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建立合理有效的公众参与型公共政策传播机制
目前，我国公民个体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主要形式是听证会、媒体热线、市长信箱、领导接待日等，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往往变成“搞形式走过场”,无法收到良好效果。“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位和虚位根本上是由于政府向社会分权不够，或者说决策权力被政府垄断造成的。”[10]因而要打破这种垄断，让公众进入权力运行各环节，就必须使公共决策走上法制化道路。首先，建立健全公众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在完善社情民意反馈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听证制度、民意调查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参与制度，如公民代议制、质询制等。其次，拓宽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通过政务公开，明确公共决策议题的设置应来自社会自身的迫切需要，实现公众的知情权；优化政务网站，开辟“政策论坛”、“问吧”等网站专栏，倾听公众的利益诉求，调适公共决策与公众个人利益的冲突；第三，建立政策争议协商对话机制，组建由社会研究团体、政府部门、“舆论领袖”共同组成的专门机构，以其独立、客观的身份对争议问题展开调研、分析，把控公共决策的权威性和话语权。第四，制定公共政策绩效的社会评价机制，满足公众监督权，使公众参与成为公共决策错误纠偏的重要环节。
（二）网民：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理性思维意识
通过网络论坛、微信、微博获取资讯、休闲娱乐、宣泄情感，已经成为网民的生活时尚和趋势。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着截然的区别，它既可以将各种信息迅捷、直接的传送到个人，也可以将个人的想法、言行传输出去。由于缺少“把关人”,这些数以万计的网络信息中充斥着大量虚假、低俗、片面、偏激及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内容。而这一切又极易对网民思维观念形成负面影响。因而，加强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网民的理性思维意识是提升公众参与公共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
加强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首先要培养网民的理性思维意识，即引导网民辩证地看待网络言论。其次，要教育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自由观。自由表达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力，可是这一权力是相对的，网民行使个人的表达权时，不能损害其他人的表达权，即在公共决策讨论中，不能对持不同观点的一方进行人身攻击，更不能以网络舆论进行“媒体审判”.
需要指出的是，加强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不应局限于普通网民，也应该包括各级政府中的公务人员。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和工具，需要通过学习来了解其传播规律，掌握其使用方法。加强公务人员的新媒介素养，扫除传播技术障碍，已成为影响公共决策效果的一块短板。
（三）媒体：净化传播环境，确保“言路畅通”
目前我国网络传播环境堪忧，一些新闻网站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抛弃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吸引网民的点击率、谋取单位私利，或采取断章取义的方式将问题“焦点”化，或违背新闻真实性而故意造谣、传谣，刊发、播出一些未经核实或道听途说的信息，误导公众、危害社会。西方国家更是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话语霸权，对我国网民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力度进一步加大、方式更加多样化、行为更加隐蔽化，网络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阵地。如西方媒体利用“郭美美炫富事件”恶意攻击中国的慈善救援制度就是典型案例。因而，净化网络传播环境已成为政府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公共问题。要建立网络追责制度，对造谣、传谣、恶意炒作的网民要责令其消除影响，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也应追究发布平台的责任，限期整改，并及时向网民通报、澄清事实；对恶意攻击、煽动网民的网络大V不仅要禁言，还要销号。进一步疏浚网络问政渠道和扩展互动平台，清理政府“僵尸网站”,开设官方微博、微信，打造“网上问计”、“政策问吧”等交流平台，运用网上民意调查、网民投票等方式，促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进程。
（四）专家：成立学术共同体，规范专家评议机制
耶鲁大学法学家罗伯特·波斯特认为，允许大众说话，是让民主可以运转起来，解决的是民主正当的问题；而让专业的声音表达出来，是为了让民主更有效率地运转起来，解决的是民主胜任的问题。公共政策讨论中，这两个维度都不可或缺。[11]让专业的“声音”表达出来，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学者在公共决策讨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应从利益角度出发，而是基于专业知识。然而，公共决策过程中，学者往往被冠以行政职务头衔，如院长、所长、主任等等，这就将专业表达和利益诉求混杂在一起，而这正是网民质疑“砖家”的主要原因所在。因而对于学者来说，首先，他应独立于政府，是专业知识与科学的代表，同时也要防止“跨界”学者出现；其次，基于专业知识的表达，是应该能揭示公共政策及其与之相关现象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论断；第三，为避免因学者的权威性影响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应由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学者组成学术共同体，以评价、解决决策过程中的专家争议。
网络时代没有网民参与的公共决策，其正当性无疑会受到社会的质疑，甚至是公众的抵触，而规避网民强制介入公共决策，不仅需要培养网民的理性思维意识，也需要政府建立合理有效的公众参与型公共决策机制，以及学者“求真”的专业表达。
注释：
[1][3]张淑华。新媒体语境下政策传播的风险及其应对[J].当代传播，2014（5）。
[2]刘雪明、沈志军。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4]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86.
[5]姚凡。太原网络约车将迎来发展“春天”[N].山西经济日报，2015-11-30.
[6]顾啸涛。交通部官媒回应“新政违背互联网精神”:网约车依然是出租车[Z].澎湃新闻网，2015-10-23.
[7]袁国礼、钱卫华。闯黄灯行为以教育为主，暂不处罚。
http://auto.qq.com/a/20130107/00043.htm.
[8]潘庸鲁。网络民意对刑事审判的影响[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2）。
[9]这些年，有关 PX 项目的那些争议[Z].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50407/3856060.shtml.
[10]蒋俊明。利益协调视域下公众参与型公共政策机制建构[J].政治学研究，2013（2）。
[11]王昀。学者该如何参与公共政策讨论：一个经济学者的视角[Z].
http://culture.ifeng.com/a/20151110/46183904_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