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的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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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论战的科学传播研究
　　【绪论】崔方之争的传播效果探析绪论
　　【第一章】转基因食品与科学传播概述
　　【2.1  2.2】崔永元方舟子论争前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
　　【2.3 - 2.5】微博论战中科学传播的阻碍因素
　　【第三章】转基因食品安全论争各方与风险收益分析
　　【第四章】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确定性中的受众
　　【第五章】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的科学传播
　　【第六章】从科学传播模型看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科学传播效果
　　【第七章】转基因食品安全论争对科学传播的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转基因食品安全微博传播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5 章 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的科学传播

　　5.1 科学共同体中的意见领袖

　　在一些科学共同体内部虽然存在着较为一致的规范约束、观点认同以及利益诉求，但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也是存在着认识差异的。这种认知的表达以及认知差异的表达有时是通过科学家或者专家个体表达出来的。虽然专家的声音主要集中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科学传播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是其声音的重要性不能够忽视。

　　这些专家往往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就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而言，有的专家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比如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博士、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云无心就持有此种观点。崔方之争的主角之一方舟子也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早已证明。

　　而有的专家就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甚至是有危害的。更有甚者认为转基因技术本身不安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技术存在风险。此外，在2013年11月5日的第十届海峡两岸蜜蜂与蜂产品学术研讨会上，近百名专家签字"拒绝转基因农作物",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崔方之争的另一方代表崔永元也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风险较大，面对转基因食品，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和调查。

　　介于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学者持有更为中立的观点，比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宋敏认为，转基因食品虽然存在风险，但是风险并不等于危害。他认为目前的问题是转基因产品研发单位和生产者承担的责任过低。针对目前的情况，建立一套可靠的安全评价机制和监管体系可能是当下较为重要的应对方式。他希望能够像对待医药公司一样对待转基因研发生产单位，对其产品有一套安全评价和监管模式。同时宋敏还认为转基因安全不能够一概而论，对其评价要分别进行，针对个案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就转基因食品整体讨论安全不安全。

　　5.2 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是否存在共识

　　而在科学传播系统中，与科学共同体处于同层次的其它共同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认识，甚至立场和认识会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一些企业立场比如孟山都等大型农业公司不仅从事着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研发，还进行技术和产品推广，这类公司的立场是十分支持转基因食品推广的，而且大力宣传转基因食品的优点和安全性；而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绿色和平组织的立场则十分担忧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其官方网站就曾宣称："转基因作物与食物的生产将会变成一场灾难。"此外，绿色和平组织还对孟山都等大型农业公司的做法进行批驳和揭露，甚至举出这些跨国巨头不光彩的历史，比如孟山都公司生产了有毒的除草剂而不告知其实际危害，以及大量生产越战中的"橙剂",却隐瞒了"橙剂"和二恶英会对人与环境造成重大且持续的危害。其大量产品中含有多氯联苯，生产的转基因作物中使用了Bt毒蛋白。

　　传媒的立场则更加多样，传播转基因食品安全者有之，传播转基因食品不安全者也有之；依据客观真实的原则进行事实报道者有之，断章取义和以讹传讹者也有之。

　　其立场往往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虽然很多媒体也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进行报道，但是也有一些媒体，或者成为大财团公司的传声筒，或者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声称转基因食品存在的危害，以此搏人眼球。特别在新媒体环境下，自媒体准入门槛低以及网络的匿名性特点，其使得一些网络公共媒体平台上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更加混乱。由于缺乏基本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一些公众账号毫不负责地造谣传播，危言耸听，甚至煽动对立情绪，这些噪音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尚存在不确定性的科学传播有害无益，也加深了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误解。

　　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1号文件"中指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国务院"1号文件"首次将加强转基因科普写入，也正是由于一些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误解。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问题，在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声音出现之前，往往谣言就会传播，而谣言的传播就会加深人们对科学问题的误解，甚至引发社会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务院"1号文件"才会专门提到加强相关问题的科学普及。

　　5.3 媒介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的社会功能

　　5.3.1 环境监视功能

　　媒介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在像转基因食品安全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传播议题上，其社会功能更得以充分体现。

　　无论是媒体还是意见领袖，媒介的每一个组成单元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都发挥着环境监视功能。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前沿技术，其高度知识化、安全不确定性以及动态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媒介需要通过不断地接触相关信息与前沿发展情况，通过获取信息、了解情况，对技术发展与其影响下的社会环境进行不断监视。对环境的监视也是传播的基础环节。绿色和平组织与崔永元等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的深入调查就是一种对环境的监视，通过媒介进行调查与发布，发挥环境监视功能。

　　5.3.2 讲解功能

　　媒介通过获取相关信息进行环境监视的同时，还要向社会进行传播与发布。这就是报道与讲解。对于复杂化、专业化的科学问题，媒体和意见领袖除了要对相关问题和事件要进行报道或发布，还要对其进行讲解，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以及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便科学问题和自己的观点能够被受众理解和接受，达到科学传播需要的效果。正如崔方之争中各方对转基因以及相关问题的论争，就是通过媒介向社会传播与发布自己观点的过程。通过发挥讲解功能来表达和影响其他受众，这是媒介在科学传播中的基本功能之一。

　　5.3.3 接收反馈功能媒介通过向受众进行科学传播的同时，又会接收来自受众的信息反馈。通过接收反馈，既可以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反映受众的反馈信息，加强社会对动态环境的认知，媒介自身又可以通过反馈信息调整和修正传播行为，以求在未来的科学传播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崔方之争的各方通过接收对方与受众的意见与反馈，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或者反驳，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行为与传播方式，以求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5.3.4 记录功能

　　在媒介环境监视、讲解、接收反馈的过程中，媒介的行为又是对社会的发展和科学传播活动的一种记录。比如通过对崔永元方舟子微博论争事件的记录，这个事件概况与论争所集中的问题得以记录保存下来，这为以后的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指导人们应对未来科学前沿问题的不确定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5.4 媒体与意见领袖在科学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媒体对某事给予的强调越多，报道越多，公众对于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往往也就也就越高。特别是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之内，对于某事的持续报道产生的效果也更为明显。

　　即使科学传播中媒体不能够决定人怎么想，至少能够通过报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

　　比如媒体对"黄金大米"事件的报道和崔永元方舟子的微博论争的报道，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除了媒体通过报道实现议程设置功能，一些研究转基因技术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一些不从事转基因技术研发的个人也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并通过意见领袖的角色进行着议程设置。在自媒体发布信息的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所以自媒体发布者也作为媒介的一份子实现议程设置功能。这些个体不仅有我们每个人身边爱好科普的朋友，还包括一些名人，这些名人作为意见领袖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发声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意见领袖们各持观点，互相论争，通过引起广泛关注，来完成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这也正是崔永元方舟子微博论战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直观图景。

　　具体说来，转基因微博论战的主角之一方舟子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得到充分证明的。方舟子虽然近年不再从事一线的科研，但是作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者，这位科普作家对于转基因食品方面的问题十分关注。而崔永元作为论战的另一方代表，其对于问题的关注也引发了大量媒体和网友的关注。虽然他们的论争并没有说服对方，也尚不足以说清转基因食品安全与否，但是两方各有知名人士作为意见领袖发生论争，足以引起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本身的关注，甚至引起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这个论争声音不断扩大的过程，本身就是在进行议程设置的功能。

　　这种议程设置功能对于人们重视科学前沿问题也有直接的帮助。就整个社会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科学问题如此关注；科学前沿问题往往是复杂的、难于理解的、距离个体日常生活很远的。即使科学问题涉及到了食品安全，值得人们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地沟油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如何鉴别地沟油，如何避免食用到地沟油；对于这种复杂的且不确定的科学问题，虽然其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但是真正长期关注此事的公众并不多。但是通过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起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或者持何种观点，对于问题的关注就是议程设置的意义所在。

　　论争事件的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事件引发人们的不断关注。比如开始的微博论战，到后来的媒体报道崔永元离职央视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以及崔永元赴美日拍摄和发布转基因纪录片，2014年1月方舟子状告崔永元等事件，这些事件的发展都将公众的目光拉回这个议题，成为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关注的焦点。

　　5.5 科学共同体和媒体的"把关"作用

　　由于科学共同体对外部的传播机制既不如其内部传播机制完善，也不如媒体和意见领袖与公众的接触那么频繁，所以其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把关"作用，专业领域内的科学传播者缺位，使得"把关"的效果也出现了弱化。这种现象在崔永元方舟子微博论争之前表现的更为明显。在崔方微博论争之事引起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之后，一些较少抛头露面的业内专家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使得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转变。

　　媒体的"把关"作用也是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把关"的过程实质也是一种取舍，当然这种取舍应当在公正客观的基础上进行。媒体内部缺乏专业领域的传者，其与科学共同体又没有形成良好和默契的互动机制，所以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报道不够深入、"把关"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问题。媒体的报道多以对事实报道为主，且稿件内容重复率高，传播效果也大打折扣。而一些自媒体发布者由于外部缺乏监管和内部缺乏自律，往往对事实进行夸大，甚至制造谣言。这些"噪音"的出现与快速蔓延，同媒体的"把关"作用缺失也有关系，媒体包括自媒体应当具备基本的分辨能力和"把关"意识，进行传播环境的自净化。

　　5.6 科学共同体和媒介对"知沟"的影响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知沟理论"（Knowledge Gap Theory），这一理论是指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这就是知沟理论的诞生。现在的"知沟"已经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者中，还存在于知识差异和专业背景差异者中。

　　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社会成员可以更大量、更频繁、更便捷地接触到信息，这加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所需要的知识可以通过检索得到，它们不再被知识阶层垄断。但是普通公众与科学共同体间的知沟是明显的，甚至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在知识构成和话语体系上也存在着差距。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专业性特点，弥补知沟也并不容易。

　　虽然自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及1995年我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国民的整体知识水平和科学素养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的理念也深入人心，但是对于科学知识理解、学习、科研基础能力的培养是需要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单就每一个普通公众而言，这种差距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比如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从事过相关理论学习或者进行过相关研究的公众，即使学习过生物学，也未必能够对其有十分准确的理解。而科学研究分支的不断细化与科学研究更新周期的缩短，使得学习过相关知识却有一段时间不曾接触相关领域的公众也无法对其发展前沿下定论。那么对于一般公众，则更是如此。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确实为人们缩小知沟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对于比较复杂问题，公众在没有科学工作者指导的情况下还是难以深入进去，而且加上科学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变快、研究专业性加强、专业知识呈几何数级增长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众与科学前沿问题的距离。

　　传播技术与传播手段的发展只是科学传播缩小知沟的重要条件之一，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传播者的传播能力。共同体和媒介作为科学传播的主要传播者，肩负此重任的能力还有待提高。现存的问题主要在于共同体更加专业化，在共同体内部传播机制相对而言是较为完善的，而向共同体外传播机制却不完善，这方面的科学传播也缺少向公众比较通俗且详尽的解释。且由于固有知沟的存在，传播效果还要再打折扣。

　　而媒介传播者，无论是媒体还是自媒体发布者，都缺乏专业的队伍，很多媒体人是文科专业出身，科班出身的记者也多是新闻等文科专业，人才队伍中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传播者较少，研究转基因技术领域而后从事媒体活动的传播者就更少了，这种现状也为传播带来了阻力。

　　当然，这种差距是可以通过加强业务素质和人才队伍建设来弥补的，比如崔永元方舟子微博论争中，方舟子因为崔永元的文科背景而质疑其与之论争的能力，而崔永元恰因为方舟子的质疑，执意要将问题研究透。

　　从事件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崔永元的调研过程中，由于不具备转基因领域的专业背景，调研起来存在很大阻力，但他的这种勇于参与、勤于钻研的精神，和他为调研所付出的努力，既可以让公众加深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识，也是对非转基因专业背景出身的广大公众的一种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