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的时代特征及意义

　　四、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的时代特征及意义

　　（一）时代特征。

　　1.养生内涵多元性。

　　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特性，这也是其最显着的时代特征之一。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发展成熟时期，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呈现百花齐放的特色。儒家、道教、佛教、玄学、中医各流派养生理论和养生实践或兴起或继承或继续发展起来，各家养生文化都与其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并在此基础上吸收、融合而成。胡汉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不断为汉民族吸收，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养生文化。社会生活领域所蕴含的养生传统、养生习俗更是丰富而繁多，都为这一时期养生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魏晋南北朝养生内涵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养生流派的多元性。魏晋南北朝养生流派众多，主要有儒、道、佛、玄、医五家。儒家养生立足现实，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实际上是以德养生。魏晋南北朝儒家养生观主要还是对先秦秦汉儒家养生思想的继承，在此基础上更加理性而现实，表现为对神仙之事的理性态度、对日常养生方法的可行性分析，以及对"贵生"与"义死"的辩证统一认识上。道教养生来源于先秦的道家养生思想，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道教宗教性的特殊因素。汉末三国时期，道教养生主要继承前代行气、导引、服食、房中等内容。两晋以后，随着道教宗教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其养生思想和方法也日臻完备，并涌现出一大批道教养生家，道教养生在魏晋南北朝一时蔚为大观。随着佛教在此时的广泛流布，其影响日渐扩大，佛教养生文化也成为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佛教教义决定了其着眼点在于摆脱人世苦海，生往极乐世界，对于现世的养生之事却毫不关心。但从佛教经典中可知，佛教强调"戒"、"定"、"慧"三学，重视身、心、境在修炼过程中的重要性，故佛教在客观上践行了养生、助生的行为活动。玄学养生则融合儒、道，呈现出"儒道兼修"的新特点。玄学是在战乱动荡和人心苦闷的社会现实中产生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迎合了痛苦时代下的人渴望摆脱困境、避祸求生的心理诉求。因此，玄学养生既有理性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具有堕落消极的一面，这种养生文化的双重性也符合了玄学家逃避现实又渴望回归的纠结、彷徨与无奈。这一时期的医家养生不可孤立看待，实际上它与儒、道、佛、玄都有不可分割的种种联系。总体上讲，医家养生注重医药在养生中的重要性，偏重于通过医药而非道德和宗教的方法。中医养生最重要的经典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养生学体系的建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日臻完善，各朝医家不断进行实践和总结，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医养生理论和中医养生方法，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养生文化。

　　民族融合的多元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第二次高峰时期，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空前加强。这一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与汉族人共同生产、生活，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中原汉族南迁，与南方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联系日益加深。这种局面的形成，大大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提高了其文明程度。同时，少数民族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也对汉族产生了一定影响，丰富了汉民族的文化内容。少数民族一些文化习俗被汉民族借鉴吸收、取其精华，对汉民族的饮食结构、起居方式、衣着服饰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饮食上，少数民族先进的畜牧生产技术传入中原，使汉民族地区畜牧业水平有所提高，肉类、奶类产量增加。引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作物品种，如胡谷、虏小麦等，农作物种类和产量有所提高。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传入中原的有胡饼、胡椒酒、胡饭、胡羹、羌煮等，大大丰富了汉民族的饮食内容，改变了传统的饮食结构。服饰上，胡服的传入，更加方便了中原地区百姓的生产与生活。胡床的引入，使汉族地区高脚家具开始流行，较传统席地而坐更 加符合人体生理结构和健康需求。此外，艺术上，胡乐、胡歌、胡舞、胡戏的传入，丰富了汉民族的休闲娱乐方式，有利于解除苦闷、放松身心、调节情志。这样，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汉族地区传统的养生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养生理念和养生方式也不拘于一格，凸显出胡汉民族融合的新因素。

　　社会生活养生的丰富性。社会生活领域的养生文化内涵多种多样，社会生活领域的养生活动包括衣食住行中的养生、文学艺术中的养生、娱乐活动中的养生及岁时节令中的养生，这些社会生活方面都包含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养生文化。

　　而社会生活领域养生文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的实用性和平民化，与当时被奉为神坛的道教养生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养生活动不必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代价，也不为上层社会所垄断，是真正属于平民大众的，也是最广泛包容、最生动活泼的养生形式。

　　2.养生方法创新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养生文化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性。

　　动、静养生论的融合。"静以养生"的说法主要来源于先秦道家学说，这与其贵"无"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老子》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和"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观。《庄子》进一步发展了静以养生的观点，认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而"动以养生"的理论在《吕氏春秋》中就有涉及，它将人体与自然界的流水和生活实物进行类比，认为人体只有经常活动才能疏通血脉、精气流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养生家将"静以养生"和"动以养生"相结合，创造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论，既注重以动养形，又注重以静养神。如葛洪的养生思想既注重静养，又提倡导引之术。嵇康也是如此，认为只有爱憎不困于情，喜忧不留于意，才能达到体气平和，再加上呼吸吐纳之术以及导养得理之法，即可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

　　形、神合一养生论有新的所发展。葛洪的养生思想较好的诠释了形神合一的养生论，《抱朴子》肯定了神的重要性，认为有因无而生，形须神而立。同时强调形也不可忽视，"形者神之宅也……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形和神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它既注重精神的修养，又强调形体的锻炼。嵇康的形神养生理论也十分丰富，前文已有所论，此不赘述。

　　这一时期的养生术还出现了合流现象。葛洪在养生上反对偏执一端的片面行为，这也与其儒道兼修的文化传统是一致的。因此葛洪在养生术上主张藉众术之共成，他上溯汉魏，对魏晋以前的养生术加以借鉴、吸收，对于炼丹、服食、行气、导引、房中等养生术进行了专门论述。陶弘景也继承了这种师法古人的学术传统，他的《养性延命录》辑录上自黄帝，下迄魏晋的养生论着，加以删繁就简、归纳总结而成。书中引用《大有经》、《小有经》、《服气经》、《黄庭经》等古籍三十余种，对于前人的养生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归纳，使这一时期的养生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的时代风貌。

　　3.玄学养生风尚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养生文化在玄学家的倡导下形成一股时代风尚。魏晋之际国家动乱、灾害频发、民不聊生，政治上的苦闷失意使当时的士人把焦点由政治转向对生命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玄学养生文化，养生也成为玄学家们谈论的议题之一，玄学家皆以谈论养生为风尚。 正始玄学时期，玄学养生的代表人物是王弼，王弼的养生思想体现了动静结合的养生观，重视虚静，但并不否定动的作用。

　　王弼还强调"返璞归真",认为去除私欲是养生的根本。竹林玄学时期，嵇康和向秀也就养生议题进行了辩论，嵇康着有《养生论》一文，向秀对之发难，嵇康写《答难养生论》以反击，由此嵇康的养生思想逐渐发展以至于完备起来，成为玄学养生的主要代表人物。此外西晋玄学的代表郭象、东晋玄学的代表张湛都十分关注养生议题。

　　在玄学家的提倡下，玄学养生在魏晋蔚然成风。玄学家纵情自然、寄情山林，以清谈、吟咏、长啸为乐，追求精神的玄逸、超脱。服食养生之风盛行，玄学名士何晏首服"五石散",《世说新语》记载其"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在何晏的倡导之下，追随者甚众，服散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成为流行的时代风尚。据余嘉锡先生考证，魏晋南北朝服散并且有轶事流传者多达六十余人，其中魏晋时人最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当时在玄学家的影响下，服药养生法风靡一时。然而过度的盲从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如名士皇甫谧热衷服散，由于方法不当、服食过度，以致到了欲"扣刃自杀"的地步，这种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

　　4.道教养生主导性。

　　魏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发展成熟时期，道教的兴起迎合了混乱苦难的社会现实下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伴随着儒学的衰落，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成为蔚然大观。

　　道教养生的历史传统十分悠久，可追溯到先秦道家养生文化。老子十分重视生命，在其言论中已有关于"摄生"的论述，庄子对先秦道家养生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总之都是提倡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养生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养生除了继承传统道家思想之外还融合了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学说，将羽化成仙、长生不老作为理想追求，因此道教尤其注重对生命的养护，强调"贵人重生",而养生也成为道教教义的内容之一，道教对养生的关注和研究相较于其他各家更为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养生文化在当时发挥着主导作用，对其他各家的养生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渗透。例如道教养生注重静养，道教这种重虚静的养生法为佛家、玄学家所推崇，如佛家的入静坐禅、玄学家的静以养神等。道教的导引、行气、服食、房中等术，在当时也十分流行，成为各家所学习、借鉴的对象，被儒家、佛教、医家的养生实践所广泛吸收和运用。

　　（二）意义。

　　1.养生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在中国养生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它既有继承性，又有启后性。魏晋南北朝养生文化继承了先秦以来养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原始社会早期的养生实践、商周时期处于萌芽阶段的导引吐纳之法、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养生文化以及秦汉养生文化，在对其进行吸收和融合的基础上，经过特殊历史坏境下的创新与发展，才形成了中国养生文化史上第二个高峰时期，也是养生文化集大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养生文化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文化内涵的多样性、文化特质的活泼性：儒、道、佛、玄、医诸家养生文化在此时大放异彩，在互相批判、斗争和吸收的过程中共同发展壮大，随着民族融合的程度加深，多民族的养生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融会贯通，给这一时期的养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样，这一时期的养生文化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养生文化不外乎是在这一时期养生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对隋唐的养生文化有着直接影响，可以说其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史上的作用是承前启后的。

　　2.对隋唐及后世养生文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为后世所继承，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术广收并用的传统为隋唐养生家所继承，隋唐养生出现了诸术合流的现象。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以及后世养生着作中都对这一时期的行气、导引、服食、按摩等养生术有所继承和相关论述，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千金要方》还广泛吸收外来养生术的精华，收录"天竺国按摩婆罗门法",将导引与按摩相结合。司马承祯创立的"养生操"也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养生法诸如叩齿、行气、导引、按摩等相结合。

　　魏晋南北朝的存思气功为唐宋内丹术建立了理论框架。存思气功实为道教行气法之一，其理论基础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主张归根返元的"虚静养生论".先秦道家主张清净虚无、和于自然元气的养生观，汉代的刘安、王充、魏伯阳等人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主张宁静恬淡、返归于朴。魏伯阳更以大易、黄老论金丹，确立了主张返归先天之气的学说，这种主张返归自然元气的学说经过葛洪的整理补充并经过晋末道教上清派的总结完善，形成了汉魏六朝时期颇为盛行、卓有成就的存思气功术，唐宋时期的内丹术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

　　孙思邈对动静结合养生论做了进一步发展。孙思邈在嵇康动静养生论的基础上，强调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对动静结合养生论进行了更加形象的论述。孙思邈认为养生离不开运动，所谓"流水不腐",人体和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一样，需要不停运转，人体才能长久不衰。同时他也指出静养是必不可少的，提倡"坐忘",达到佛教禅定的境界。但反对久坐不起，倡导起居有时、饮食有节，用导引法调理筋骨，用吐纳法祛除邪疾，用补泻法疏通营卫。合理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大喜大怒，再加上服食草木药调补身体，通过动静结合的方法达到全面养生的目的，这些都是其在吸收前代养生之道基础上的增益和改进。

　　3.局限性。

　　魏晋南北朝的养生文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宗教因素浓厚，养生文化的发展被有神论思想所束缚。道教承认神仙的存在，将现实人生活的"人间"和神仙生活的"天上"严格区分开。《抱朴子》曰："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于登天，而止人间八百余年也。"道教还宣扬鬼神报应，将成仙与行善多少联系起来："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这种说法虽有利于人们弃恶从善，但却与养生学的科学性相违背，不利于传统养生学的发展进步。基于有神论的思想，巫术自然而然地成了道教养生手段之一，通过禁咒、祝祷、祷禳的形式治病、养生。《神仙传》记载了壶公善符禁之术，带壶公符"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道教的这种巫术显然没有合理性可言，但在当时人对自然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却有大批追随者。又如葛洪将服食药物的功效过分夸大，认为服药后能"乘云而行"等，又认为在采药前要择"王相日",采药时还要举行祭天地、拜鬼神等仪式，将养生活动过分神秘化。

　　道教养生术中的服食养生特别强调服食金丹、矿物，希望利用金石不朽之特性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葛洪运用朴素而直观的推理方法，认为普通人食用易腐烂的五谷或草木药仅能够获取数十年的寿命，而服食百炼不消的金丹则可获得长生："小丹之下者，犹自远胜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这一荒谬理论使服食丹药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经两晋南北朝流行之后到了唐代达到鼎盛。

　　然而服食的丹药多含毒性，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极大损害，因之丧命者不在少数，服食金丹的危害性到了宋代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服食法才逐渐趋于消失。

　　佛教养生也存在局限。佛教主张的"三世业报轮回说",把今世的吉凶寿夭都归结为前世所造的业，今世所造的业决定来世福祸。佛教的这种宗教信条对当时的社会心态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容易使人逆来顺受，对养生产生消极思想。

　　而其"精神永生"的主张也使人倾向于执精神之一端，忽略对身体的养护。佛教养生还中有一种"咒禁术",《高僧传》记载，东晋兴宁中，竺法旷"善神咒，遂游行村里，拯救危急".咒禁术虽能起到一些心理调节的作用，但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迷信方法，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此外，玄学风尚性带来的局限。在魏晋玄风的影响下，玄学家竞相追逐风气，这就将某些养生方法歪曲，难以发挥原有的养生意义，以至于误入歧途。如竹林玄学阮咸、刘伶等强调顺应自然、适情任性，过分放任自流，整日酣歌宴饮，沉湎饮酒，以致因酒丧命，这是与科学的养生文化相悖的。又如，服"五石散"的流行，其带来的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对其进行研究的时候，须正确加以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