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现状
随着近几年古琴艺术的复兴，古琴这一中华民族中的艺术瑰宝也正在被世人重新认识并且研究。提到古琴就不得不提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士人文化，尤其是对先秦士人与古琴关系的研究。现在已经有很多专门研究古琴或者士人的着作、文章，但大多都没有对先秦士人和古琴之间存在的关系追根溯源。截止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在知网中以“先秦时期古琴与士人”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搜索出与之相关的文章几乎没有。而将这个关键词分开来进行全文搜索如，以“先秦士人”为关键词所搜索出的文章有 5584 篇；以“先秦古琴”为关键词所搜索出的文章有 1239 篇。这其中将先秦时期作为主要时间节点的论文，关于“先秦士人”的有 59 篇（李春青《论道家学说与先秦士人心态之关系》、薛璞《屈原精神对先秦士人风气的新变》、张博宇《“百家争鸣”与先秦士人主体意识研究》等），关于“先秦古琴”的论文一共有 2 篇（牛茹《先秦古琴音乐初探》、孙武军；仵埂《先秦至晋代古琴之雅辩--以文士与古琴关系为中心》）。
关于先秦士人的着作类有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等，这里笔者是将时间节点限制在先秦时期进行的文献搜索。对这一问题研究最大的难点在于先秦时期古琴曲谱的流失，所以只能靠文献和传说的记载来得知先秦时期古琴发展的吉光片羽。本文研究的主旨皆在阐释先秦时期这一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士人与古琴的关系，并且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先秦时期多元化乐器并存的情况下（周代的八音体系即金石土木丝革匏竹）士人偏偏选择古琴这种乐器来寄托自己的精神思想，以及先秦士人何以古琴来建构的精神家园？
（二） 选题角度及研究目的
本文论题所涉及的历史时段为先秦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分期里，先秦时期泛指秦统一（公元前 221 年）之前的时代。但是真正具有了大量历史典籍和考古依据的时代，当然始于东周时期。尽管殷商有甲骨文显世，西周有《尚书》、《逸周书》、《世本》等典籍，还有青铜铭文和周原上万片甲骨卜辞。但是，其历史文化信息还嫌模糊，学者们还不大能准确捕捉探知其丰富的时代状貌。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开启性的辉煌时代。这期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对后世均具有深远影响。这一时期虽然政治局面复杂、社会生活动荡，但却迎来了精神思想上的极度自由，杰出思想家如群星闪耀，灿烂呈现。“百家争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繁荣之标志。在这个历史时段中，中国逐渐从诸侯割据走向统一。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思想和文化的的繁盛期，还是原创生发的源头，形成了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和文化艺术的基因性建构。“士”阶层的形成与活跃，也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也被史家称之为“轴心文明”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他 1949 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 30 度上下，这段时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发展与突破时期①。各个地区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领袖，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摩尼，中国有孔子、老子。这些人类的精神导师们提出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下的文化传统，也影响了后世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我看来，轴心顾名思义有支撑、奠定基础的意思，所以，“轴心时期”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后代发展的辐射。本文论述士人与古琴的关系，是限定在先秦这一历史时期。先秦时期为后世留下的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这一时期虽然政治局面复杂、社会生活动乱，但却迎来了精神思想上极度自由的时代。《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它出现在战国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
古琴，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丝弦乐器，相传上古时期都有关于它的传说。先秦至今较早出土的古琴为，1978 年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十弦琴和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七弦琴。前者距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而后者距今则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巧合的是曾侯乙出土的十弦琴与马王堆出土的七弦琴这两把琴的形制较为相像，但这两把琴都没有后期琴面上的十三个徽位。东汉的琴家、哲学家桓谭在他的论着《新论·琴道》②中对琴的形制是这样描述的：“琴长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厚寸有八分，象三六数；广六寸，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礼。琴隐长四寸五分，隐以前长八分。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徽、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下徵七弦，总会枢要，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由此可见，古琴的形制并不是先秦时期就已经确定了的，而从这两把早期出土的古琴也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古琴还在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到汉代初期才逐渐发展成熟。先秦时期古琴和古琴琴曲的传说大多与士人有关，但止步于文献记载和远古传说，并没有遗留下来。
“士”这个阶层产生于先秦这个政治动荡的时代，但是在动荡的社会中精神与思想的自由度确是绝无仅有的。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士”字单独理解为做事的人，而到了商、周的“士”逐渐变变成了知书达理的贵族知识者。近代多位学者认为最开始的“士”应该是武士，但经过春秋战国社会形态的转变转化为“文士”.“士”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发展类型在不断的变化，同时身份也在不停的变化过程中。士在发展的前期，虽然在经历了身份的衰败但是却迎来了思想的自由。“士”由原先的贵族知识者的身份转化为自由的理想之“士”,身份的转化也带来了“士”对于政治仕途生活变化的向往。同时，也为后世的文化及艺术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士人和古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祭祀，因为祭祀需要音乐，而士人的前身就是主持祭祀和演奏祭祀音乐的人。到了西周礼乐制度的执行者正好是以士人和贵族为主，士人在天子身边任职，也就演化为贵族的知识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们用各自的才能来服务于与自己政治观点相通的诸侯国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成为那时候士人选择诸侯国君主的主要因素。他们除了有独立的治国思想还用古琴来表达自我，他们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古琴和古琴琴曲中，有时候就用古琴琴曲来代替自己的思想观点。
（三） 研究方法及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唯物论为研究方法，通过查阅文献、书籍、史料来充实文化背景，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吸纳并且总结归纳自己的论点，研究先秦时期士人与古琴的关系。能够阐述清楚古琴对先秦士人精神的影响的同时，还能够完整的将古琴艺术与哲学理论相结合，使得古琴的研究领域更加宽广，并且深入到文化人的精神生活的层面，使我们古代的传统艺术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秉承和发扬先秦士人崇高的人格思想以及先秦士人对于古琴那种独特的坚守之情。
本文研究的意义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躁动的社会情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现代人很难静下心去进行思考。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现代人们处于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快”,眼花缭乱的信息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让人们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而在遥远的先秦时期，那时的士人在战乱年代依然把精神摆在第一位。他们认为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物质生活，他们尤为看重精神的寄托，而现代的人们却恰恰相反，先秦士人对于自己精神的坚守是现代人们值得思考和学习的。
第一章。 先秦士阶层的产生与其精神状貌
第一节 士的产生
“士”作为在先秦时期产生的一个群体，他们产生的过程也非常值得探究。
“士，事也。幽风，周颂传凡三见。大雅武王岂不仕传亦云。仕，事也。郑注表记申之曰。仕之言事也。士事 韵。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偁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三字依广韵。此说会意也。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韵会，玉篇皆作推一合十。铉本及广韵皆作推十合一。似铉本爲长。数始一终十。学者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博学，审问，愼思，明辨，笃行，惟以求其至是也。若一以贯之。则圣人之极致矣。鉏里切。一部。凡士之属皆从士。”《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士”这个名词，“士”,事也。这里将“士”作为一种职业的名称。余英时书中曾记录，近代学者吴承仕对《说文解字》中“士”的概念予以解释，他说：“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知事为耕作者，《释名》释言语，云：事，倳也；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倳。《汉书·蒯通传》曰：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李奇注曰：东方人以物臿地中为事。事字又作菑。《汉书·沟洫志》注云：菑亦臿也。盖耕作始于立苗，所谓插物地中也。士事菑古音并同，男字从力，依形得义，士则以声得义也。事今为职事事业之义者，人生莫大于食，事莫重于耕，故臿物地中之事引申为一切之事也。”可能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士”字单独理解为做事的人，而到了商、周的“士”逐渐变变成了知书达理的贵族知识者。近代多位学者的论述都认为最开始的“士”应该是武士，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的转变从而转化为“文士”②。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变》中这样剖析这个问题，以下是截取的片段：“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之身份，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
从顾颉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大体历史风貌，对于武士趋于内心修养而渐渐转变为文士的过程论述的比较丰富但最后论述关于文士走上求官来获取财富的论点却有失偏颇。其实“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中的文化承担者主要是执掌了通天权利的祝、卜、史、宗等等半巫半史的贵族知识者，但是，随着周王朝的实力与威望的衰退与周边诸侯国的兴盛，这种过去被垄断的思想权利逐渐分散。”
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文化承担者主要是有一定官职的贵族知识者，这些贵族的知识者恰恰在早期的中国承担着半巫半史的权利担当，他们知晓天文、地理、习六艺。随着周王朝的衰败直接导致了原本集中在天子身边的思想权利及王官文化人的逐级分散，贵族知识者受到冲击。《左传》昭公三年曾记载“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处相望，而女富益九。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奕、邵、肯、原、狐、续、庆、 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滔忧。”这是当时原本衣食无忧的贵族知识者衰落的情况。与此同时，各诸侯国的兴旺与日益强盛的发展使得原本天子独自占领的知识掌控权逐渐被这些贵族知识者带入到各个诸侯国中去。孔子曾就此感叹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然而正是这种权利的分散从而促进了思想的迸发与辉煌，资中筠在《士人风骨》中这样评价产生士人的先秦时期：“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那是一个思想极其自由的年代，思想的自由也带来了独立思想的发展空间，于是“士”这样一个群体在那样自由的环境下逐渐产生了。
第二节 士的类型及生存状态
关于“士”的类型，不同的研究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下面列举的论述都为笔者比较赞同的论述，其他的看法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阎步克④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儒生与文吏’的演讲中对士的类型这样划分：“春秋时，士阶层仍然把为官作为自己人生道路的常规选择。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学以居位曰士。“战国时的”士“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学士，比如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者。他们着书立说，聚徒教授，创造力极其旺盛，代表了百家争鸣这一中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第二种是策士，或者称”辩士“、纵横家、说客，是政治家或者政客。他们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影响当时的政治并获取自己的政治地位。第三种是方士，或者称”术士“,他们拥有一定的专门技艺，像天文、地理、医药、阴阳、卜筮，等等。可能有些迷信的内容，但是却是当时人们用来应对自然界的知识。第四种是食客，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像”毛遂自荐“的毛遂，一直到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忠心耿耿地为主人效力，出生入死，或者为主人着书立说。大家都知道，《吕氏春秋》其实就是吕不韦的食客们写的。” 笔者在本篇论文中主要论述“士”的类型为第一种学士，也是文士，他们在文化的发展上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如阎步克在前面论述“士”在春秋和战国的不同时主要原因是当时政治文化环境所带来的，顾炎武在论春秋与战国的不同政治文化环境时这样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这段论述表明，春秋时期是一个尊礼重信的时代，而这和之前礼崩乐坏的情形恰恰形成了对比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也表明那个时代虽然在战事上已经不再追求繁复的礼制，但一些士人们还在苦苦执着着贵族礼乐制度的复兴。
“士”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发展类型不断的变化着，同时身份也在不停的变化过程中。士在发展的前期，虽然经历了身份的衰败但是却迎来了思想的自由。“士”由原先的贵族知识者的身份转化为自由的理想之“士”,身份的转化也带来了“士”对于以往向往政治仕途生活的变化。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否为官，将自己的精神寄予何处，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士”急于思考的。对于“士”为官的看法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中这样对答：“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③孟子在这里将”士“的为官的态度和周霄在一问一答做出了解释，士人急于为官，如果三个月没有被录用就惶惶不安，士人失官就像诸侯王失去国家一样。士人急于为官是有原因的，他们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政治抱负都寄予在为官改变天下上，急着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却厌恶不正的为官之道，体现了士人的风骨与士人精神正在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