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语言翻译的不可译

　　认知语言学作为 20 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很快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以一种严格的科学来开始研究认知语言学和整个语言系统的关系以及对以前的语言学观的冲击。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围绕着这个学科的关键词为体验 认 知 （embodiment）， 即 体 验 （experience） 和 认 知（cognitive）。 这两者也是密不可分的。

　　就翻译现象的变化与发展，王斌（2011）在他的翻译认知嬗变一文中，从命名观、结构主义观、解构主义观以及体验认知观这几个视角来阐述翻译的变化。从命名观的角度， 他认为人类对世界解读来源于宗教。

　　为了认证这个观点，他以《圣经》中帝造物的观点加以说明。但是在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命名观又如何解说呢？ 在解构主义观中，他对德里达（Derrida）提出的语言意义是由延异（differance）而形成这一观点加以说明。在解构主义学家眼中，语言意义没有了唯一性，语篇一旦成立，便不是作者的了，而成了千千万万读者眼中的篇章了，意义自然也千变万化了，这大概就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理论根据吧。而在体验认知观中，体验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秉持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ing）。 而这正是认知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 Susan Bassnett 所共持的一个观点， 即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考虑语境。

　　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人们一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无论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还是傅雷的“形似，神似”说，都只是泛泛的翻译原则，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有一些词语、句子或者是感情色彩是难以准确译出的。这就导致翻译学家提出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卡特福德具体地把不可译性分为两种： 语言上的不可译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和文化上的不可译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Bassnett，2002:39）。

　　卡特福德认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出现于当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没有可以代替的句法或者词汇等结构。 波波维奇（Popovic Anton）则更加直接，他认为语言的不可译产生于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别。 例如，李清照词《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如果非要译成英文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原句中的欲说还休的凄哭之情却是难以译出。

　　而文化上的不可译，卡特福德则认为是由目的语中没有源语言的相关情景导致的。 虽然他举出了“bathroom”在英语 、日语以及芬兰语中的不同意义以及 home 和 democracy 在各种语言中类似的意义。 但是苏姗·巴斯奈特却认为即使是卡特福德认为可译的home 或 者是 democracy 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不 可译的。 她举出了以下几种情况：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Party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The democratic wing of the British ConservationParty这三种情况下，democracy 的不同意义，同时也引入了在可译与不可译中“语境（context）”这个概念。 而在结构主义者的观点中， 如果引入交际模式概念的话，那就存在不可译性。如果不考虑交际模式，仅从语用学角度来看的话，那就都是可译的。 因为交际模式千变万化，文化也是动态的，每天都有长期不用的文化死去，与此同时，又有新生文化出现。随着文化的动态化，术语也会跟着变化。正如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人们绝对不会知道“我谷歌了一下这个品牌”是什么意思。 谷歌（Google）是美国一个互联网公司，以搜索引擎出名，因此在例句中，谷歌一下的意思就是去谷歌这个网站上搜索。

　　波波维奇（Popovic Anton）（Bassnett， 2002:42）也把不可译性分为两种，第一种类似于卡特福德提出的语言上的不可译。 他把源语言的语言元素在结构、功能以及语义单位在目的语里的指示或者暗示意义的缺失分为第一种不可译。 而第二种不可译性，他认为是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源语言中的一些主体。巴斯奈特就第二种不可译性举出了法语中“Bon Appetit”这个例子。 法语文化中，人们在餐前或者在就餐的时间会对人说 “Bon Appetit”表示祝福或者寒暄。而在英美国家更愿意说天气等无关个人信息的事物来寒暄。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则来自于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差异。在法国，人们热爱美食，并且喜欢享受美食带给人们的满足感。 在这种饮食文化下，也难怪法国人希望对别人说出“Bon Appetit”用于祝福。 而在中国，也有一句类似的寒暄语，就是“吃了吗”。这和中国的饮食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法国是在享受美食，那中国应该是用生命在吃。喜事要办喜宴，丧事也变成了白喜事， 也要办宴席， 更不要说乔迁、升职、升学等国人心中的大喜事。 中文当中和吃相关的词语或者成语也是不计其数。虽然中法两国在饮食上都非常注重，但是“Bon appetit”要译成中文的话，还是没有相应的词语的。这就造成了一种由文化引起的不可译性。 这大概和两国对隐私的重视程度相关吧。

　　法国人重视隐私，只会祝福朋友“Bon appetit”,而中国人却没有那么重视彼此的隐私，则喜欢去问：“你吃了吗？ ”“你吃了什么？ ”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语言上的差异，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翻译的困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由文化差异引起的不可译性。

　　承认对知识的敬畏才会有信心去追求更多的知识。因此对于翻译中认为一切文化之间都是可译是很轻浮的。而在翻译过程中，把语境，即认知环境纳入考虑是很关键的，这会增加文章的可译性，使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参考文献
　　
　　[1] Bassnett,S.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England:Taylor&Francis,2002.
　　[2] 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认知语言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 刘全福.诗意的畅想: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德 里达关联翻译概念考辨及误读分析[J].外语教学,2009,30(6):100-104.
　　[4] 王斌.翻译认知嬗变[J].广译,2011:3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