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文本资源及其解读方式与效果

　　米尔恩指出: “解读马克思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就此而言，从文本学视角探寻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文本资源及其解读方式与效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创新有着重要意义。

　　一
　　
　　在任何学说的承传历程中，对经典文本的误读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普遍存在。早在马克思在世之时，已经预感到对他的文本的错误理解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他曾尖锐地批评过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
　　
　　与此同时，他还毫不留情地将矛头对准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他的理论文本进行教条主义解读的倾向，他冷峻地指 出: “我 只 知 道 我 自 己 不 是 马 克 思 主 义者。”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误读，既源于解读主体普遍存在且挥之难去的历史性迷障与“先入之见”，更直接导源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特殊存在状态: 在马克思的各种着述中，有关文学的论说虽然不少，但由于其经常散布在一些与文学并不直接关联的着述中，这便使得马克思文艺思想具有了突出的文本遮蔽性特征。英国学者柏拉威尔在其《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便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马克思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的分析，是其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附带性产物”，而其对拉萨尔《济金根》的评论是在私人信件中“信笔挥就”的，所以，“马克思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美学论文，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扎实的正式文学批评”。

　　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一文本境遇，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从马克思、恩格斯追随者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早期尝试，到其后苏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势崛起，再到西马学者的多元化理论创新旨趣，及至当今西方后学氛围中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群体焦虑，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倾向于将马克思文本及其解读方式问题作为其理论出发点和首要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几乎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都充斥着对相关经典理论文本资源判定以及马克思文论文本解读方式的辩难或重申、断裂或接续。这充分表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资源的分类、判定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本解读方式的不同择取，本身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一个极为繁难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域，以至于英国剑桥大学德鲁·米尔恩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的前言中指出: “‘关于如何解读马克思’的理论是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形态的重要部分。”

　　返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近 80 年的发展史，学界多次重大论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有无体系的论争、文艺人道主义精神的论争、“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论争、“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争来看，这些论争大多都有着深刻的文本学背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马克思文论经典文本抱有“既成”与“在手”的先入之见，这些讨论便长期徘徊于理论原理的自行建构层面，对相关理论文本本身的反思考察，在此蔚为壮观的理论争鸣图景中恰恰沦为无关轻重的附带点染，坦率来讲，这种文本学研究的实质缺位状态，使得在学术乱战中自清尚且不易，更遑论产生理论的“创新”与“拓展”。

　　文本学研究维度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无法逃避的基础性命题。尤其是正确处理“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辩证关系，其实质就是正确处理相关文本资源以及此文本资源与历史境遇的辩证关系，因此，无论是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文论经典文本的“重读”、“回归”和“走近”，抑或是近几年学界热烈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命题，文本学视野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反思与创新，都将为上述命题的深入推进奠定坚实的文本学根基，进而确保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开展。

　　二
　　
　　文本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反思研究在国外学术界并不鲜见，其至少包括两个重要的研究维度: 一是从文本存在状态角度着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资源进行整理与性质判定，客观来讲，这一命题的展开，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漫长过程。从早期来看，尽管如人所说，“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家人、战友和同志、学生以及其他同时代人曾写下大量的回忆性文字”，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文本的整理与搜集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论文本资源的整理，最初仍带有很强的尝试性色彩。在这些成果中，由里夫希茨等人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是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专题摘编，由于该书“力图揭示马克思真实的美学并进一步发展它时”，“获得了一个真正历史的系统方法”，因此正如有学者所作出的评价，该书问世“充分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有系统的美学思想的”，它为后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本资料基础。

　　20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教条化，欧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本学的辑录与分析又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法国学者弗莱维勒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英国学者柏拉威尔撰写的《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一书等，可谓是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以德国学者吕贝尔为代表的“马克思学”研究，在学术界也引起了彼时人们对马克思文本的浓厚兴趣，而其后洛克曼、麦克莱伦、艾尔伯等人的着述，力求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共时性分析与比较，对相关文本性质、类型及其历史影响做出探寻，尤其是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论思想之关系的文本学考察、对马克思文艺思想与西方艺术之关系的分析，均突破了既往文本研究重于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局限，提升了文本学视野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理内涵。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对马克思文论文本解读方式的反思与判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就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

　　而对马克思文本解读方式的探讨，则一直伴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始终。事实上，在被马克思赞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便曾明确指出: 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把理论问题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紧密联系，从而使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成果自觉地参加人们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由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价值规定性的判定来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身，英国学者米尔恩指出: “马克思树立了用‘社会主义方法’来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权威”。

　　恩格斯之后有关马克思文论文本解读方式问题的具体探讨，是与上世纪初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密不可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缺陷，就是将马克思文本自足性作为相关研究的出发点，进而呈现出以马克思文本的内在解读为基点、建立一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科学的理论努力。葛兰西在其《“正统”的概念》一文中便曾尖锐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正统性”往往意味着理论生长的一切基本要素都包含在自身之中，它“不需要来自异己源泉的支持”，也不需要有“某种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支撑”。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文本的非自足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在其《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强调，“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

　　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文本观的批判，深深影响了其后西马学者对马克思文论文本的认知。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一书中便强调指出，其写作的目的就是“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而在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伊格尔顿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相关着者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也多有质疑，他们大多认为，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的历史科学，因此，在理论上它没有能力建构具体历史实践的‘局部的’科学: 确定地进入科学性，需要抛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自足的世界观的信念”，并使得马克思文本解读向其所置身的西方思想观念领域开放。《马克思与自然概念》一书作者施密特就曾指出，当我们要解决一些马克思的理论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用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来‘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在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阿尔都塞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对马克思文本性质与解读方式进行系统反思并颇有建树的理论家。在他的《保卫马克思》以及他与巴里巴尔合着的《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文本问题表达了大致三个重要观点:其一，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断裂的位置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由此马克思文本必然划分为两个部分: 1845 年断裂前的“意识形态”理论部分以及 1845 年断裂后的“科学”理论部分。其二，阿尔都塞提出了马克思文本解读过程中批判性的“征候阅读法”。其三，阿尔都塞还提出了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标准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

　　阿尔都塞突出的文本学视角与方法，对后世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资源判定与解读方式论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长期以来着重经典理论文本的内容阐发，文本学研究视域在学术界便长期处于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在国外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界越来越重视“文本学解读”的研究，使之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生长点。

　　与之相比，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本学研究尚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可以说这一论断是基本符合事实的。也正是基于此，有必要从文本学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诸问题，由此彰显文本学研究之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性意义:

　　其一，长期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对马克思文本资源始终处于“感性直观”的、文献学辑录层面的初级状态，缺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性质、类型、特征的判定及对其学术史影响的研究，这导致了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整体合法性的持续质疑。而对于文本学研究来说，其“主张在文献编辑与考证的基础上，对原典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因此其对文本的自觉反思意向，使得相关研究中一些被遮蔽的关键问题，重新敞亮在我们的学术视域中，成为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契机。从文本角度的表现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资源同样不是浑然一体的构成，而是形式上的“多样性”与“本质上的连续性”的辩证统一，这样，探究马克思文本、恩格斯文本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文本之关系，乃至上述多种经典文本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也构成了一系列左右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发展的文本学问题。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本学研究，并不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的考证与分析，而是应当同样关注经典文本的解读原则、解读方式及其历史效果等问题。在这里，由于“文本所蕴含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布展开来的，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的获得，于是，读者的‘支援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读过程”。
　　
　　这样，有关马克思文论经典文本的研究，本身也必然具有较为明显的阐释学色彩，也正是基于此，国内学者马建辉明确倡议:现阶段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释读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推进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学，以确立起其基本的阐释理论、阐释逻辑和阐释原则”。

　　然而，这里必然涉及另一个前提性问题，那便是马克思的理论是否和阐释学理论有内在的相容性，换言之，阐释学理论是否能够直接被用来解读马克思的相关文本?

　　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直接套用西方阐释学理论来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解读的做法恰恰是成问题的。因为在阐释学那里，“理解的任务首先是注意文本自身的意义”，因之“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

　　而就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文本是介入理论的方式，而理论是介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由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与西方阐释学不同，马克思有关文本解读的价值立场并不停留在文本意义自身，而是努力实现着文本意义探求与现实价值的历史性接合，也正是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解读方式进行文本学反思的同时，不能忽视对阐释学方法本身作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反思，须知，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不仅是阐释学层面的文本意义的还原或申发，而且还应是介入历史建构与现实改造的重要方式。只有运用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哲学观之上的文本学研究方法，才能科学地分析与评价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的历史流变与解读效应，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创新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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