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我国政府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1 我国政府和社会管理改革背景

　　2008 年，时值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当时中国政府推出了许多行政性措施，抵御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大波动；同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众志成城以及集全国之力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后，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控为特征的 “中国模式”被西方国家大肆宣扬，很多中国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在怀疑和否定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其实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看，他们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也是出台一系列政策进行管控的（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尽管当前有学者对“中国模式论”的存在性及其褒贬存在异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一直在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全、不够市场化，政府的管控过于微观、力度过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还必须持续下去，而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的改革必然与市场经济的改革要同行。

　　在对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验总结中，由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物质资源、使用廉价劳动力、利用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出口等一些列不可持续性方式的基础上，国家提出了当前要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但是，当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关键就在于首先要改革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体制性障碍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度和力度。

　　2 政府改革探析

　　“九五”计划之后，我国首次出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提法，且之后的 20 多年时间中， 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被以不同形式多次提出（如“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

　　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目前将近 20 年的时间，我国政府仍然是将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利握于己手，而在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发挥效用。 各级政府为了自身绩效，很容易盲目性地用手中握有的权利去支配资源配置以促进 GDP 的增长，这又进一步造成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这是造成资源浪费、 效率低下的实质性原因；再则，权利过于集中且缺乏监督机制又进一步导致了腐败的滋生。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国的改革之路首先应该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应下定决心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改革需要有“顶层设计”。 学者吴敬琏也指出：“我们的执政党需要在“顶层设计”上作出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教育系统等等。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指出：“由于权力寻租和腐败的侵蚀导致了南亚国家的流乱四起、 社会溃败，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政府的权利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以及没有受到监督，因此少数人有机会利用公共权利牟私（印度则是典型的腐败国家）。 ”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政府的定位上，我国的政府应该将自己视为“平衡效率与公平的一个第三方组织”。 在此讲对这一观点予以解释：一则，市场经济必然是讲求效率的；二则，社会主义社会更多的诉诸是公平；再则，将政府视作第三方组织而言：它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多为有所少为，它应该是一个将市场和社会放在最核心位置的第三方组织。 正因为如此，政府部门的改革方向应该是面向平衡效率和公平的第三方组织进行。

　　3 政府与市场关系探析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冲击，为了消减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2009 年政府出台了“4 万亿投资”刺激经济的计划， 从政策实施的短期效用看，这的确是成功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样看起来似乎政府强有力地干预确实有效。 但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内需增长一直乏力；另外，依靠对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只会进一步加剧结构性矛盾。 而这一矛盾，在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外需继续增长，内需举步不前，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在供给结构上表现为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政府不可能进行持续性的投资行为，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可以依靠出口来弥补国内消费不足，但是任何经济的增长没有内生性因素而仅靠外部力量是无法为继的。

　　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市场上存在垄断和非充分竞争， 且市场难以规避这一弊端；②单纯的市场调节难以弱化外部性的影响； ③公共物品配给问题； ④市场难以兼顾效率和公平；⑤市场不能确定和控制宏观经济总量。

　　既然会出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 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在关系上至少应做到如下几点：①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政府应进行严格支配， 尽力做到公平；②逐步退出微观经济活动，并加强自身监管能力；③通过制定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经济总量平衡。

　　通过以上三点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政府与市场的缺陷，同时能将效率和公平做到有机结合。

　　4 社会管理改革探析

　　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并且在发展程度上还出现了区域化的差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省一带）由于国家政策扶持及区位优势，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成熟。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央政府应该在政策上保持一定的地域平衡性，各级地方政府应完善非营利组织的培育管理制度，对于挂靠于行政部门的社会组织应在其职能范围内鼓励开展合法业务，使其逐步独立（这种独立应该是其自身地位的独立以及其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在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使其真正具有社会性）。

　　近年，西方国家在“政府再造”的实践中提出了 “公共服务民营化”， 其对于我国的适用性以及将其中国化地运用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体制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民营化主要是指政府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到市场机制中，其目的是克服“政府失败”，提高效率。 民营化的优点主要有：降低生产、服务成本；提高质量、给予公民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等。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在进行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时候应注意以下几点：①首先政府应先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民营化行为， 注重加强监管能力；②项目公开招投标，民营化过程透明化；③制定备用方案，一旦当前实施方案无法继续应立即更换；④对于准公共物品（如国防设施等） 基本上不应进行民营化改革，而纯公共物品则应逐步让其走向市场化、民营化。

　　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关键在于政府首先要鼓足勇气进行自我改革。 中国的公共管理要走出一条“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道路，“强政府”并不是一个“管得宽”的政府，而是政府要通过宏观政策以及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使得政府在总体的控制力上有助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强市场”并不是说我国应该走上完全自由竞争型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时常出现政府干预的状况，强市场应该是一个在受到严格监管下，各个经济活动主体处于合理、有序竞争状态的市场经济；“强社会”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自治，它应该是一个能够与政府和市场进行适度平衡，做到对二者的有力监督以达到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吴敬琏． 国营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不相称［J］．创新科技，2011（7）
　　2 吴敬琏．政府应该下决心自我改革［J］．沪港经济，2011（8）
　　3 冈纳·缪尔达尔． 亚洲的 戏剧［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2
　　4 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