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赵一凡在他的一篇论文《西马之救赎》中提到“西马三剑客”,“1918 年前后，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先后由哲学转向文艺。专家称，他们都重视艺术超越本质，都渴望打破经验局限，故而选择乌托邦立场，联手抗击新康德主义。”艺术之所以被称为是乌托邦立场大概是因为他不能在大众之间流通，也没有可以采用的实用价值，那些晦涩的隐喻和象征只能在艺术家或者学者之间引起共鸣，不管是绘画还是文学艺术。这些不产生实际效果的乌托邦立场在本雅明的思考与转换下开始走向了现象与艺术的链接，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第一个章节即《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中，他的写作风格把生活中的现象转述进了艺术的领域。在本雅明眼前的现象开始被他引进了文章中，波西米亚人、密谋者、拾垃圾的人、乞丐、妓女、商品、拱廊街、室内这些零散的现象，都被本雅明拾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些边缘的不被重视的群体，处于被制度否定，被正常人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的人，常常被忽视的一群人。这群人构成了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
波德莱尔在对居伊的画作中发现了浪荡子，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浪荡子中找到了游荡者，只是他的范围已经超越了波德莱尔艺术描写的范围，把游荡者放在文化研究的角度中去审视。游荡者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或特定的人群的指称，我也并不能给他下一个局限性的定义，虽然下定义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最基本途径。但是在人文科学中，定义一旦被写下就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可逾越的框架，不断失去广泛的阐释空间，虽然后继的学者会不断对定义进行补充和更正。我这里所阐释的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主要从意象上进行分析，这一群五颜六色的、食不果腹的、出卖自己身体的、在文学和写作的边缘的人群，他们身上的象征都被本雅明看到了。就像福柯在分析不正常的人时，利用司法制度以及法医鉴定之间的渊源，从对麻风病人和鼠疫的管制中得出现代制度采取的不同方案，从对麻风病人的排除、驱逐态度向对待鼠疫的容纳和监控制度的转化，这也是权利的自我愉悦，借此福柯分析出现代的权力制度。福柯也是从不正常的一群人中开始了透视，那些被认为对社会有潜在危险的人被放置在了一种监控方式中。游荡者这个群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入波德莱尔的笔下又被本雅明发现，从游荡者这个被边缘化的群体身上可以清晰的看到社会以及它所存在的制度中的弊端。这也是选择游荡者作为论题的一个原因。
我主要从一种思维模式上去论述现代工业社会下人们的认知局限以及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在此背景下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是人群中的孤独者、特立独行的商品、不正常的人、狂热的或忧郁的精神病患者；同时他们在工业社会的繁荣以及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逆行。
在惯常的生产方式变化后，稳步的、停留时间长久的经验也随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方式隐匿了，随着而来的是大城市所带来的令人恐惧的震惊以及在进步的洪流中推涌向前的着迷的大众。大众的认知在经验和体验中发生着异质的变化，这其中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环境以及地域的因素。他们在幸福意识以及肯定性思维的鼓励中寻求不可思议的谎言；在雾霾和有毒性食品中高呼发展与梦想；在新闻中获取对世界的认知；在失去可交流行的语言中构想着娱乐化的网络语言；他们审美的包装着自身并把这种包装延伸到世界中城市的各个角落。奥斯曼对林荫道的改造以及拱廊街的发展正是城市包装的开端，也是室内艺术的雏形。这种现象也迅速的蔓延至城市的各个角落，躺在任何一个想要构想一番事业的文件中。它期待着自己被盖上印章并付诸实施。
第一章主要从工业背景下的现代性出发，在工具理性日益在人们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同时，自然与社会在现代化生活中日益分离。技术的使用直接导致一种肯定性思维的产生。笔者主要从经验和语言着手讨论直接经验（体验）与经验的不同，以及它们对形成主体的认知时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对语言的探讨则是从日常语言入手，对比了日常语言与抽象的诗性语言间的不同，通过这些不同看出经验与日常语言所具备的维护现代生活的基础慢慢碎裂，它们的一尘不变渐渐被非理性的语言（一种越轨的语言）所替代。而这种感受的主体则是在本雅明的游荡者。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游荡者身上的象征。在大众的思维模式主宰城市空间的想象时，游荡者作为一个幽灵无端的闯入了人群中，他们是一群典型的无产者。这里的无产者和无产阶级不同，这群无产者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无产阶级、流浪汉、妓女、拾垃圾者；他们身上自身的惰性决定了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能力，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发现了作为文人的游荡者，他同时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找到了另外一群游荡者，这群人是流浪汉和不愿意出卖劳动力的人。作为文人的游荡者和作为流浪汉的游荡者有着相同点和不同点。他们都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在他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获取着快感，并从大众身上汲取着以滋养自身的养料，并把它制作成商品出售以便维持生计。作为文人的游荡者同时是本雅明自身的化身，也是波德莱尔及其他诗人的影像，他们从事着语言组合与思想塑造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作为终身职业。在政治密谋家准备起义的同时，他们时刻准备着拿起语言砸向笼罩大众的冲击波，砸向理性所带来的发展困扰以及正在发生的荒唐事件。这群以语言为生的人在泛白的通宵明亮的路灯下编织自己乌托邦的梦想试图唤醒谎言下的事实，事实这锋芒毕露的自然物在现代文明和失去阐释的语言覆盖下隐匿了。在遍布着警察和上级领导的指示中，诗歌和艺术以一种象征的、隐喻的方式生存繁殖。象征性思维以非理性、打破常规的语言和绘画躲避现实，并在这种躲避中展现着现实，只是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理解这些事物的知识背景和观看方式。这里主要论述的是作为文人的游荡者，他们利用艺术的手段塑造自身，像拾垃圾的人一样，捡起被丢弃的物进行再利用，就像对过去的回忆，捡拾的垃圾就像非意愿记忆一样随时可能从生活的经验中穿梭而来。
第三章主要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体验入手，考察作为游荡者的波德莱尔身上的特质。在抒情诗的没落以及非意愿记忆的分析中找到经验失效的原因，在异化的现代体验中感受诗人不同的体验。在工作、赌博以及日益消失的英雄主义身上看到为了拯救而扮演英雄的诗人。在对城市寓言性的把握中，看到城市的寓言。正是在诗歌的体验中，波德莱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而这个视角正是本雅明的游荡者展现给我们的。
整个论文从现代性如何塑造自身说起，本雅明在解读波德莱尔以及前代诗人时并不仅仅是批判，而是在现实中寻找原型，在原型下直击事实本身。现代化的大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主流，思想的复杂性仍然难以把握。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在现实中找到一种更适应这种变化的生活方式，以便以这种生活方式来抵抗现代性的各种弊端，相信在对自身塑造的过程中，各种现象会潜移默化般的改变，或许以前的很多问题也会在这种塑造中迎刃而解，重要的怎么样塑造，那就要看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是怎样给我们提供一种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