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
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理性提升探究
【第一章】
公共事务整治中农民公共价值观优化分析导论
【第二章】
农民理性变迁及其阶段性特征
【第三章】
农民理性对公共价值观念影响的研究模型与量表设计
【第四章】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理性与公共价值的实证分析
【第五章】
公共事务治理中优化农民理性选择以提升公共价值的路径
【参考文献】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民众公共观念研究参考文献
4 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理性与公共价值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选取了湖北省五个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方面比较典型的村庄。总体上看，实证分析发现五个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理性呈现出多元叠加的态势，公共价值有待合理培育。相关性检测发现，农民理性与公共价值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回归分析发现，公共理性、交易理性、个体理性和关系理性，它们对公共价值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4.1 研究区域概况与调查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选取了湖北省张湖村、王岗村、刘家村、黄家村和李山村作为样本村①。张湖村和王岗村隶属于随州市广水市。张湖村属城乡结合部，全村耕地面积约 2000亩，共 507 户，2886 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8600 元。得益于广水市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状况总体较好，水电路能满足需求，有线电视、通讯和互联网已基本普及，建有阅览室、广播站和文化活动广场等。王岗村是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全村耕地面积约 1870 亩，共 355 户，1484 人，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农业企业发展迅速，2012 年达到人均纯收入 8300元。得益于新农村建设，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大为改善，水电路能满足需求，有线电视和通讯已普及，互联网在快速发展，建有阅览室、广播站和文化活动广场等。刘家村和黄家村隶属于宜昌市夷陵区，两村相邻，并临近镇政府。其中，刘家村有耕地面积 242 亩，共 565 户，1618 人，以农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8700 元；黄家村有耕地面积 1272 亩，共 817 户，2186 人，以农业、旅游业和服务业为主，2012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8426 元。得益于三峡工程建设和区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两村的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良好，水电路条件优越，有线电视和通讯基本入户，互联网在加快建设，文化设施齐全，义务教育条件不错，文化生活较为丰富。李山村隶属于荆州市石首市，位于湘鄂两省交汇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该村有耕地 966 亩，共 225 户，817 人，以农业为主服务业为辅，2012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6800 元。村庄基础设施建设还出于起步阶段，除主干道外的大部分公路尚未实现硬化，电、通讯已入户，自来水、有线电视尚未完全普及，基本没有互联网，建有阅览室、广播站、活动室、活动广场等。
此次实地调查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展开。问卷填写采用调查员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着重了解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农民公共价值观念状况。在样本村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按一定比例抽取样本，排除家中无人、无力或不愿接受调查的农户。调查共发出问卷 1200 份，收回问卷 1185 份，甄别有效作答问卷 1098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1.5%.个案访谈对象是在家的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着重了解村庄治理的变迁和典型个案的公共价值观念状况。调查的基本情况详见表 4-1.
从问卷调查样本构成看，男女比例在构成上是 54%:45%,基本持平；在年龄构成上，中青老三个年龄段均有覆盖，但中老年人（41-60 岁）为主的占受调查者的47.6%,原因在于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均外出务工，但具体村庄之间存在差异，工商业旅游业较发达的村庄以及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村庄青壮年大多在家乡附近谋业，相对偏远的村庄则外出务工较多；从教育程度上看，学历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都占被访者人数的 65.6%,这与大多数受访者的年龄相符合；被访者中，绝大多数是普通村民，占受访者总数的 82.2%;在人均纯收入方面，万元以内是主体，这与各村庄的实际经济情况相符合。
4.2 信度与效度分析
4.2.1 信度分析
信度又称可靠性，表明测量之可信度。本文在信度衡量方法上采用系数值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值来验证同一概念下各测量项目的内在一致性。一般认为，探索性研究量表整体 Cronbach's alpha 值大于 0.6 就能够认为其具有较好的信度，其中各分项目的值若小于了 0.35 则表明信度不高，必须拒绝采用。通过对全部农民理性量表的可靠性分析可以确定，其总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是 0.61,通过表 4-2可以看出，各具体题项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居于 0.57-0.6 之间，这表明农民理性量表的可靠性程度可以接受。
通过对整体公共价值量表的可靠性分析，确定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8,通过表 4-3 可以看出，各具体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 0.8,说明公共价值量表内部一致性强，可信度较高，具有适用性。
4.2.2 效度分析
效度又称有效性，主要分为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又称表面效度或逻辑效度，如果研究计划所希望探讨的内容与测量的内容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则可以认为内容效度是较合理的。此次研究开发的量表是以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相关文献为基础进行设计，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小范围预调查、专家论证并据此对量表进行了完善，所以此量表有着较为合理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主要反映量表能是否符合所预想测量的变量，因子分析方法是检验问卷结构效度的有效方法。
农民理性量表的 KMO 抽样适度测定值为 0.711>0.600,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1633.771,自由度为 66,显着性水平 sig.=0.000<0.01,表明它们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 12 个项目中抽取四个因子，根据这些题项所反映的维度，与设想的交易理性、个体理性、公共理性和关系理性完全符合。这些因子的方差累计贡献率也达到了 54.313%,且因子载荷较高，表明农民理性量表结构效度良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详见表 4-4.
公共价值量表的 KMO 抽样适度测定值为 0.878>0.600,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9087.926,自由度为 231,显着性水平 Sig.=0.000<0.01,表明它们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 22 个项目中抽取 6 个因子，根据这些题项所反映的维度，与设想的信任、民主、协商、文化、公平和秩序吻合。这些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4.576%,且因子载荷较高，表明公共价值量表结构效度良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详见表 4-5.
因子分析可以发现由于调查村庄均处于转型进程中，在价值观念、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等方面，均存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中国与西方的交织，分化与冲突或融合的态势共存，折射出多元化基础上的地方性共识的特殊重要性。结合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我们可以发现：从农民理性的表征层面看，基于传统的关系理性和基于现代的交易理性并存，交易理性略占优势；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和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理性并存，公共理性略占优势，这既体现了中国农村转型的阶段性特征，亦体现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场域性特征。从公共价值的表征层面看，信任、民主、协商、文化、公平、秩序同时起作用，且作用力十分接近，表明农村公共领域开始呈现出初始生长态势，农民之间以及与政府、社会基于协同的利益联结和情感联结初现，前期农民的原子化趋势开始出现转机，依托公共领域而伴生的新型互助合作网络值得期待。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4.3.1 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农民理性状况
总体上看，社会变革与转型进程中的村庄，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交织，现代制度规则执行不力与传统制度规则依然有影响的现象并存，多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多元、异质、不均等特征。与此相关，农民理性似乎突破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出现具有异质性的交易理性、个体理性、公共理性和关系理性的阶段性叠加特征。个体理性主导的农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公共理性主导的农民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主导的农民追求介于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共同体利益最大化，只是前者遵循现代行为逻辑而体现为契约共同体利益，而后者遵循传统行为逻辑而体现为血缘、亲缘、地缘共同体利益，显示出以契约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文化与以关系理性为内核的传统文化的区别①。
（1）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个体理性。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仍是不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阶段性特征。问卷调查显示，体现个体理性的 3 个题项中，村民同意题项内容的比重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56.9%、50.4%、46.8%,接近或超过了半数（如表 4-6）。村民在访谈交流中普遍认为，应“先搞好自己的事，才能办好村里的事”,一些老人感叹“现在不像从前了，大伙都各搞各的，都顾着自己赚钱”.基于市场交易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延伸到了村庄公共领域，这说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阶段，发端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村民更为关切个人经济利益的得失，在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乡村公共精神培育滞后的条件下，极易伴生“无政治阶层”,不仅村民是无组织化的个人，而且不时以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思维逻辑来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滋生诸多不和谐。
（2）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公共理性。以政治利他、爱心、奉献等公共价值信念呈现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初现生长态势。问卷调查显示，体现公共理性的 3 个题项中，村民同意题项内容的比重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79.8%、81.6%和 78.7%（如表 4-7）。村民在访谈交流中多认为村庄建设离不开大家，村庄建设好了对大家都有好处；有村民说“如果做对集体有好处的事，即使自己损失一些也没关系，只要大伙都能受益就行”.村民公共精神和集体观念初现说明，随着城乡倾斜发展战略向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型和新农村建设战略举措的稳步推进，农民的主体性意识和公共性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开始尝试作为新农村的主人行动起来，推动公共理性走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的低谷而呈现出新的生长态势。
（3）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交易理性。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互利合作原则开始占据主导。问卷调查显示，体现交易理性的 3 个题项中，村民同意题项内容的比重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73.3%、78.4%和 71.9%（如表 4-8）。在访谈交流中，大多数村民认为只要对自己和集体都有好处的事情大伙都愿意配合村里搞建设，办符合老百姓意愿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合作。村干部如果不为村民办实事，下次选举就不会再投票给他。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 5 个村庄，现代性开始占据上风，村民开始成为有限度的理性政治人。现代性的嵌入使村民意识到，村干部选举、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等治理活动，应遵循权利与义务一致、公平、平等等原则，村民的公共参与开始与公共利益的分享相联。
（4）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关系理性。社会资本最大化在人际交往中的认同度高但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下降。调查显示体现关系理性的 3 个题项中，村民同意题项内容的比重分别占总人数的 88.2%、62.1%和 68.1（如表 4-9），验证了村民访谈交流中普遍看重人际关系、“人缘”好坏和“人情世故”的现象；在转型村庄中，传统基于血缘的关系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影响依然存在但呈下降趋势，如何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资源形成共识以服务于村庄公益事业就成为值得研究的议题。
4.3.2 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农民公共价值观念状况
信任：纽带作用突出。信任是农村社会维持人际关系，促进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互惠的基础条件。问卷调查显示，信任的五个题项中，村民选择同意的分别占 51%、57%、63.8%、48.7 和 52.2%（如表 4-10）。走访村民的过程中，大多数认为“和讲诚信的人交朋友更可靠”,“乡亲们之间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合伙办好事”,“不讲信用的人在村里搞不好关系”.这说明，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不仅能够形成一种约束来规制村民行为，而且能够减少村民合作成本，实现共赢。
民主：民主的生长以不均衡态势不断推向深入，其中参与范围和参与广度是基础，主动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是关键。问卷调查显示，民主的五个题项中，村民选择同意的分别占 76.8%、58%、49.9%和 62.2%（如表 4-11）。访谈交流发现，村民对与切实利益密切相关和事关村庄长远发展的重要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很高，对与己无关的一般事务较为冷淡，对日常管理事务则倾向于由村干部依据规则来办理。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推进，村民已能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村庄所有的公共事务，但不排斥关键信息不对称等所导致的形式参与和非实质性参与现象，且村民大多会依据是否与己相关和是否重要来有选择地参与。
协商：重要性日显，但质量有待提升。问卷调查显示，协商的 4 个题项中，村民同意的比重分别占 54.9%、39.5%、38.7%、38.5%.选择不确定的村民分别占 24.9%、44.3%、44.9%、42.6%（如表 4-12）。这说明，村民对于协商的认识尚处于较模糊的状态，虽已意识到协商在村庄治理中的重要性，但村庄治理实践中协商过程的不完善导致村民又表现出对于协商的怀疑态度。访谈中，有村民表示“村里重要的事情一般都要大伙开会讨论，我们也愿意参加村里的会议，但感觉自己说了不算。”还有村民认为“组织大伙开会沟通是好办法，但有时开会就是走过场，后来大家都不愿意去了”.这些看法也透露出了村民对协商的这种矛盾心态。
文化：需求显着提高，但供需矛盾突出。问卷调查显示，文化的 3 个题项中，村民选择同意的分别为 36.2%、41.9%、29.2%（如表 4-13）。访谈发现，农村文化生活近些年有了很大的丰富，不再局限于棋牌、歌舞等形式。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文化向农村社会的辐射，村民的文化需求也显示出了多元性，但村级文化建设滞后于村民需求的情况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则限制了村民文化需求的释放。有些村民明确表示“村里举办了一些文化活动，但大多是好长时间办一次。大伙一般晚上都会自己组织一些活动来锻炼和打发时间”.
公平：诉求强烈，但衡量标准各异。问卷调查显示，公平的 3 个题项中，村民同意题项内容的比重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68.7%、43.6%、47.4%（如表 4-14）。访谈发现，村民普遍认为，“村里的决定对每个人应该平等要讲公平”,“村里有不公平的事情，大伙就会提意见，找干部说理”.不过，在衡量标准问题上，虽然抽象意义上的标准目前人人平等被普遍认可，但遇到具体村庄治理事务时，何为公平，何为不公平，不同的村民意见分歧很大，一些村民往往强调的是对自己的公平或对熟人的公平。村民的这种态度表明，公平这种价值观念仍具有现实根基，但公平的规则建设亟待加强。
秩序：和谐是主旋律。和谐的农村社会秩序是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得以健康发展的条件，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避免社会问题和冲突。问卷调查显示，秩序的三个题项中，村民选择同意的分别占 59%、67.6%、73.4%（如表 4-15），比例很高。访谈发现，村民普遍希望维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认为有序的社会环境不仅有助于村庄发展，也关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村民的越矩或违法的行为，既可能面临被法律追究的风险，也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
4.4 农民理性对公共价值观念的影响分析
4.4.1 相关性检测
为了探索农民理性与公共价值观念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首先设计农民理性与公共价值观念的综合变量。本文构建综合变量的方式是通过将每个因子值乘以其方差贡献率后相加得出。因此，农民理性变量的值，其计算公式为：农民理性=公共理性因子×0.1506+个体理性因子×0.1432 +交易理性因子×0.1336+关系理性因子×0.1159;公共价值观念变量的值，其计算公式为：公共价值=信任×0.1247+民主×0.1190+协商×0.1145+文化×0.0995+公平×0.0961+秩序×0.0920.
得出的农民理性与公共价值观念两个综合变量后，运用 SPSS 软件对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 4-16 所示：Pearson 系数为 0.408,单侧检验表明，两者在 0.01水平上显着相关。因此，农民理性与公共价值观念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农民的理性选择优化对公共价值观念的提升整体上具有促进作用。
4.4.2 农民理性各构成要素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作用
回归分析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侧重于考察变量之间的数量变化规律，其目的是研究因变量和一个或多个自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同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可以比较各个自变量的影响力大小。
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是农民理性对于公共价值观念是否存在影响，因此回归模型的构建以反映农民理性的构成要素（即个体理性因子、公共理性因子、交易理性因子和关系理性因子）为自变量，以公共价值观念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从自变量中找出对因变量最具有解释力的自变量来建构一个最佳的回归模型，以观察农民理性各构成要素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作用状况，具体结果见表 4-17 和 4-18.
上述两个图表显示：回归模型调整后的确定性系数为 0.200,这说明农民理性整体上对公共价值观念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该模型在 0.01 水平上统计显着。在以0.01 为显着性水平的情况下，公共理性因子、个体理性因子、交易理性因子和关系理性因子均进入模型，回归系数（B）均为正值，表明它们对公共价值观念的正向作用是成立的。从标准系数看，四个因子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理性因子（0.331）、交易理性因子（0.270）、个体理性因子（0.109）和关系理性（0.085），标准系数越高表明其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作用越大。
4.5 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对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整体关系结构显示，农民理性选择的整体优化能够显着提升公共价值水平。公共理性、交易理性、个体理性、关系理性对公共价值均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现阶段亟待对具有多样化、异质性的农民理性进行整合优化，克服前期在诉求意义上过于关注集体主义至上的高标准和在实践意义上多流于农民自发性理性选择的弊端，以强化其对公共价值的正向效应。
第二，公共理性主导农民的公共价值追求，交易理性保障农民的公共价值选择，个体理性助推农民的公共价值选择，关系理性调适农民的公共价值选择。值得关注的是，农民个体理性与公共价值观念正相关的研究结论，证伪了学界已有的两者之间负相关的研究结论。究其原因，一是研究场域具有公共性特征，客观上要求农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有机结合；二是个体理性存在激发农民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一面，合理引导就可能成为农民公共价值选择的现实动力，因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亦可以反过来提高农民个体的公共福利。
第三，现代公共理性和交易理性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促进作用开始占据主导，传统关系理性的促进作用最小。农民公共理性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促进作用最大，从侧面证实了理性的重叠共识中的政治价值与其他价值之间具有充分包容的和谐一致的已有观点，表明调查村庄中农民公共理性与公共价值追求之间的契合度较高，这是提升农民公共价值水平的核心思维与行为逻辑支持。农民交易理性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促进作用次之，彰显其规范价值和可持续意义。处于转型期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场域，一味伸张个人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必将造成“公地悲剧”,反之要求农民公共利益至上而无视个人利益则可能导致效率的双重流失。交易理性中以信任为基础的契约合作，为私利与公利的协调提供了法律支持。农民个体理性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促进作用再次之，显示现阶段在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活动中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性。考虑到个体理性与公共价值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性，需要努力提高农民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契合度，从而实现个体价值与公共价值的共赢。农民关系理性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促进作用最小，表明传统理性选择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当然，传统社会遗留因子仍在发挥效力，且社会资本资源亦值得挖掘，以缓解现代化所造成的人际交往的功利化取向和情感淡漠，强化社会关系纽带。总之，调查村庄出现了公共领域的初始生长，农民公共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进入关键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