贸易、毛皮贸易等，这些商品也是近代东北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透过这些才能反映出近代东北出口商品的全貌。因此，应加强对近代东北出口商品整体情况的研究，并探讨不同商品在对外贸易中兴衰变化的原因及影响，进而研究近代东北对外贸易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此外，还要特别重视对进口商品的研究。列强迫使东北开埠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倾销商品，大量的外国商品通过口岸输入到东北内地，如鸦片、棉毛纺织品、煤油、钢铁、机器等，这些外来商品的输入和传播极大改变了近代东北的经济地理格局，对东北社会产生冲击，并在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生产模式、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对近代东北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深入研究，以点带面，可以更好了解近代东北对外贸易兴衰变化的具体过程，进而发现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基本线索，总结其主要规律。

　　第三，在史料的发掘和使用上要拓展范围。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研究涉及范围广，如近代东北农业、商业、工业、交通的发展变化都会给对外贸易产生影响；研究时间跨度大，从清末、民国到伪满时期；研究涉及的地区、国家多，既有东北市场与国内其他地区市场的互动关系，又有列强对东北的经济侵略给东北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对贸易的影响，其中尤以日、俄影响最大。因此，一是要加大对基础资料的运用，如旧海关史料、满铁调查资料、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编写的东北经济系列小丛书、1949年东北财经委员会根据伪满和国民政府的调查资料编著的《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等调查资料。这些资料是东北近代经济研究的基本资料，应加大使用范围。二是要充分利用旧海关史料。虽然之前的研究已经使用过旧海关史料，但对其重要性挖掘并不充分，主要原因是旧海关资料卷帙浩繁，收藏地点分散，又受语言限制，因此利用得并不充分。200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整理了《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27]170卷公开出版，其中涉及东北海关的贸易统计翔实、连续，尤为珍贵。吴松弟教授领衔整理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283册[28]及《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1860-1949）》[29]60册。这两套资料主要以近代中国海关内部出版物为主，进一步充实了近代海关研究的原始档案，资料翔实，编辑合理，对于近代中国海关史、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上述这些数量庞大的旧海关资料近年才得以出版，学界对这些资料的使用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建议研究者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必将大大推动近代东北对外贸易的研究。三是要重视对外国资料的使用。以往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扩张研究较多，日文资料使用较多；但对其他国家如英国、美国、俄国、德国对近代中国东北经济扩张的资料使用不多，尤其涉及列强争夺中国东北市场互动关系方面较为薄弱，对一些外国公司、外国商人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第四，进一步提升研究视野。以往研究侧重于对东北对外贸易史宏观探讨和个案分析，但对东北近代贸易问题特点的历史背景、社会影响，对当代的启示等问题论述不足。希望通过史料分析、数据统计和研究范式的构建，进一步提升研究视野，从东北、国内、国外等不同层次进一步加强对近代东北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期望能对东北近现代史、东北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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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田"丝房是奉天的独特叫法，-般指棉纱、 棉布等棉纺织品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