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权的相关理论

　　2. 2 行政裁量权的相关理论

　　行政裁量权的运用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开始受到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到二十世纪发生大的转变，政府有了广阔的裁量空间，一定意义上来讲，行政裁量权成了现代行政权力的核心内容。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有其重要的理论依据。

　　2. 2.1 法治理论

　　法治理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的主流是限制绝对权力，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国家的制度框架来达到这一目的。

　　当然，那时是不允许发挥行政裁量权的，进而防止集权和权力的滥用。到了现代社会快速发展，政府职能也逐渐的由管理型向服务型所转变，行政裁量权也逐渐的进入到公民的视野中来了。法律赋予行政机关以一定的行政裁量权是必须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的，必须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和精神实质。法治理论是行政裁量权的至关重要的理论依据，是实施行政裁量权的原则之一。法律的滞后性是法律的固有属性。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无处不在，而且时时刻刻的在不停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它具有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性，是静态的一种规贝IJ。所以说法律不能对行政管理活动进行强制性的刚性要求，因而要规定一些弹性的一些条款以至于行政主体在具体实施行政权的过程中可以自由裁量。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动法治理论认为，行政权的行使不是去机械式的去适用法条，而是实现法律的精神所在。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政裁量权应该依据法律的精神要求去行使自由裁量。

　　2. 2. 2 行政能动理论

　　行政能动理论是行政裁量权行使的重要理论基础。行政能动理论主要是基于社会正义和国家福利。行政能动理论认为，政府使用行政裁量权只是一种行政的手段而已，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行政的能动性体现在：行政主体的能动性能够有效的促进法治建设，而行政裁量是行政主体发挥行政能动性的有效手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需要行政权在行使的过程中主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主动的去处理相关的社会事务。在十九世纪初，行政权是被严格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当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重视市场的作用，而相对忽视政府的调控。以至于在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引发了人们的重新的思考。

　　2. 2. 3 个案正当性原理

　　个案正当性原理是我国行政裁量权行使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普适性是法律规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法律的普适性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在适用范围。社会是迅速发展变化的，在这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政府的行政过程面临的是具体而又详细的问题，他们多多少少都存在差异，具有一定的特点。这就对法律规范提出了高的要求。如果把法律简单的应用到具体实践中去从实质上造成了不公平。以上我们分析指出，对具体事件进行不同对待是实现个案的要求所在。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法律授权的目的所在。法律授权的最终目的才是法律规范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行政裁量权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纽带。行政裁量中所要实现的就是要在不同的行政权力行使方式中实现个案正义的行使。个案正义的真正实现需要借助于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个案正义也同时对行政权力的具体行使提出了更高要求。

　　2. 2. 4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行为及其运行的，它是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一门交叉的学科。它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一种思潮。它的代表人物是布坎南。

　　公共选择理论通过把“经济人”的概念引入政治过程中，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了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结论：一是政府不是神造的，它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人员和经济人一样，也会做出很多的选择，当做出选择时总会倾向于向自己有利的方面考虑；二是把政治市场上当事人的基本行为动机也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三是公共选择学派对现代国家政府官员制度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政府之所以效率低是因为（1)政府的垄断缺乏竞争；(2)政府官员与企业不同，他们缺乏利润观念；（3)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监督；四是因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从本性上看也是用他们的最大权力最大程度地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人，因此就要设计出能制约他们权力的制度规则，这个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宪法；五是对社会公平和财政监督的关注。公共选择理论对于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政府在有些时候并不能完全代表民众的利益，应该加强社会对于政府的监督力度，使政府做好人民公仆这一神圣的使命；二是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决策规则的价值。决策规则的建立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政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三是建立公众偏好显示机制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需要什么和如何满足的问题不能由官员以独裁的行使确定，重大的决策应当让民众知情，让民众讨论，让民众参与，让民众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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