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宗教批判与文学审美情感

　　在对马克思的宗教观研究当中，我们确实没有关注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常是与其文学情感融合在一起的，以文学的爱恨情感来痛斥教会等组织的黑暗；以文学的审美情感来贬斥宗教意识形态的虚假，以文学的激情来冲破宗教历史唯心主义的藩篱，由此构成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内涵，具体论述如下。

　　一

　　马克思所生活的欧洲，基督教在帮助贫苦民众、关爱弱势群体、解救社会灾难乃至普及教育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基督教的历史，欧洲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然则，基督教作为宗教与其宗教组织并不是一回事，教会等机构的社会职责并一定是代表最需要帮助的民众的，信徒的具体实践与基督教的教义并不是永远统一的。由此，教会及其机构常存在着腐败甚至是反动的情况，这在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和法制腐败的国家尤为严重。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德国就是如此，德国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便染上了基督教病症，这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尖锐批判的：“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宗教改革之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仆。革命之前，德国则是小于罗马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土容克和庸人的忠顺奴仆。……德国可以比作染上了基督教病症而且日渐衰弱的偶像崇拜者。”

　　可见，当时德国的教会实际上已经成了官方的思想统治的武器，成了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宗教改革之前德国受制于罗马天主教的神权统治，改革之后路德新教蜕变为削减人民革命行动的精神鸦片，农民战争因遭遇神学而失败，如此等等，马克思对德国的宗教势力和教会组织等充满了无比的痛恨，对它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新奇的是，马克思以文学抒情的方式，甚至以艺术表演的方式来进行宗教批判。他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所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啊！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1]9-10这样鲜活的语言在一般人的政论文中是少见的，马克思的政论语言简直就是文学语言，“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四个排比，气势连贯，层层推进，情感起伏，抒情气氛浓烈。而那个冒用法国人口吻的一句话，就是滑稽的喜剧台词，令人忍俊不禁。人们可能想象不到，一位哲学家竟用这样俏皮的话来讽刺和挖苦，简直是一位文学家的手法了。即使是《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旷世名篇，开篇就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教皇，但其批判的语境竟是优美的文学意境，充满了艺术的审美趣味。“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271以幽灵来象征共产主义，以幽灵的游荡来象征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对幽灵的神圣围剿来象征教皇等旧欧洲的反动势力对革命运动的扼杀，他们把自己扮演成神圣的角色，而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污蔑为妖魔。马克思用这样的文学抒情来启动政论檄文实则是用文学想象来催发文笔，以文学意象来渲染批判的力度。所以，“幽灵”的确切理解是“被污蔑为妖魔的革命精神”,而不能想象为欧洲文学中常被描绘为“妖魔”的邪恶力量。

　　以形象而生动的语言来批判教会的反动本质和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这也是马克思运用文学情感来进行宗教批判的常有方式。在《反宗教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一文中，他详细记录了1855年6月25日爆发于伦敦海德公园的示威游行，事因是为了抵制《啤酒法案》和《禁止星期天贸易法案》，体现了下层民众的英勇不屈，反映了英国教会的腐朽邪恶，马克思写到：“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说过，伏尔泰，给我们；弥撒和十一税，给人民。十九世纪的英国贵族说过，信奉上帝的话，由我们来说；执行上帝意志的事，由人民去做。

　　基督教的古圣先贤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而羞辱了自己的肉体，而当今有教养的圣者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羞辱（morti-fies）民众的肉体。”

　　[2]114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的话，尽管只是转引，但可看出他们共同的信教本质：口是心非、沽名钓誉、奸诈狡猾、奴役人民。转引、对照和比较，尽管不仅为文学的修辞而用，但加上鲜活的用词，描述得形象而生动，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具有刻骨铭心的效果。马克思接着描述下层民众的反抗行动和革命精神，他的用词达到了一种文学细致描述的极致，文学家恐怕都难以超越他的文学词汇量。“咕哝声、发嘘声、呼哨声、嘶叫声、咆哮声、怒吼声、低哑声、尖叫声、呻吟声、咔嗒声、呼啸声、咬牙切齿声，所有刺耳嘈杂的声音（cacophony）汇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恶魔般的音乐会！这是一种足以使人发狂、使顽石点头（moveastone）的音乐。真正古英国式的幽默和压抑已久的狂怒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爆发了。

　　唯一可听清楚的喊声是：到教堂去！有一位女士为使气氛缓和一下，从马车里递出一本精装的祈祷书。千百个人的声音像霹雳（thundering）一样回答：叫你们的马去读吧！”[2]117马克思的文学才华从他所描述的12个关于人的叫喊声显露出来，这些词的细微区别，没有细致的观察，没有对劳苦群众的深切同情，没有对他们的由衷爱戴，应该是写不出来的。而且，马克思很擅长以幽默的口吻和戏谑性的对话来调侃或讽刺教会及其组织的虚伪和腐败等恶行，他所转述的民众的机智回答，“叫你们的马去读吧！”,让人捧腹，戏剧性的台词，堪称文学讽刺的典范。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一方面是对教会或宗教组织的反动和腐朽等的无情痛斥，另一面是对劳动人民或下层民众的勇敢和正直等的尽情讴歌，它们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宗教批判中隐含了道德赞美，是文学情感的审美方式，不是干巴巴的理论阐述。

　　二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第二个维度是对宗教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掩盖性的批判，这是一个提升，即由第一维度的对宗教的物质实体的批判上升到对其精神意识的批判。在他与恩格斯所合写的《神圣家族》中，他们以玛丽这位深受磨难的妓女为例，说明她被宗教感化、悔悟自己的“罪孽”、皈依上帝、进入修道院并在当修道院院长时死的光辉历程，实质上见证了她是基督教虚假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修道院的生活不适应于玛丽的个性，结果她死了。基督教的信仰只能在想像中给她慰藉，或者说，她的基督教慰藉正是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本质的消灭，即她的死。鲁道夫就这样把玛丽花变成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成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

　　[3]224-225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生动地说明玛丽被欺骗的实质，他们归纳出玛丽形象的“罪女-修女-死尸”的三阶段，足以道出像鲁道夫之类的教徒，尽管他还是玛丽的亲生父亲，但也最终还是将自己的女儿欺骗至死。这样的欺骗看起来很温和也很文明，但终究是欺骗，它最终是对家庭关系和亲情等人伦法则的无情践踏，与冷酷的资本家以金钱至上而践踏了家庭成员或亲友生命没有区别，而教徒在资本主义风气中所形成的伪善本质，根本上是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1]275“神圣光环”与“温情脉脉的面纱”,都是生动而美丽的文学比喻，马克思对教徒伪善以及对宗教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都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宗教批判，不但借助于文学意象，而且创造出文学审美意象。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并不是永远中立的，总是有一定的社会倾向性，在阶级社会就有阶级属性，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并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1]98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顺应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就自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宗教的意识仿佛是来自“神”、“上帝”等超人间力量的意识，其实这些超人间力量的意识是虚幻的，实际上是来自人间，是对人间意识的折射性或间接性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

　　[4]162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阐释，任何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都具有阶级性，它反映一定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统治阶级总是力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阐释为被统治阶级的乃至整个社会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此来加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此意识形态就带有虚假性和掩盖性。宗教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反映阶级利益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归根结底在于它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要让人懂得这样的道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结合生动的文学形式来阐释这样深奥的理论问题，使读者能轻易地理解。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法国天主教如何成了以波拿巴为代表的金融贵族和工业巨头对人民精神奴役的工具。“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苍天是刚才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了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