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与养生
(一)衣食住行与养生。
衣食住行自古以来都是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主要内容,它能能反映一定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蕴含丰富的文化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养生文化也可以从当时的衣、食、住、行等角度窥探出有价值的内容。
1.衣与养生。
衣着服饰与养生的关系早在这之前已为人所认识到,《黄帝内经》中已有涉及。《灵枢·师传》曰:"饮食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指出夏天穿衣要以凉爽为宜,但不能过度贪图寒凉,以致疾病;冬季穿衣应该温和保暖,避免达到衣着太厚导致出汗的程度。对寒症患者来说适宜多穿衣物。相反,针对热症,则以少穿衣为宜。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服饰与养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教戒篇》云:"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重衣厚褥,体不堪苦,以致风寒之疾。"意为日常衣着应顺应四时,避免穿着过多,身体难以承受,导致风寒等疾病的发生。又说:"凡大汗毋脱衣,不慎多患偏风半身不遂……湿衣及汗衣皆不可着久,令发疮及患风。"认为大汗脱衣或湿衣着身皆不可取,这些都是对衣着与养生的科学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日常衣着服饰更加符合实际生活得需要,随着少数民族服饰风俗的传入,衣着服饰对于养生、护生的意义更加明显。
魏晋南北朝的服饰以宽衣大袖为主,成为一时风尚。这种宽衣大袖是在适应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情况下产生的。《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脚着木屐,上至天子,下至士庶皆如此,《宋书·武帝纪》载:"(武帝)性尤简易,常着连齿木履。"南方的百姓则穿草鞋,这符合了当地多产蒲草的自然条件,是南方湿热气候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名士服散后皮肤发热,为防止皮肤摩擦,必须着装宽松,于是就使衣无袖端的"大袖衫"更为流行。北方民族以游牧生活为主,衣着的原则主要是便于骑射等活动,其民族服饰多紧而窄小,更加方便、灵活。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胡服逐渐为中原汉族所接受,裤褶、裲裆在汉族地区广泛流行,适应和方便了汉族地区的生产、生活需要,服饰的变化在很大意义上有着明显的养生、护生功效。
2.食与养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文化得到巨大发展,开启了"饮食文化的昌盛时代".随着屯田、葑田等土地垦殖技术的推广,铁农具、牛耕的普遍应用,以及农作物品种的增加,这一时期的饮食种类大大增多,烹饪方法日渐多样,不断发展成熟。在此基础上,饮食文化逐渐走向自觉,出现了一大批独立的、专门的饮食文化着作,如曹操的《四时食制》、北魏崔浩的《食经》、南朝宋虞悰的《食珍录》等。专门饮食典籍的出现,表明时人在饮食对象、饮食方法上的要求更为严格和考究,魏晋南北朝饮食习俗中其中关于饮食养生的思想和方法也十分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粮食作物品种较之前代有了增加,北方以麦为主,兼种黍、粟、豆、麻、稻等作物。南方则以水稻为主,西南和岭南地区也产芋、薯蓣等块茎粮食作物,在战乱的环境中,既能果腹又能提供人体必需的能量。除了粮食作物外,蔬菜、水果等副食种类也有很多,《晋书·江统传》载:"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世家大族作自营田庄以自给,能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粮食和蔬果。谢灵运的《山居赋》描述自己的始宁墅:"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杏坛柰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椹梅流芳于回峦,槔柿被实于长浦。
畦町所艺,含蕊藉芳。蓼蕺葼荠,葑菲苏姜。"可见其庄园内蔬果种类之多、产量之大,完全能满足自身需求,此外,庄园还盛产珍禽异兽和各类草药,为世家大族的养生活动提供了保障。肉食方面,北方以羊肉为主,南方以鱼、鸭为主。
《齐民要术》引晋沈充《鹅赋序》曰:"于时绿眼黄喙,家家有焉。"可见即便是社会中下层的人也能食鹅肉。随着民族交流的增加,从异域传入中原的食品不断增多。如胡炮肉、胡羹、羌煮、胡饭、髓饼等,还有胡椒酒、康伯以、外国苦酒等饮料喝调味品,这些多种多样的食材大大丰富了时人的饮食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饮食与健康息息相关,如关于食材与健康的关系。《南方草木状·草类》记载:"良耀草,煨食之,解毒。"充分认识到这种草经过小火慢炖后有一定的解毒功效。又记载"诃梨勒"、"可作饮"等饮料服用后可令白发变黑。《博物志》云:"人啖豆三年,则身重行止难……啖麦,令人多力健行。"认为食豆过量令人身重,多食麦类则令人身体强健。又说:"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由于饮泉水之不流者。"指出居住在山地的人多发肿病是由于常年饮用无流之水的缘故,这一科学认识揭示了饮食、饮水与养生的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烹饪方法多种多样,蒸、煮、炸、炒等烹饪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但有利于保证食材的营养和美味,且更利于人体消化吸收。在面食上,发酵技术已经被初步掌握,丰富了面食的种类,提高了面食的质量。《四民月令》记载:"距立秋,毋食煮饼及水溲饼……夏日饮水时,此二饼得水,即坚强难消。不幸便为宿食,作伤寒矣。"指出了非发酵面食难以消化的的缺点及其对人健康的损害,发酵面食则更加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吸收,当时以饮食奢华着称的何曾就偏爱发酵面食,吃蒸饼时,"上不坼十字不食。"食物的储藏技术大大提高,有利于不同季节的饮食供应。其中以腌制技术为主,通过糟、酒、梅汁、蜜、盐灰等进行腌制。如用糟、酒腌制的瓜菜,其中含有的酒精具有很强的抑菌、防腐作用。干制主要有脯、腊两类,以日晒和烟熏为主。这两种储存方法都有利于食物的长期保存,为时人度过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保障。
魏晋南北朝最常见的饮品,一是茶,一是酒。关于饮茶,原来作为药饵使用。
陶弘景《杂录》记载:"苦茶轻身换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成了许多人为达到成仙和延年益寿目的的手段,饮茶不仅能益气醒神,还能活跃思维。《博物志》曰:"饮羹茶,令人少眠。"饮茶的这种功效深受当时的道士、僧人和普通民众所欢迎。关于饮酒,魏晋南北朝是饮酒盛行的时代,众多名士沉醉于饮酒,在玄风的推动下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刘怜自称:"天生刘怜,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东晋周顗"在朝中,能饮一石".诚然,这样过量饮酒必然会对健康造成损害,饮酒养生的前提是适度。由于酒性味温辛,因此具有御寒防寒、疏通气血的功效。《博物志》记载:"王肃、张衡、马均昔俱冒重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人曰:我饮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这段记载证明了饮酒具有辛温、御寒、防风邪的养生功能。这一时期,人们还将中药材放入酒内浸制成药酒,陶弘景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了用冷浸法制药酒的要领。
《齐民要术》则记载了用干姜、胡椒、石榴汁,通过热浸法制作药酒的配方。
3.住与养生。
住与养生的关系体现在居住的房屋以及居地的自然环境。居室的产生源于先民避寒暑、防虫兽的原始需要。由于气候不同,南北之人居住方式也有差别。《博物志》载:"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南方气候湿热,先民筑巢而居有利于避暑纳凉;北方气候干冷,穴居利于保暖御寒。又说:"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则产好人。"这对居处的选址作了说明,认为要居于高地的平坦处或平原的高处才是最有利的,居处要避开阴重之地,"居无近绝溪,群冢狐虫之所近,此则死气阴匿之处也。"由此可见,时人对居处的选择与健康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居室内的家具与养生也有联系,这一时期坐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先秦至汉流传的传统坐具是席,除席之外还有床、榻一类的家具,都较为低矮,在床、榻上的坐姿仍为跪坐。魏晋南北朝时期,跪坐的习惯发生了变化,垂足而坐日渐流行,坐具也由席、床逐渐变为高脚坐具。这种高脚坐具来源于汉代流入中原的胡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和佛教的广泛传入,以胡床为代表的高脚坐具大肆流行。高脚坐具的流行使用,更加符合人体机能的活动规律,使筋骨舒展、血脉畅通。晋室南迁以后,高脚坐具更加适应了南方潮湿的气候特征,避免地上的湿气侵入人体,有利于人体的健康。
4.行与养生。
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人们除了信奉佛道寻求精神寄托外,还通过各种旅游的方式游览山水、抒发性情。这种休闲式的旅游主要以有闲的士大夫阶层为主,可分为"谈游、评游、咏游、啸游、纵游、壮游等".其游览方式众多,大都以置身山水、舒畅精神为主。或是偏重于对所见景色的评论,或是在游览的同时,赋诗吟咏。或是在游览的途中放声长啸,宣泄情志。史载晋孙统"性好山水,……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当时上层社会的妇女交游也不少见,《世说新语·贤媛》就记载了当时妇女游山玩水、饮酒谈笑的场面。有闲阶级的游乐活动将旅游的娱乐性、享受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人们舒缓压力、调节情志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二)文学艺术与养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它既成为时人修身养性的手段和途径,又成为养生文化赖以滋生和传播的重要载体,主要表现为通过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达到心理调节的养生作用。
1.文学与养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逐渐走向自觉,其具体表现是文学内容和表现形式摆脱了僵化的经学束缚,越来学关注人的本身,文学的抒情性、娱乐性大大提升。
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是在一步步离开政教中心说,摆脱它的工具身份,而走向自我。"这个时期文坛的一大特点是文人集团层出不穷,文人之间经常举行宴游、聚会,其间有曲水流觞、赋诗作文等活动,使文学怡心养性的作用大大增加。
由于文学抒情性和娱乐性的提升,文学创作及文学本身与修身养性、养生延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能"娱心"、"解忧".文学创作过程及阅读文学作品能给人带来愉悦之感,同时能够排解心中忧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秉信"文以娱心"的观点。曹丕在与吴质的信中说:"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直白地说出酒酣情至、赋诗作文给人带来的愉悦之感,这种愉悦之感在戎马倥偬的时代是十分必要的。酒酣耳热之际,属文赋诗或品诗赏文,有利于一扫战争的紧张气氛,平和心态,愉悦心情。曹植同样坚信文学创作具有"娱心"的养生作用,他在《与丁敬礼书》中说:"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欣之极也。"曹植认为只有在欢欣的状态下才能创作出令人愉悦的文章,而这种"大笑而吐辞"的创作过程也正是文学创作"娱心"的功用所在。阮籍甚至用这种观点用来推论《庄子》的创作目的是"聊以娱无为之心",认为庄周论述"道德"和"无为"的目的不在于哲理争辩,而在于娱乐身心以致逍遥之境,从而达到颐养天年的目的。东晋时人陶渊明更对"文以娱心"作了平易而具体的阐释,其《五柳先生传》言及自己"常着文章以自娱……衔觞赋诗,以乐其志".由此,文学创作的娱心作用在陶渊明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关于"文以解忧",陆云曾说:"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忧。"作文以忘忧为陆云深信不疑,若为佳作,其解忧的作用则更为明显。梁陈之际徐陵奉梁简文帝之命收录汉魏以来的艳歌,编成《玉台新咏》。虽然诗集的内容多俗艳浅薄、思想贫乏,但却能引起宫廷之人的心理共鸣。徐陵在序中表示选录这部诗集的目的是"庶得代彼皋苏,微益蠲愁疾",他认为这些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内容能达到代替忘忧草、消除读者忧愁的作用。
其次,文学作品能"吟咏性情".具体表现为通过文学创作来抒发创作主体的个人情感,表达欢欣,排遣悲怀,直抒胸中块垒,达到"释情任性"的养生目的。萧子显说:"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吕律也。"《文心雕龙·情采》曰:"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都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因而文学创作过程就具有抒发性情的养生作用。
譬如文学创作可以表达欢欣、惬意之情。谢灵运的山水诗寄情山水、赏观风景、旅游娱情、兴而忘愁。又如陶潜的田园诗《归园田居》五首,是他在辞去彭泽县令后居家归隐所作。其一描写了他归园隐居的生活景象,表达了回归自然的自由、欣喜。其三描写了他早起晚归的田园生活,抒发了对自然的向往、留恋及自己的悠然、惬意之情,流露出其远离世俗,静心、有悟的高尚情怀。
还可以表达内心慷慨激昂之情,抒发豪迈情怀。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是曹操北征乌桓班师途中触景生情所作,当其经过碣石时,面对萧瑟的秋风和惊涛骇浪,曹操内心激昂澎湃,发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叹。
更有表达悲愤、伤感之情。这时期出现了一些悼亡题材的诗篇,如孔融的《杂诗》,写出了幼子夭折后的悲伤;潘岳的《悼亡诗》写对亡妻的思念,表达了真挚、悲伤的情感。此外还有表达悲愤之情的诗作,如蔡琰的《悲愤诗》,其中写她被匈奴掳走的悲惨处境,及她身在异域的思乡之情和母子离别之伤。又有表达苦闷之情的诗,如阮籍的《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当时阮籍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当中。政治形势险恶,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其《咏怀诗》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的复杂感情。
再次,文学审美性使文学欣赏成为怡情养性的方法之一。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体味美感,从而丰富情感体验,补偿情感需求,通过文学鉴赏活动达到情感认同、宣泄、转移、交流的效果。关于文学审美的角度,《文心雕龙·情采》云:"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这里,刘勰虽然论述的是文学创作,但也从侧面指出了文学审美的要素组成,即形、声、情三个方面。关于形,魏晋南北朝文学形式美的一个显着标志是骈文的成熟,骈文的形式美首先在于其采用偶句的形式,具有整齐的句式和华丽的辞藻,多采用四六句式,从而达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的效果。关于音,魏晋南北朝的诗赋和散文十分具注重音律美,汉语中四声抑扬顿挫、此起彼伏,加上稳重的平仄、对偶规律,使文学欣赏更富有旋律性。关于情,主要表现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更加关注个体的情感感受和个人品格,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这就使得诗作中往往充斥作者饱满的内心感受,也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情感体验。
2.艺术与养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发展到新的阶段,并逐渐走向自觉。摆脱了社会附庸地位,更加关注个体感受和自我观念的表达。这种新的变化使魏晋南北朝艺术的教化功能逐渐减少,审美娱乐功能不断增强。通过各种形式的艺术参与,能够达到愉悦身心、延年益寿的养生功效。
关于书法养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涌现出一大批书艺精湛的着名书家,书体形式发生了更多变化,在汉隶的基础上,楷书、行草书不断完善,由注重汉字结构之美上升为注重书法作品的神韵和表现作者的精神风貌。士大夫争相通过书法活动来表达潇洒飘逸的风度,这就使书法活动的娱乐审美效果大大增加,在书法创作和欣赏的过程中发挥出独特的养生效用。
魏晋南北朝书家进行书法创作时,首先要求身心达到悠闲自得的放松状态,排除心中杂念,情适心安,由躁入静。东汉蔡邕在《笔论》中早就指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这种作书前先进行心理调节的观点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继承。卫恒《四体书势》曰:"匆匆,不暇草书。"意在强调闲适心境是从事书法创作的前提。王羲之也论述了平静心态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他说:"夫欲书者,先乾研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由于魏晋时期书法艺术追求潇洒传神以及对章法布局的要求提高,作书前凝神静思,悉心安排布局,将个人心境与书法贯通就成了书家极力追求的目标。在书写过程中,"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最佳状态是达到"万毫齐力".这就又关系到肢体力度的把握和调节,每一点画的起承转合,各具姿态,又起到锻炼肢体协调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心理上要求达到忘我的状态:"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可见,书法创作是一个有利于调动身心、达到心手双畅,身心同时得到锻炼的过程。对此,王羲之做了一个恰当而又形象的比喻,他将书法创作比作战场:"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策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画,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认为书法活动就像战场作战一样,运笔须如用兵,意在笔先,调动全力,才能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魏晋南北朝书法玩赏风气盛行。"字之美恶,书之真伪,剖判体趣,穷微入神,机息务闲,从容研玩。"时王氏父子书法颇具盛名,桓玄"雅爱其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这是因为书法欣赏具有愉悦性情、调节情志的养生功效,使人愉悦、忘忧。由于每个人的书法风格不同,书法作品中所体现的情趣、气质也不相同,这些不同在书法中都以形象的神韵体现出来,使人赏之若见其人,给人带来丰富多样的心理感受。如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曰:"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庾肩吾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态出。"这种不同书风所带来的形象感受大大丰富了欣赏者的审美体验,使其在书法欣赏中获得愉悦心境和多样的审美体验。
绘画的养生作用与书法相似,也是通过其审美娱乐作用,使读者乐以忘忧。
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特别强调"畅神",不仅指绘画作品神情具备,也关照读者畅然、快意的心理体验。南朝宋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说:"峰岫晓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
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同时代的王微也向往"神飞扬"、"思浩荡"的境界,好的书画作品使人读之神思畅然、怡情悦性。姚最评价南梁嵇宝钧、聂松的画"赋彩鲜丽,观者悦情".清代王昱《东庄画论》将绘画的怡情解忧作用说的更为具体,他说学画能"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耋大者居多,良有以也".
由此可见,无论是进行绘画创作还是绘画欣赏,都能达到异曲同工的养生功效。
除了书画具有调心静气的养生作用,魏晋南北朝音乐和舞蹈的养生作用也不可忽视。音乐与养生关系密切,先秦时期,音乐的愉悦功能已被人所认知。《荀子·乐论》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肯定了音乐对人的感官有积极的刺激作用,同时也认识到音乐可以愉悦人的内心。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的教化作用逐渐减弱,娱乐性增强。文人士大夫借助音乐抒发情怀、愉悦身心。如阮籍和嵇康生活在政局动荡的时代,司马氏集团杀戮异己,使其内心充满恐惧和忧愤,因此他们必须寻找一个良好的排解方法。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嵇康则过着"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的生活。这种以音乐自娱的方法,是当时士人获得快乐、排解忧思的重要途径。
魏晋南北朝的舞蹈也具有很明显的养生作用。嵇康在其《声无哀乐论》提出了"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的观点,认为舞蹈是情感表达的有效手段。这种"舞以宣情"的观点表现了时人对舞蹈"宣情以养生"的科学认识。当时的许多舞蹈种类都具有良好的情感宣泄、情感表达的作用。如《明君舞》表达了背井离乡的哀怨和思念故乡的情绪,着名的《白纻舞》表达了离别、相思、情爱、悲苦等多种情感。
除了情感宣泄作用,舞蹈动作也起到良好的躯体锻炼作用。《晋白纻舞歌诗》对《白纻舞》的形态、动作有具体描绘:"轻躯徐起何洋洋,高举两手白鹄翔。
宛若龙转乍低昂,凝停善睐容仪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随世而变诚无方。"由此看来,舞蹈对人肢体、关节的锻炼效果是很明显的,特定的舞蹈动作要求人体通过节奏的变化而塑造出不同的造型,伴随着音乐律动,随之表现不同的动作体态,从而达到增强体质、自娱以及娱乐他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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