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龙舞是中国喜庆节令场合中极为盛行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是华夏民族作为龙的传人的精神象征，广泛分布于我国多个民族地区，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图腾信仰与民族认同的文化蕴涵，千百年来发挥着它重要的文化整合功能与社会协调功能。位于湖北省西南山区的恩施土苗自治州来凤县，是鄂、湘、渝三省的交通要冲与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从古至今，各族人民南来北往，汇集于此，如今已有汉、土家、苗、侗等近 20 个民族，逾 30 万同胞居住于来凤境内，创造了此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土家族占辖区内总人口近 40%,他们自称“毕兹卡”,是巴人后裔的一个分支，传习了古代巴人能歌善舞的文化性格，因而来凤享有“民族歌舞之乡”的美誉。在这样一个民族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族地区，孕育出了精彩绝伦的民间舞蹈地龙灯。地龙灯作为当地百姓扫瘟祛邪的传统舞蹈艺术，以其独特的表演技艺和角色形象构成，从众多龙舞中脱颖而出，于 2010 年 6 月被国务院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着“龙生虎养凤遮荫”神奇传说的地龙灯，土称“巴地梭”,其原生形态现仅存于来凤县旧司乡板沙界与大岩板等两个土家族聚居的小山村。因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文献记载也严重不足，所以地龙灯的传承渊源已无史料可考。从代代相传至今的民间艺人口中，得知地龙灯的传承已有 300 多年历史。
中国常见的民间龙舞多用木棍举龙，地龙灯则以 9 位表演者的身体直接支撑龙衣，使之呈现为圆筒形体，表演过程中，表演者的头与上身始终向前倾斜，保持骑马桩和弓箭步的姿势来配合完成现存的 12 套舞蹈动作。无论表演哪套动作，龙身的摆动都像一条活灵活现的真龙在游驰行进，正如当地流传的顺口溜所描述：“地龙灯，地龙灯，不用篾篓不用棍，巴地梭着走，活像真龙行，玩龙灯的人弯着身，站的骑马桩，走的弓箭步，活像狮子灯。”
除此之外，地龙灯有别于其他龙舞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凤、虎与其共舞，还有龟、鱼、蚌、虾等伴舞，这种多个祥禽瑞兽同场演绎的龙舞在我国其他地区极为罕见。地龙灯正是以其精湛的表演技艺和独特的角色构成，成为当之无愧的龙舞一绝。
为了来年能够人寿年丰、六畜兴旺，地龙灯班子每年春节与农历五月十五的“中端午”（来凤县以农历五月初五为“小端午”,农历五月十五为“中端午”,当地民众更为看重“中端午”,“中端午”的节日气氛也更加浓厚）期间都会举行地龙灯仪式，以此替当地百姓祈福消灾。地龙灯班子应户主邀请入户清扫，他们顶着龙服凤衣在户主家的六合门前快步穿进穿出，绕完几个圈后进堂屋、牛栏、猪圈等处清扫。表演者除配合完成各套动作外，同时还要念诵祈福禳灾的祝词，从而达到告事求福、祛瘟镇邪的目的。地龙灯班子不仅入户清扫，也走村串巷，游舞四乡，遇到人群簇拥的热闹场面就停下来表演，随着锣鼓的轻重缓急，表演者巧妙转换，配合完成“龙戏珠”、“龙盘饼”、“龙走太极图”、“龙过桥”、“龙盘树”、“飞凤凰”、“龙出水”、“龙标滩”、“之字拐”、“龙困滩”、“龙抬头”、“三星岩”等 12 套传统的动作与套路，形态多姿多彩、活灵活现。
表演至高潮时，彩凤一跃而起飞上龙背，顿时烟花和爆竹齐鸣，地龙与彩凤共舞，观赏者发出欢呼喝彩声，现场呈现出一派“龙凤呈祥”的祥瑞之势，故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地龙灯作为祈福镇邪的仪式性龙舞，早前在来凤县旧司乡艰难传承，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兵扰匪患、民生凋敝，再加上文革期间“破四旧”扫除封建迷信，致使具有扫瘟祛邪之功能的民间绝艺地龙灯表演受到了严重打击，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各部门开始重视地龙灯的抢救性保护和整理工作，最终使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艺术珍宝重现舞台。
传承至今，地龙灯主要历经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 年之前，是地龙灯传承的低谷期。清代末期，地龙灯班子在表演途中遭遇土匪打劫，玩凤女演员被抢，组织者被杀，使地龙灯消亡了数年；民国中期，地龙灯被革命党人张昌岐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遭遇地方保甲与民团的干扰和袭击，并将地龙灯视为赤色宣传工具而取缔，又使其消亡十多年。第二阶段是 1949 年至 1976 年，是地龙灯传承的短暂恢复期。新中国建立后，当地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在相对太平安定，且娱乐活动单一的状况下，地龙灯的表演得以再次开展，但文革时期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又将地龙灯当作封建迷信行为而取缔，当时尚年轻的传承人邓斌被扣上了“黑五类”的帽子惨遭批斗。第三阶段是 1976 年至1995 年，是地龙灯传承的复苏期。“四人帮”的粉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地龙灯表演逐渐复苏，地龙灯表演还应邀参加了各类大型文艺活动。第四阶段是 1995 年至 2005 年，是地龙灯传承的振荡期。生活节奏的加快与经济压力的增大，迫使当地农民外出务工，地龙灯的传承主体出现了严重断层，加上其他消费文化的侵入，当地民众的娱乐方式逐渐多样化，使地龙灯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五阶段是 2005 年至今，地龙灯发展进入新时期。2005 年，来凤县文体局成立“湖北来凤土家地龙灯”民族民间资源领导小组，致力于地龙灯的传承与发展工作，同年，地龙灯全套表演器物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被张家港市博物馆收藏。
2010 年 6 月被国务院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在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地龙灯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与宣传，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地龙灯的演出也被安排于县、州、省及中央举办的各类大型文化活动上，但从现存的状况来看，原生态地龙灯流传和传承的范围却在逐渐缩小，现仅见于来凤县旧司乡的大岩板村和板沙界村。对地龙灯这一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亟需社会各界加强保护和宣传工作，提出并实行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政策。
目前关于地龙灯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尚无相关研究的专着，少量着作中仅有知识性的介绍，比如：王月圣主编的《鄂西民间故事》中记载了地龙灯“龙生虎养凤遮荫”的民间传说[3],王月圣编着的《民间舞蹈集》中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对地龙灯的 12 种舞蹈套路和动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4]王大超在其着作《民间文化活化石》中介绍了来凤地龙灯当代主要传承人邓斌，并讲述了邓斌老人的一生对地龙灯传承的贡献；[5]谭志国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介绍了地龙灯的表演特点和独特造型；[6]这些着作中关于地龙灯的内容只是倾向于介绍与说明，并没有给予学理上的分析与论述。研究地龙灯的论文主要有：秦明珠的硕士学位论文《村落民俗体育地龙灯的传承与保护机制》，以地龙灯为研究对象，从村落民俗体育社会的角度探析其历史渊源、表演技艺、文化意蕴和制作工艺，并试图引起大众对村落民俗体育保护和发展的意识与反思，进而分析地龙灯传承的现状与困境，对其传承保护机制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发展思路；[7]冉红芳的《当代鄂西南乡村社会“地龙灯”的文化变迁》较详细地介绍了地龙灯的来源与传承现状，分析了地龙灯敬神祈福、联谊结盟、礼俗禁忌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功能，并探讨了新世纪地龙灯的文化变迁以及将来会获得的新价值；[8]向华在《地龙灯传说的文化意蕴》中介绍了地龙灯传说的两个版本，阐述了传说中的崇龙意识、尊凤理念、白虎文化和多民族多地域文化渗透等方面的文化意蕴；[9]来凤县文化馆的向代元与杜玉华在《“地龙灯”独特文化艺术价值及表演风格探微》中对地龙灯的道具制作、表演过程与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陈述，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地龙灯的起源与盛衰，并对地龙灯的艺术创新提出了相应思路与方法。
可见，目前研究地龙灯的论文并不多，并且主要是从保护传承、文化意蕴、艺术价值、表演风格和文化变迁等角度进行论述与阐释，目前还没有从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整合观的角度研究地龙灯仪式的祈禳功能的相关文章。
虽然目前关于地龙灯的研究较少，但龙舞的研究成果却很多。由于龙舞在我国民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大体上可分为：龙舞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龙舞的个案研究、龙舞的文化内涵研究、龙舞的社会功能研究、龙舞运动创新的研究、高校开设龙舞的可行性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可为本选题提供参考与借鉴的思路。
由于地龙灯表演具有祈福禳灾的功能，所以关于祈福禳灾仪式的研究也可为本文提供参考与借鉴的思路。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多种祈福禳灾的仪式，据《左传》记载：“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雷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
禜是一种禳灾的祭祀仪式，可见我国祈福禳灾仪式发生之早，所占地位之重。在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思想不断进步，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祈福禳灾的仪式，其社会功能逐渐弱化，并被观赏性与娱乐性所取代，但关于祈禳仪式的研究却是蒸蒸日上，其中以个案研究居多。付红玲与张琼在《基于禳灾祈福视阈下的江西傩舞赏析》中，将江西傩舞作为祈福禳灾的惯用仪式，探析傩仪的溯源，分析萍乡、南丰、乐安、婺源等地的傩舞现存状况与艺术特色，揭示了傩仪在当地百姓生活中所发挥的调和阴阳、驱瘟避疫等祈福禳灾的功能；[12]王真彦的《傩：对一种仪式戏剧的田野调查及其他》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仪式的历史衍变进行梳理与研究，根据考察傩仪式从先秦至明清的衍变过程，将其分为理性化、娱乐化、宗教化等三个阶段，揭示傩仪式驱鬼、逐疫、袚禳的功能，并通过比较祭祀组织、傩神供奉、傩神谱系三方面的差异，总结出能够稳定傩仪式的因素[13].这样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思考地龙灯仪式的祈禳功能。
当代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对于文学艺术的文化整合功能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将地龙灯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置于文学艺术与人类学相互整合的视野，从而对其进行更广阔、更深层次的综合分析。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整合观，将文学与其他相互之间没有内在关系的、独立的文化中的诸特性，按照特殊的排列与结合，并进行整体性研究，避免局限于任何一种文化特性的单一分析。乐黛云、李亦园在《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一文中提出，文学人类学的目标是通过文学与人类学的融通，来达成文化的多元和生活的多样，但文学人类学不限于借用文学形式，它的精神在多学科合作与跨文化汇通；[14]
叶舒宪的《学科相撞：开拓新视野》中，以《庄子》、《老子》、《旧约·创世纪》与“七”的周期性循环来说明文学人类学研究仅仅依靠文学和史学是不够的，而要求文学人类学有更广阔的视野，以及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碰撞与沟通，从而为文学人类学学术研究引进新方法。
李凤亮的《文学人类学：历史·概念·语境·方法--文艺与人类学的相互碰撞与整合共生》中认为，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在其广义上都互相涵盖对方，其本质是指文艺人类学，既包括文学，又涵盖艺术。因此，一般意义上所探讨的文学人类学或艺术人类学，往往都包含着整个文艺现象的综合考察，以取得对文学与艺术的整体性分析；[16]彭兆荣在《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中指出，人类学与文学本质上说都是研究人与社会，那么，社会的人文精神开放度有多大，它们的开放度也就有多大，就好像族群与族群的“临界关系”那样。
目前虽然并未发现国外关于来凤地龙灯的研究成果，但国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于祈禳仪式的探讨、对于文化传承的把握、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重视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相关理论知识在国内的研究中运用也较多，可提供诸多值得参考与借鉴的理论依据。
自地龙灯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关于地龙灯的研究也开始走向深入，除了地龙灯的神奇传说与角色形象的解读外，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表演技艺及蕴含的图腾崇拜的文化心理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地龙灯虽具有较强的舞蹈性，但并不能将其视为纯粹的观赏性舞蹈而忽视其文化功能意义，也不应拘泥于民俗舞蹈或民俗体育的视角而将其与文学艺术割裂开来。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与那种仍继续不断地对文化的各个部分进行分析的研究方式相对，对于文化的整体完形的研究的重要性在现代科学之后兴起的诸研究领域中相继得到强调。”
地龙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用以扫瘟镇邪、告事求福的惯用仪式，其祈福禳灾的功能一目了然，只有将地龙灯视为文学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相互碰撞和整合共生的视域中的文艺民俗形式与文化行为，将其作为一种合成的文化整体来研究其功能意义，进行文学与艺术的综合考虑和整体分析，才能对这一文化遗产获得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把握。下文拟从仪式的文化整合功能为切入点，研究地龙灯表演所承载的祈福禳灾功能，从地龙灯仪式过程的作用、神奇传说及相关角色的意蕴、参与者的心理认知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从而多方面揭示地龙灯仪式的祈福禳灾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