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勰的“养气”说谈创作的“自然之道”

　　多年来,在"龙学"研究中,刘勰的"养气"说似乎是一个被冷落、被忽视的课题,而对《神思》、《风骨》、《体性》、《物色》等篇的研究却非常多.

　　究其原因,大抵是因为在刘勰之前早已有各家"养气"之说,因而无开创之功; 再者是因为人们多将《养气》归类为创作论,而创作论的核心篇目是《神思》,故而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其实从创作论角度看,《养气》与《神思》有着紧密的承接关系,是创作论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1]( p.248) 的论断,认为作者的精神活动,也就是为文之用思,是受"志气"的统辖和控制的; 此后,又专门写作《养气》篇,"所以补《神思》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2]( p.204) ,可见两者关系之密切.因此,《养气》篇是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和探究的.

　　一、关于"气"的界说

　　"气"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最初的哲学范畴逐步进入文学、艺术等领域,"气"的涵盖面不断地扩大和丰富,可以说"气"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是运用最广泛、最具亲和力的概念.而要对《养气》篇进行分析,就应该对"气"有一个初步的理解.

　　广义的"气"有多种涵义,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四种:

　　首先是指宇宙自然之气.它使宇宙天地间充满生气、活力、生命力 ,也使宇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充满生气和活力,诸如山水风云、日月星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

　　其次是指生物生命之气.庄子在《知北游》中指出: "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3]( p. 254) 战国至汉初所形成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已有有关生理之气的论述: 认为人类是整个世界的特殊组成部分,禀天地之气而生,依四时之法而成,人体内包含有天地阴阳之气和五行之气,构成人体的生理之气,生理之气是人体生命的物质基础.以上的"气"指的就是生命之气.

　　再次是指古人从自然之气而引申的精神之气.它包括人的品质道德、人格情性.孟子有"知言养气"之说: "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是一种主观的道德和精神修养,周振甫先生扼要地把它概括为一句话: 孟子"所说的养气就是培养一种正义感".

　　最后是指由人而引申到文,从而提出的"文气".魏晋时期文学与文论进入自觉时代,曹丕提出"文气"说,第一个将"气"由人到文,从哲学领域引入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他的《典论·论文》首开以"气"论文之先,响亮地提出了"文义气为主"的主张,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就为刘勰的"养气"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刘勰《养气》篇中的"气"就带有自然元气和生理之气的特征,但是刘勰没有仅停留在自然元气与生理之气的基础上,而是进一步涉及到"气"与"志"、"神"的关系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自然体气和顺利进行精神性的创作活动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可以说,"养气"之"气"指的应是"志气",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

　　总之,在刘勰之前,"气"的概念已具备了从自然之气、主体性情之气到文体之气的流动、衍进、回环呼应的确定内涵.在这种条件下,刘勰大规模地以"气"品评诗人文人的才性、精神风貌、创作特性、审美胸怀,既是对前代"气论"传统的逻辑延续,又是对曹丕气论的完善、丰富和发展.

　　二、刘勰的"养气"说

　　刘勰的"养气"说到底是什么? "养气"说与文学创作又有何关系?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也是《养气》篇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其一,作家的生理之气.刘勰认为,作家的生命之气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文学创作的顺利进行,必须以作家健康强盛的生命状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为前提条件.《养气》开篇就说: "昔王充着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造哉! "[1]( p.372) 这是以王充的体验来说明"爱精自保"与精神活动的关系.

　　王充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养气之篇"虽已失传,但从其《论衡》中仍可以看到一些与"养气之篇"相近的内容.如《论死》篇中说: "人之所以聪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气也.五藏不伤,则人智慧; 五藏有病,则人荒忽,荒忽则愚痴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则五藏之气无所托矣.所用藏智者已败矣,所用为智者已去矣."这就比较明确地把人的智慧、精神与所谓的"五常之气"联系起来了,说明了"五藏不伤,则人智慧; 五藏有病,则人荒忽"的道理,因为"五藏之气"是借托"五藏"而存在的.

　　刘勰论文深受王充这种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以此为理据阐发为文用思与养气的关系.他说:

　　"夫耳目鼻口 ,生之役也; 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 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

　　此性情之数也."[1]( p.372) 这就是说,耳目鼻口这些生理器官,是为人的生命活动所役使的,而思维活动与言辞的用运,则由人的精神所支配,亦即为精神所用.因而,顺应着心意和情绪,恬然自得地去运思、写作,那就会事理明白而情思舒畅,无损于"五常之气".如果过分勉强地钻研、思考,则会精神疲倦、气力衰微,有伤于"五藏"而累及"五常之气",使人"荒忽"了.这样,就不利于文学创作甚至会严重阻碍创作的顺利进行.

　　那么,是不是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充沛的体力、精力,就可以获得"文思常利之术"呢? 不是的,体力和精力,在写作构思过程中,固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只是最基础的部分,以下两点更为重要.

　　其二,作家创作前的精神状态.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这种特点和规律需要作家在临文、构思之时,要进入虚静状态,使心腑清明澄澈,无杂念萦怀,亦无外力干扰,养成一种积极、专注的精神,轻松自如地致力于写作构思,从而推动创作的顺利展开.

　　《养气》篇云: "夫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这就表明艺术创作不同于研究学问的孜孜不倦,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追求的是精神的解放和自由.研究学问需要"锥骨自厉",而艺术创作者只有当创作者心平气和、神情舒畅,处于"从容率情,优柔适会"的最佳精神状态时,才能文思泉涌,灵感迸发.如果不具备这样虚静的心境,"销铄精胆"、"蹙促和气",违反自然之性,整日为杂念所扰,则易丧失灵感.

　　不仅古人这么认为,现代的许多作家都持有与刘勰相同的观点,他们的表述可能有所不同,但精神和心灵是相通的.着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时曾说过: "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大约要思路畅通,须是精力弥满,脑筋清楚,再加上风日清和,窗明几净,临时没有外扰败兴,杂念萦怀.这时候静坐凝思,新意自会象泉水涌现,一新意酿成另一新意; 如是辗转生发,写作便称为人生一件最大的乐事.一般'兴会淋漓'的文章大半都是如此做成."[4]( p.286) 作家王蒙结合自己创作小说的经历也指出: "写的时候不妨尽量放松一点,放松了,思维和内心的活动才能充分活跃、不受阻碍地进行……放松了,就不会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 "苦思冥想,惨淡经营,憋了半天,硬是憋不出来的情形也是会有的.但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放一放,有意识地培养培养创作的情绪再写". 不难发现,从古到今,那些最精妙的艺术作品常常不是创作者精雕细琢、刻意追求,而是在无意间凭着灵感的召唤得来的.正如陆游所说: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三,作家的文学修养.刘勰在《神思》篇中指出为文要用思,要有"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即后人所谓的"养其根而俟其实"的"根本功夫".这种"根本功夫"是在作者特定的生活境遇中,日积月累,长期涵养而成的,是文思得以广泛展开的基础.清纪昀在评该篇"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时说: "此非惟养气,实亦涵养文机."刘勰在《养气》中主张"学业在勤",称赞"锥骨自历"的学习精神,认为从事写作,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和见解.他在提出写作构思快慢不同的情况之后,又进一步说: 写作构思"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苦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在刘勰看来,写作构思无论是快是慢,是难是易,都要依靠学识的广博,才能的练达.学识浅陋,写得慢也没有意义,才智粗疏,写得快也是徒然.以"才疏"和"学浅"而取得成就的人,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把作者的才、学、识的修养与写作构思直接联系起来了,从根本上阐明了解决文思开塞问题的要义.刘勰的这一艺术创作理念与那句古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人对此有过很多相关的论述,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能读千赋,则能为之"、"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等.这里的"千赋"、"百回"、"万卷"、"百遍"含有一个读的"量"的问题,"熟"、"深"、"破"又提出了一个读书的"质"的问题.不达到一定的识记量,怎能产生质变.所谓"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歙张"( 郭沫若) 是也.古人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早就说明了积累的重要性.

　　三、创作的"自然之道"---率志委和

　　从刘勰的观点中不难看出只有"养气",才能使艺术构思进入感兴状态,使创作流畅.而要说到如何"养气",那么,"率志委和"说即是"养气"的基本实践方法,也是文学创作的"自然之道".

　　首先,了解"率志委和"说的本质."率志委和"落实到创作过程,具体方法就是"从容率情,优柔适会".优柔就是从容,是一种从容不迫、天真自然的情绪状态.从容不是漠然,不是消极回避,而是要求作者冷静而不失动力,沉着而不乏热情地对待写作过程中的情绪变化和情感波动,率情就是循着情感的方向.优柔适会则是以自然、从容、虚静的心理状态适应际会、兴会的需要.这里的"会"与陆机《文赋》中兴感之"会"是同一意思,指创作过程中的即兴状态或灵感迸发的表现.

　　《养气》开篇云: "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 此性情之数也."这就明确指出"率志委和"会使情感顺畅、说理明白,而过分的苦心钻砺则会使人伤神、气力衰颓,进而有碍于艺术构思与创作.宋朝的苏轼以诗言虚静、自然对创作构思的意义: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他把"虚静"观视为作者感物、通物、获得佳作的前提,这与刘勰之"率志委和"说是神理契合的.

　　无独有偶,清代着名戏剧家和理论家李渔,亦与刘勰同调,他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切身感受写成的《闲情偶寄·词曲部》中说: "开手笔机飞舞,墨势淋漓,有自由自得之妙,则把握在手,破竹之势已成,不忧此后不成完璧."这说的是文思通畅顺利的时候; 而如果思路不畅,"文情艰涩,勉强支吾",他也主张"不如不作之为愈".他说: "如入手艰涩,姑置勿填,以避劳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四,未有不忽撞天机者."显然,这与刘勰所谓的"意得则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是一脉相承的.近代学者吴曾祺也反对那种"神气沮丧,情绪不属"、"搔头抓耳,尘垢满爪"、"姑以成篇为事"的苦思冥想,主张作文要"适机".他指出: "行文有机,机之来如木之生春,水之赴壑,皆有自然而然之妙.固有一题到手,经营累日,而不得一字者,机未至也.此时,且不必遽着思想,姑取平日所喜文字,读之数十遍,胸中便有勃然不可遏之侯"; "然又必方寸之间,空灵四照,故能机来而与之应,此则刘彦和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盖不虚不静,则如一物横亘于中,而理之在外者,无自而入,意之在内者,无自而出.关键不通,皆足为机之害".在这里,吴曾祺所谓的"适机"之"机",与李渔所谓的"养动之机""忽撞天机"之"机",事实上都涉及到了构思过程的灵感、兴会现象,它虽不是文思通畅顺利的全部内容,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表现.应当说,这与刘勰所论"率志委和",如影随形,实为一体的.

　　其次,"率志委和"说受到中国古代一些文艺创作观的影响,与它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灵感.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灵感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和重视,因为灵感的出现能使创作者思维活跃,在艺术创作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古希腊曾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而中国古代没有使用"灵感"一词,但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已体会到了这种心理现象."情会"、"适会"( 刘勰) 、"兴会"( 颜之推) 、"天机"( 沈约) 、"灵气"( 汤显祖) 、"神理"( 王夫之) 等等,都是指的灵感而言.

　　陆机《文赋》云: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沓,唯毫素之所拟.方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和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7]( p. 170) 陆机所说的文思"开塞",其实就是创作灵感.虽然"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灵感不是作家的力量所能把握住的,但刘勰则认为,灵感的出现是靠培养的,他的观点就是"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

　　即顺着自己的自然的本性,取得身体、精神的一种调和.不要苦吟,一切以自然为高,这是刘勰整个《文心雕龙》的创作思想.

　　不同于西方"灵感"论的天才禀赋或神赐迷狂,中国的"兴会"、"感兴"、"天机"等灵感论述则是紧紧围绕着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来进行的.

　　如刘勰在《物色》篇所说: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主客体相互感应是灵感的前提.这就要求主体用"心"去体察万物,感会万象.而这些论述与刘勰的"率志委和"说正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虚静.唐代白居易有诗: "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冷由本性,怡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本应正始音.

　　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8]( p. 475) 宋代苏轼亦云: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9]( p. 303)诗中所云之意是把"虚静"作为创作者创作的前提."心境闲"、"空且静"的心理状态,能使创作者心灵自由,思维活跃,想象丰富,从而凝成意象,利于创作.

　　刘勰论"养气",目的在于求得精神"虚静",以"陶钧文思".刘勰"养气"养的就是虚静之气,是道家"虚静"以"养气"的思想在文论上的体现,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道家的"虚静"."虚静"注重艺术构思的心理境界,而"养气"则重在文学创作的审美境界,两者各有侧重."虚静"说与"养气"论之所以内在相通,在于艺术构思是文学创作的中心环节,文思是否畅通决定着文学创作能否达到"从容率情"、"率志委和"的审美境界.可以说,艺术构思的状态是文学创作的审美境界的集中体现,"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正是这种"虚静"状态的延续.

　　"养气"的关键在于"节宣","节宣"的目的就在于"清和其心,调畅其气",使作家的身心达到自由和谐的境界.心志清和,血气谐畅,就可以循心之所至,随意之所适,从容不迫、自然自如地进行创作.这是文学创作达到"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的审美境界的必要前提.

　　种种论述,都表明着一个意思: 艺术创作主体要保有虚静的心态,不被纷繁的物象所侵扰、所劳神,使得构思顺畅,想象深入,最终创作出具有深刻意蕴的艺术作品.

　　第三,自然."自然"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是一个重要的范畴,有着丰富的内涵.古代哲学中的"自然"意指自然而然,与人为相对,被看作世间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在被纳入文艺创作中后,"自然"即是要求文艺创作首先应该是有感而发的,不要矫情、造作; 其次在进行创作时要追求自然而得,无意为佳,不提倡煞费苦心刻意雕琢,以求得一种自然率真的平淡之美,舍弃奢华奇靡之风.如果心志清和,血气谐畅、身心和谐统一,那么,作家的心理活动就达到非常自由的境界,"神则以视无不见也,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可以充分自如地发挥创作才能,自然可以进行"寂然凝虑,思接干载; 消然动容,视通万里"( 《神思》) 的艺术想象活动.

　　宋代苏轼云: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意在强调"无意"而作.杨万里也以无意为诗为上: "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庚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10]( p. 817) 所谓无意,即是不要刻意,而是要自然.创作重在"自然",以"自然为宗"作为审美理想,这在刘勰《文心雕龙》中多处体现.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指客体实在的自然界,而是指审美主体的一种精神内涵及其表现出来的形态.文艺创作是创作主体表达情、志的精神活动,古代作家、文论家强调无意、自然,主要有两层意思: 一是强调情感的自然抒发.

　　创作者创作是为了"申写郁滞",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如张耒所云: "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一是强调创作过程中心态的虚静、自然.创作主体只有在自然的心境中才能自由地博观万事万物,并通过艺术创作表达所观所感.

　　因此,刘勰主张"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要求作家始终保持身心自由和谐的状态.在文思畅通之际,欣然命笔,"从容率情"; 在文思滞塞之时,断然舍弃,"烦而即舍"、"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保持充沛的体力和健康的精神状态,文学创作就能达到"刃发如新,凑理无滞"的崇高境界,即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那样"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完全"自然之道".

　　灵感、虚静与自然的创作观,在中国古代作家、文论家中的论述颇多.刘勰"率志委和"说与这些论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受前者影响,或作用于后者.因此,"率志委和"的提出并不是刘勰随意拈出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词语,而是与许多相关论述构成了我们民族独特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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