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民族间的交流需要相互的密切关注，这在文化史上是不容忽视的事实。高永博士新作《三语石的鸣响》就是这样一本涉及民族间交流与沟通的力作。作者把研究对象定位在了“东方边缘诸国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上，选择的角度堪称新颖。全书分两大部分，上篇分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阿富汗、菲律宾几个国家的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下篇则就有影响的几个作家，如伊克巴尔、翁达杰、帕慕克、胡塞尼等具体的创作与对中国的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点评。上篇属于综述性质，下篇属于个案研究。综述部分以资料的搜集汇编和综合分析为主，其中对于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文学在中国的情况介绍较为详尽。下篇的个案是本书的亮点所在，对伊克巴尔、翁达杰、帕慕克这几位重量级的文学大家，作者为我们做了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的介绍。这几位作家极富个性，其作品也各有千秋，本书作者在具陈事实的同时，客观呈现了其人其作在中国引起的关注和带来的影响，也以此展现了作者本人对当代民族文学发展前途的关切。
本书所提到的“三语石”在斯里兰卡的加勒，它的上面镌刻着中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语言，记载着斯里兰卡当时的宗教信仰和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交往情况，是郑和下西洋回国前留下的。三语石的存在证明了世界上的人即使说着不同的语言，也有着精神交流的诉求。中外文学的交流就是这精神交流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谈到中外文学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西方对东方国家文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历年来我们的文学研究，注重的也都是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结构理论等，东方国家——尤其是东方边缘诸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研究还相对薄弱。本书的选题则把薄弱因而也显得匮乏的东方边缘国家的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完全抛开了通行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切入点和热点，找到了一条别样的蹊径去审视中外文学的关系。这不得不说是新鲜的，也是能够带来亮点的发现。撇开外在的因素不论，单就书中所论的边缘诸国而言，我们的确认同其“边缘”的身份符码。然而，即使是边缘，也有边缘存在的价值。作者在其代前言《边缘存在的价值》一文里，明确传达重申了这一层意思。这种有意无视或者忽视“西方中心”影响的态度，就是对这些边缘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
就我所知，在中国，最早的关注边缘国家文学的大概是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那时，出于对弱小民族的关注和同情，出于一种救国发蒙的理想，他们选择了北欧一些小国家的文学作品来译介给国人。惜乎当时国人真正关注者并不多。边缘之所以边缘，主要是外在原因。国家民族的弱小，在同类中劣等的经济状况和不大乐观的社会现状。使得这些弱势的国家或者民族在强势文化的巨大光华下，时时处于阴影之中。中国是大国，汉族是大族，也有过辉煌灿烂的文明和先进的文化。只是到了近代闭关锁国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局面。然而中国的文学因为有历史的积淀，有较强的作家群体支撑，毕竟还是成果累累。
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是完全独立存在的。我们所说的外国文学，自然包括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而东方边缘诸国其实和中国有着先天的相近相似性。只是，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而已。不管国家大或者小，邻国之间必然少不了互相拜访，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我们始终作为大国的形象出现，对东方这些被边缘的国家来说，中国显然拥有足以自豪的古国文明。因此，这些边缘国家总给我们以弱弱的，怯怯的感觉。地图上那些小块块仿佛是可有可无的小摆设，小点缀。但，小国家又怎样，被边缘又怎样？历史是不单单由“大”组成的，上帝同样给这些边缘小国以语言文字，让他们和我们一样享有使用文字驾驭文字的权利。他们用民族的语言讲述着自己国家的故事，发出了属于那个民族的声音。同时，他们也在讲述中聆听着来自另一国度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生存其中的真实世界——人们需要寂寞独处的，然而人们又必是渴望交流的。
高博士专注于中外文学的交流研究多年，《三语石的鸣响》的写成绝不是一个偶然。本书就是他在其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的问题意识，采用科学严谨的态度，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写成的。作者带着开创的精神涉足这一领域，显然是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和学术自信的。做学问是需要这样固执而较真的态度的。作为一本文学研究型的学术着作，该书尽可能搜罗了详尽的实际资料。在对这些资料进行汇总整理上，可谓功不可没。
《三语石的鸣响》作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做到了较为客观的呈现其本来面目，但并非没有个性的客观呈现。这种科学的严谨的，同时又带有极强学术个性的研究，是目前学界所缺乏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好，精英文化也好，如若离开了大众，是不可能真正成为精英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而言。弱势群体之所以是弱势群体，弱小民族之所以是弱小民族，边缘文化之所以是边缘文化，自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等各种原因。但我们与其在推究其缘由上浪费精力和时间，不如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探究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上去，以便真正彰显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学魅力。作者在进行科学论证的同时，没有忘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关注边缘，也就是关注弱势和底层。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本身就和佛教密切相关，作者显然也关注了这一点。在《三语石的鸣响》书末附的两篇随笔性论文里，作者把日本和中国在茶道和自然主义文学上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阐发，这一切和作者本人对文学艺术在形而上层面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三语石的鸣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东方边缘诸国文学的窗子，对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向，进而发现当今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无裨益。它提示我们，在注重自我发展的同时，不要忘记你同类中被遮蔽的那些优秀群落。倾听与讲述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需要彼此对等的呼应和反馈。
人类诞生以来，文明就在一步步前进。而文化艺术的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沟通的必要途径。语言的巴别塔故事告诉我们，秩序的井然是上帝的意志，而顺畅的交流和沟通则是人们渴望拥有的美好期待。现实中语言的不同给交流造成了障碍，好在那个巴别塔虽然没有建成，但终究有了基础，这基础就是那些翻译介绍，为全人类文化交流和文明进步努力的人们。
试着想象这样一个场面，在人刚刚学会了直立行走，开始合作着获取食物，共同面临危险，击退进攻的时候，语言产生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努力发出能表达自己，也能被他人听懂的声音。这些声音杂乱无章，甚至没有成段的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声音渐渐不足以表达了，于是产生了相对便于记录的文字。当人们掌握了文字这一天赐的法宝以后，文明的进程加快了。感谢上苍，给了我们人类以语言文字，让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可资运用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探讨各国文学的交流，且不忽视那些微弱的声音，是我们应该也必须去做的工作。只因这工作关联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通读《三语石的鸣响》，略感不足的是书中所论多是东方边缘诸国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而对中国文学在对方国家的认同和研究很少涉及。这也许是资料的不足所致，也许是作者有意忽略“大国中心”的思路所致吧。
参考文献：
[1] 高永：《三语石的鸣响》，北京、；北京理工出版社，2013.
[2] 孟昭毅，曾艳兵：《外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