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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观发展演变、缺陷及其出路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5-01-08 共1985字
论文摘要

  1 “文以载道”观发展演变及其狭隘化倾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论史上,“文以载道”观纵贯始终。虽然“文以载道”的观点是在南宋才首次明确提出,但是“文”和“道”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多有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提出,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文学的实质是主客体的统一,客体在服从于主体的同时,又不丧失其本身的自然本性。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把“文以明道”正式提上了日程。韩愈在其《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过:“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其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涵盖的非常广泛。

  到了宋代,文学家们对于“文以载道”的强调达到了顶峰,他们大多是要求以“道”作为“文”的内容,但是他们各自对“道”的内涵的理解以及对“文”“道”关系的处理上又各有不同。在苏轼、欧阳修等人的文论中“,道”虽然是“文”的内容,但却并没有被紧紧束缚在儒家思想的传统领域里;而且他们“文”“道”兼重,提倡自然的文风,对于“文”的要求仍然很高。

  “文以明道”的说法被周敦颐发展为“文以载道”———他的《周子通书·文辞》中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在他看来,“道”专指道德,“文”专指文辞,实际就是要求文辞为道德服务,而且他所言之“道”也限定于“圣人之道”。

  2 “文以载道”屡遭批判

  明末清初乃至民国初年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充满着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激烈碰撞。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面临着西方文论和文学作品源源不断的强烈冲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学界从作家到作品再到文学理论,都处于西方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之下。

  在自身发展狭隘化和西方文论传入对其冲击的双重影响下“,文以载道”频频遭到批判。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我们采用了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概念,这种概念重视的是作品的审美性和娱乐性,强调“通俗文学”;但中国文化中所说的“文学”有着移风易俗、端正教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重视“典雅文学”。第二,文学家以及研究文学的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学”观念之后,都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事实上,当把文学与政治割裂开,而一味宣泄个人情感和追求娱乐的时候,不是文学本位的回归,不是文学地位的提高,而是文学地位的降低。

  3 “文以载道”何去何从

  在“万事”全球化的今天,交流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文化充分渗入,对中国文论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不能回避去借鉴西方文论中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应充分利用其成就来帮助构建并丰富中国当代文论。

  西方文论就其认真严谨及理论性、系统性来说,对中国文论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差异性往往包含着互补性,不同理论中互补性的东西若是被发现,也能建构起新的理论形态,产生飞跃性思维成果。西方文论对事物本来面貌的重视、对生活本质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的敬畏和积极对抗,对中国文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将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化阐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在言意关系这一脉“,文以载道”观也同样需要结合中西方文论的现代化阐释。这要求我们首先弄清楚“文”与“道”的内涵。笔者认为“,道”应是社会责任感和人类良心,而“文”则应是苏轼所言的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学及文学艺术。

  那么这就对文学发展的环境提出了要求———文学需要自由。

  古往今来,文学家的历史目的大致相同,都是为了用自己的话语建构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兴旺。他们通过文学来表达其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以其艺术家独有的敏感和人文关怀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去挖掘生活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探索更美好的生活。

  “文以载道”也同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生产者提出了要求———文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由于文人是社会成员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思想意识较强的群体,所以也就相应地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在当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健康的、稳定的力量。

  “文以载道”观在当今中国仍能散发其经世致用、匡扶社会的光芒,这就首先要求作家具备高度的人文关怀。作家是人类命运的关注者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促进者。举凡各个民族各个时代优秀的作品,无不高扬人文精神。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和反映的方式尽管异彩纷呈,然而其共同点则是寄予着他们特有的“悲天悯人”情怀。人文关怀从来就是也应该是文学创造的永恒主题,是其“载道”的终极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亓永慧.“漂浮不定的能指”[D].曲阜师范大学,2009(03).
  [2]胡忱.郭沫若“女神体”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04).
  [3]韩鹏.试论“文以载道”中“道”的含义[J].现代装饰(理论),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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