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及治理研究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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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乡村人口流动治理困境探析 
【第一章】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及治理研究导论 
【第二章】小丁村空心化问题 
【第三章】农村人口外流的好处
【第四章】小丁村人口外流的问题 
【第五章】农村人口外流治理办法、建议与思考 
【结语/参考文献】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一章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的对象--小丁村，是华北平原众多村庄的一员，既普通又有自己的独特。说它普通，因它和别的村庄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夜，其它村庄快步向前发展，它也奋力追赶，尽管有时看上去如此不情愿；小丁村的特色，是拥有自己的历史，紧邻咆哮奔涌的黄河，还有难以撼动的历史传统。

　　从古到今，农村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都唱主角，勤劳智慧的农民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推动者。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持续发展，人口流动也日益频繁。从人口流动的整体来看，流动的主体为广大农民，流动的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镇，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大量农村人口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其给农村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从各个层面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农村的和谐、繁荣、稳定是基础，这要求农村不能是一个封闭的代名词，而是要逐渐向现代化转型。经济全球化是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置身于事外，否则会被这股潮流所淹没。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

　　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加深与完善，农村不但不能逃避其带来的压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还要迎面接受这股浪潮，农民想要转型成功必然要经过这股浪潮的洗礼。这股浪潮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有：首先，大量的农民流向城市，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其次，一个个传统宁静的乡村势必会被外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过去的文化传统、习俗、地域与村治方式将会被迫改变。

　　当今社会变化，日行千里，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对传统农村来讲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仅仅因为农村人口外流，就产生了“蝴蝶效应”.农村人口流动加大，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准，也改变了乡村原有“熟人社会”的特质，人们产生疏离，彼此变的陌生，青年的踪迹消失的无影无踪，尽是老弱的身影出现在乡村的街道。乡村出现的种种变化，让人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含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在何处，乡在何方，怎样治理变化中的乡村，成了很多人驱之不去的疑惑。当人口流动改变了农村原有生存模式和政治生态，传统村庄在现代化的巨变中如何更好的发展，怎样把所谓的种种“问题”化腐朽为神奇，美好结果的助推器是否藏在村民的生活中，藏在研究者的文献里。如何推动有效的村治，从学者到政府，都对这一议题引以足够关注，这也是农村问题研究成为显学原因之所在。因农村流动人口对乡村治理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在农村人口流动这一变量下，探讨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各个要素产生的影响，面对影响提出相应治理方法与问题思考。

　　二。选题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村人口外流日趋活跃，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给农村带来了很大问题。伴随着这些问题的产生，政府和许多学者都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在已有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对流入地的研究很多，对流出地进行系统研究的还很少。其次，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有的是在国家制度层面，有的是针对不同省份之间的比较或是一个县、市、乡镇的范围进行探讨，而以一个乡村这样微观层面做探讨的不是很多。本研究成果希望弥补以上存在之不足，用实例的方式展现农村人口流出地区乡村治理出现的问题。以此，为类似乡村治理提供借鉴或为研究提供详细的案例，以实现乡村善治。

　　（二）现实意义：

　　根据 2013 年 9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3》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 2.36 亿人，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在 20 岁之间就已经外出的比例达到 75%①。总体来讲，近些年来的人口流动趋向大体还是由西部向东部转移，从乡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大规模的流动，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给农村带来了发展机遇，也产生了治理困境：一是农村人口外流，很多人对耕地进行抛荒，冲击着农业基础地位，威胁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二是农村人口流动使农村精英流失严重，有的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三是人口外流使原有乡村的秩序遭到重创，甚至解体，动摇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性。这些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和问题解决的紧迫性。

　　乡村治理成效事关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城镇一体化进程中，农村仍将是大部分人的安身之所。短时间内农村人口大量城市化是不现实的，我国在短期内没有向城市大量转移农村人口的可能。

　　①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其主要功能是保持稳定而非讲求效率。农村保持稳定，城市快速发展，农村城市的一静一动，相得益彰，这是治国的辩证法。“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体面进城，农民越来越少，农民不再需要农村这个保障，且中国不再需要农村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的现代化才算完成。②”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要达到贺雪峰教授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这一目标还有很长距离。所以，三农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对农村问题进行持续的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有效的乡村治理，治理的主体则离不开世代生活在乡村的村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面对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探讨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治理路径，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该选题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人口流动的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于有关人口流动的研究有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国外学者关于人口流动相关的研究

　　巴格内人口流动理论。“人口流动”这一词汇起源于社会学。早在 19 世纪，人口学家巴格内（D.J.Bagne）提出了解释人口流动原因和动机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③所以，那些不利于人们生活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就成为了推动人们离开原居住地的推力，与之相反，那些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社会经济因素，就成为了人口流动的拉力。在本文中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就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水平较低的推力与城市较高社会经济水平的拉力所造成。

　　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是社会流动理论的先行者，其代表作为 1927 年发表的《社会流动》。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发展的越快，其流动率越高。索罗金把社会流动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个基本类型。垂直方向的社会流动是指上下排列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在我国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的动力就是“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一个人从社会底层变为社会的上层，这就是索罗金所讲的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指横向流动，这种流动是个人或社会团体根据上下关系在同一水准社会地位的变动。例如所谓的“门当户对”既是这种水平方向的社会流动样式。与此同时，索罗金还把垂直社会流动划分成封闭型和开放型两种，形成这两种不同的形态，是由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在开放的社会，垂直流动能够有效进行；在传统社会，各阶层有严格的制度或礼制限制，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就会很难跨越社会等级的界限，垂直流动就会受到制约。

　　索罗金对社会流动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在社会流动的影响方面，为后人继续研究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索罗金也注意到战争、革命、自然灾害等历史事件对社会流动造成了很大冲击，历史事件会打乱职业分层体系，加速阶层之间的循环速度等，但是后来的学者所强调的重点已与其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人忽视了职业流动与社会流动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以当前我国农村人流动人口的现实状况来讲，大量的农民奔向城市，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实也是一种职业之间的流动。所以，我们现在重新研究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仍然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

　　布劳和邓肯的社会流动理论。紧跟索罗金对社会流动和职业流动研究脚步的是布劳和邓肯，他们采用路径分析技术建立了所谓布劳或邓肯分析模型，分析美国的社会流动和职业流动。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描述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资源路径：个人如何通过职业地位获得相关社会资源，从而决定个人在社会中的阶层地位及其社会流动的方向及可能。②其中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资源因素分为：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先赋因素是个人主观所不能选择的，与出生背景相关的各种因素。每个人的父母，无论王侯将相还是寻常百姓，都不是凭个人意愿所决定就是很好的说明。自致因素则是靠个人后天教育、机遇和努力所取得。布劳和邓肯也得出，越是工业社会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所起的作用就越弱；越是传统型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强。③从布劳和邓肯的理论可以看出，人们通过流动获取更多的资源，改变了自身生存环境，在个人职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有很大提高。通过对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可知，在农村参与流动的人群不但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很多人还成为新时期的农村精英，没有参加流动的人则往往是老弱病残，两者之间对比鲜明。所以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利用个人努力、教育等获致因素提高自身的发展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帕金的社会流动理论。英国学者帕金为 20 世纪中后期重要的“新韦伯主义”学者。帕金发展了韦伯的“社会封闭”概念，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关系与流动类型联系起来。韦伯认为，社会封闭是指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集团企图将奖酬和机会限制在合适人选的有限范围内，以此使自身获得最大利益。帕金使这一概念进一步深化，其认为社会封闭是通过内固和排他两种机制促使社会结构的形成。排他作为社会封闭的一种形式，所具有的作用为稳固现存分层秩序，而内固则是对现存分层体系的一种潜在挑战。而且，帕金提出，社会流动是一种政治安全门阀，对政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社会阶层之间顺畅流动为底层社会提供了有效发展途径，即通过一个人后天努力来改变所处不利的生存状态。社会也如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气脉顺畅身体才能健康运行，所以这种社会流动减弱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固化程度，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2）国内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理论

　　从新中国建立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基本上没有大量的自由流动，更多的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如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 80 年代，大量民工潮的形成，对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才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赵树凯先生把农民流动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之初至 1988 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变，但没有专门的研究。第二阶段是 1988 年到 1992 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民工潮，引起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但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第三阶段就是 1993年以后。这一阶段不但有大量学者而且相关政府部门都参与到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之中，产生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1994）、杜鹰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1997）、黄平等人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1997）、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1998）、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2000）、李强的《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2003）等。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农民流动的状态研究，如农民流动的动因、组织、就业状况、劳动力市场以及农民在流动中自身的改变等。

　　特别是在有关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方面，徐勇教授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农民流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①另外，陆学艺把农民流动出现的原因归结于 80 年代以来出现的三大变迁。

　　一是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获得了对劳动的支配权；二是社会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三是 1984 年国家启动城镇体制改革，放宽了对城镇个体经济发展的限制，并对城镇商业服务业进行承包制改革，引发了体制外就业空间的发育和扩大。

　　（3）乡村治理综述

　　治理内涵研究。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一词，原意主要指控制、引导或操作。②到了现代，“治理”概念的提出最初源于应对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随全球化问题的凸显，“治理”便又被提出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③“治理”作为政治学研究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机构和学者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世界银行在 1989 年给出的定义认为，治理是一个公平和透明的公共事务规则才被接受的合法权力，是管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威。④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Governance）即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面的总合，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需求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性过程。”⑤雷纳特·梅因茨把“统治失效”作为研究“治理”概念的起点，他认为，统治是一种行动，而治理是一种社会协调模式或秩序。梅因茨说：“统治观是与行动者相联系的，是有意识地选择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遵从有利于行动者或负责人的互动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统治客体的活动是作为统治行为的反映物而表出来的……就是这个有选择性的统治观使得将‘统治’和‘治理’区分开来成为可能”⑥国外有些学者还从集体行动、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治理”理论。

　　在国内，俞可平教授对“治理”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其认为“治理”的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⑦通过上面分析，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治理就是为了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活动即为治理。⑧概括来讲，治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它是一个过程，并非一整套既定明确的规则或制度，也不特指某个具体的活动或行为。第二，这个过程建立在参与者合作与协商的基础上。第三，参与者不特指某个群体或集团，表现出极大的多元性。

　　何谓乡村治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外交流的频繁，九十年代“治理理论”随之在我国兴起。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最早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的学者提出。对于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基于个人的不同认知，对这一概念定义的侧重点也不相同。贺雪峰教授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①党国英教授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乡村政府或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治理主体的生产方式、组织机构、治理资源的整合以及它和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

　　徐勇和张厚安认为村级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存阈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的目的的政治活动。③我们从各位学者对乡村治理的界定可以看出，虽然每个人对其表达的形式各异，但是其实质都是乡村治理主体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自主管理的过程。

　　村治模式研究。乡村治理的目的在于推动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这就要求乡村对其自身进行自主管理，也就是说乡村治理主体要有能力应对乡村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此确保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有序。上世纪 80年代初“村民自治”在农村悄然兴起，“乡政村治”的格局也逐渐形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政村治”暴露出来诸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几种关于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一是肯定乡镇机构政权性质、支持村民自治的观点，可称作为“理想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期望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理想”的飞跃，持这种观点的是以徐勇教授为代表的“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和徐增阳教授的“乡派镇政”模式；与之持反对意见的是对我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和理论进行批判，甚至对象征机构的政权性质加以否定，进而提出总体上可称作“去村民自治”的观点。其代表是以于建嵘教授为代表的“乡村自治”模式和以沈延生教授为代表的“乡治·村政·社有”模式。④一些学者还提出乡村治理模式的三种新提法：以于建嵘和沈延生教授为激进派，其主张撤销乡镇政府，建立自治组织，充实和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中介组织；以贺雪峰、徐勇为改良派，主张不能完全否定“乡政村治”,应该在改变现在模式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良，以求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保守派的代表则是以金太军、欧阳雪梅教授为代表，该派认为现在的“乡政村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只要分析出问题所在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对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进行一些调整，其还可以继续为我们的乡村治理服务，而不是将这一制度抛弃⑤。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06 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以来，中国乡村的治理环境已非往昔。过去乡村治理都属于政府“单中心”治理乡村社会的范式。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范式转型，重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乡村治理结构要从“单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以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①。

　　乡村治理的方法。设定了乡村建设的美好目标，如何去实现，以怎么样的方法才能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这是乡村问题研究者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对这一主题的看法。中国自古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人数在各行业中都是绝对的大多数。传统的治理方式为：一是不断强化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固有联系；二是不断强化宗法制度，维护封建礼教的神圣地位，巩固维系家元共同体精神的纽带。②这种治理方式，我们可以称其为“乡村硬治理”.根据统计，在 201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51.27%,这一数字意味着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进入了城市社会为主的历史新阶段。“农民的终结”催生了“乡村软治理”的学术命题，所谓乡村软治理，就是多元乡村治理主体在协商民主的治理平台上，以软法和软权力为主要治理手段，以农村社区文化、人心和价值观念为重点治理对象，更多地运用调解、协商、讨论、指导、说服、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等柔性手段，形成治理合力，不断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精神、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需求，共同治理好乡村社会各种公共问题的治理方式的总和③。另外，在乡村治理中除了正式制度，半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所扮演的角色，很多学者都花了很多笔墨。除了杜赞奇提出乡村治理的“权利的文化网络”,这些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④。因半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的作用还被学者总结出两种治理方法：隐蔽治理与简约治理。吕德文认为“曾经被国家权力广泛深入的乡村社会，非正式的治理实践不同于正式的治理实践，它无法制度化，却嵌入于乡村日常生活中，有存在的合理性。由于这一治理实践无法制度化，因而它是一个无法完全控制的因素，又因为它根植于乡村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乡村社会的变迁将直接影响这一治理的实践性质。这是一个隐蔽的乡村治理，与公开的乡村治理一道，共同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总体状况，并间接决定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状态。”

　　黄宗智教授首先提出“简约治理”,在《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决定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的最后，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简要概述，“中华帝国在其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性交汇点上的实际运作，则寓于半正式行政的治理方法、准官员的使用以及政府机构仅在纠纷发生时才介入的方法。由此，我在这里提出”集权的简约治理“的概念。新时代对福利国家的需要当然会使旧有的简约治理传统的部分内涵成为过时，但是简约主义中的半正式行政法以及国家发起结合社会参与的模式，也许仍然可以在中国起一定的作用，在其追求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个角色”②。

　　从人口流动的视角看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徐勇、徐增阳在《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2003）中分析农民流动对政治社会动因、后果、不同的乡村治理格局对农民流动的影响，以此把握农民流动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性。李伟的《论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农村村民自治的影响》（2005），作者从经济、组织、文化基础和功能发挥等方面展开、说明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

　　钟海《农村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对策》（2007），作者认为随着人口流动的扩大，不但没有给乡村带来现代化，反而使农村陷入“治理性困境”.贺雪峰的《论人口流动对村级自理的影响》（2007），提到人口流动产生了人口流动的村庄和人口流入的村庄，这两类村庄为人口流动的方向不同，而具有不同特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学者们不管提出怎么样的乡村治理，都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实现乡村的稳定繁荣，为了伟大的中国梦而贡献心智。

　　四。资料来源

　　该论文资料收集的时间大致集中在 2014 年的 4 至 8 月份，资料的来源也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由档案和文献构成。包括小丁村所在县市的档案和县志，以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为主题的研究专着和期刊资料。

　　第二部分，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的资料。笔者在 2014 年 7 月份在小丁村实地调研一个月，收获颇多。这些资料主要是对小丁村村民进行访谈，实地观察的方式获取。访谈的对象包括现任小丁村两委成员、村里种粮大户代表、外出打工回村人员、原村两委成员、外出经商回村人员、部分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小卖部的经营者、乡村教师等。

　　五。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在理论方面，收集流动人口、乡村治理研究的相关着作、研究报告、期刊和学位论文等，以期对目前乡村流动人口研究有大致的了解；在背景资料方面，广泛查阅、收集和调查与小丁村及其所在县市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书籍、报告和报道；（2）数据分析与定性研究。通过选定乡村流动人口与乡村治理作为研究背景，深入实践，对该村进行实地调研，对于小丁村近年来流入流出人口等相关信息进行加工，通过表格、图形予以展示；在数据分析获得了经验材料以后，采用定性研究，通过特定的范围内的相关数据统计、分析，来验证观点，提高结论的说服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修正相关的观点。（3）逻辑分析方法。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逻辑分析方法，首先提出小丁村人口流动的现状结构，然后分析由此带来的挑战，最后探索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总结出笔者对于乡村治理中人口流动的具体对策。（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我国建设新型城市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来探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与农村如何实现双赢，从实践出发来检验和发展理论。（5）个案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是一种从整体上来处理一个课题的方法，它通过详细地调查一件实例来了解这一实例所属的整类个体的情况。本文就是以小丁村为例，基于农村流动人口的个案研究来了解、窥视整个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农村治理困境，以期起到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知微见着的作用。

　　六。小丁村基本情况介绍

    小丁村位于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腹地 J 市，距离所属县城有 25 公里。地处温暖湿润半湿润地区，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小丁村东面与西面是田地，前面与村庄相邻，滔滔不绝的黄河水就在村子后面流过。小丁村对黄河的理解与感触，爱与恨的滋味，比起远离黄河的其它村庄来说体会的更加深刻。因过去黄河水的泛滥，造成河堤决口，常使小丁村大多数村民的房屋被冲成河道，黄河水给村庄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播撒了福音。我国的农业生产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更何况是在传统社会。靠近黄河，有“近水楼台先得月”

　　的先天优势，农业灌溉便利，即便遭遇洪灾，洪水退去，沉积大量泥沙，致使土地更加肥沃，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村子里没有工业厂房，也没有所谓第三产业，农业种植一直是该村的主要产业，整个村子都充斥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村庄居民分布的错落有致，被马路、水坑、小树林分成了好几个片区，好像一个个小岛，村里面以仰首挺胸的白杨树为主轴，占据着屋前房后，守护者村口街边。特别是夏天的小丁村远离市井的喧嚣，一把躺椅，一杯淡茶，休闲纳凉，就能体验到朱熹笔下“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的意境。

　　小丁村的最早的建设者是在明朝初期，来自山西省洪洞县的移民。现有村民760 人，有 12 个姓氏，从村庄姓氏迁入的顺序，可以展现村庄的发展历程。根据村里的老人讲，在村里有几个老姓消失了，外来姓氏又不断入住进来。新增的姓氏中，像闫家迁入的原因是，因为宗族大姓的欺负而迁到小丁村；陈家和肖家，一个是旧社会的大地主，一个是共产党的逃兵，都是投靠亲戚来到小丁村；刘家原来居住在临近村，因为五十年代河水泛滥，失去土地，来到小丁村。他们能够在小丁村落户生根，除了以前村里面有大量的黄河滩地以外，更重要的是村民醇厚朴实与包容，即便是政治或者自然环境掀起多大的波澜，都没有改变村民的这种宗亲互助习俗与怜悯的情怀，这种淳朴的民风，为经历人生磨练的外姓人提供了安全港湾，陪伴他们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在村里所有姓氏中，其中八个姓氏有自己的族谱，不过大多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修订的。因为没有祠堂，族谱一般是放在有声望的老人家里，过年的时候把族谱挂起来，以供家族子弟祭拜。

　　现在，外面各种新鲜事物，一波一波地冲击着村里的传统与习俗，有的传统节日不过了，连过年都让村里人打不起精神，但是宗族意识依然挺立不倒。一个姓氏，不论远近亲疏，每个村民都是三拜九叩，非常虔诚的祭拜祖先。大年初一的第一碗水饺，都要端到族谱前，同时口里念道：“太爷爷、太奶奶，过年了，吃水饺”.

　　没有出五服的被称为“一家子”或“近门子”,每个人和谁是一家子从小就刻在了心里。大年初一每个小辈都要向长辈磕头，即便是年过 70 多岁的老人，如果自身是小辈的还是会向同龄高辈分的磕头拜年。现在年轻人向老人磕头，老人都会说：“不要磕头了，都什么年代了”,但如果小辈的没有跪下，老人会在心里念叨到明年这个时候。外界可能觉得“封建余毒”太深，但小丁村人认为这是礼法，没有了礼法，就没有了规矩，就没法做人。村里很多人觉得，只有把头低下去，才懂得谦卑，心才变得宽广，才能磨练成个君子。

　　小丁村 18 到 55 周岁的轻壮劳动力有 405 人，这个阶段绝大多数人都在外务工经商。小丁村村民的收入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农业收入。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是该村的主要农作物，当地是土壤大都是沙土，过去村民大量种植花生，现在因为收益原因，逐渐被大豆玉米所替代；二是打工经商的收入。外出打工经商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外主要依靠体力劳动从事某种职业，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在夏收秋忙季节回家务农；另一种是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举家迁到所在县城，这一部分将近 40 户，占小丁村总户数的 1/4 左右，他们从事销售，甚至有的经济能手办起了实业。现在小丁村耕地面积为 611 亩，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耕地，依靠自己的土地过活只能达到温饱的水平，即便现在已经了取消农业税，而且每亩地还有几十块钱的农业补贴也是如此。所以外出务工，特别是外出经商的村民直接就把小块耕地种上了杨树，大块的耕地就转租给愿意种田的留守村民，每年给多少粮食或给现金都是由口头商定。从 90 年代初开始就开始有人外出经商，98 年开始有人外出打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势力逐渐形成风潮，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出自外出打工和经商这两种渠道。小丁村外出打工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建筑，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干厨师及其它行业，每人每年的收入也各不相同。根据调查，每人每年大致在 40000 到 80000 人民币之间。不管干什么行业，他们提出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外工作辛苦。特别是建筑业，其不是按照小时制，而是按照工作量领取工资，很多人为了多完成工作量，通宵达旦，加班加点，吃大锅饭，睡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其中的不易可想而知。尽管如此，继续外出仍然是他们的唯一选项，因为与货币带来的压力相比，体力劳累要轻松的多。接下来就是村里外出经商的农民，尽管他们的收入有高有低，但是一般的都在二十万左右，很多人都开着轿车，在城里买房安家。总的来看，尽管务工不如经商那么风光满面，但也进入了小康，吃喝不愁，买车又建新房，只有那些出不去的村民，显得黯然失色，没有生机。

　　过去村里面只有一家小卖部，在村子的正中央的十字路口处，主要卖的是油盐酱醋茶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个小卖部也是信息的发布中心和村里的人群据点。村里的大喇叭安装在了小卖部里，村里的什么信息都是有大喇叭向村民通告。

　　随着时间的迁移，大喇叭的传出的信息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过去主要集中在交公粮，交税费，还有在喇叭里一遍一遍地传出不交税的后果是什么。现在交电费打广告成了它的主要功能。每当商贩进村卖东西，都会先开到小卖部，给老板一支烟，帮忙在大喇叭上喊几遍，基本上是免费的广告，小商小贩都乐此不疲。小卖部是“市场”,也是小丁村的“人场”.一年四季小卖部都是云雾缭绕，因为牌场就在室内，老人牌、麻将齐全，四个人坐着玩牌，四周的看客则围成了人墙，有的还激动十足，急切地要指点江山。

　　根据国家规定：村总人数不到一千人的村委会为 3 人，人口不到 500 人的村庄要对其进行合并。小丁村现有人口不到一千人，但也超过 500 人。所以现有村干部共三人，书记一人，主任一人，妇联主任（兼会计）一人。村主任常年外出务工，村里真正履行职能的只有书记和妇联主任两人。现在在任村干部的平均年龄在 51 岁，都为初中文化，干了有两届，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两届干下来，村里财务收支平衡。村里大小事务基本由书记“一肩挑”,书记对村里的大小事务还算尽责，在村里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小丁村村民有事只找书记，不知有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