増设袭警罪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三章 增设袭警罪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一节 増设袭警罪的必要性
　　
　　一、增设袭警罪是体现刑罚预防犯罪的需要
　　
　　我国刑罚是通过教育、威慑、惩罚、诫勉等手段达到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

　　而针对越来越多发的袭警事件，在刑法上更有必要设立袭警罪，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发挥法律教育作用。具体而言，增设袭警罪就是要告知什么是袭警行为、袭警行为可能产生哪些后果、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等等，只有将袭警罪昭示于天下，才能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广大群众不要违法，确保警察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第二，对袭警犯罪予以及时、有效的规制。当前，我国针对袭警犯罪一般以“妨碍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但是这并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置袭警犯罪行为，对犯罪分子并未达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这也使得袭警犯罪案件层出不穷。设立袭警罪，有助于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袭警犯罪行为的规制正常化、法律化，从而有效的规制这类行为。第三，有效的预防袭警犯罪。众所周知，预防是法律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在刑法上，预防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刑法上设立袭警罪，可以通过这种示范作用告知社会大众，劝诫不要暴力干预警察执法，从而有效的实现刑法的预防作用，尽可能地减少袭警行为的发生。

　　二、増设袭警罪是警察特殊保护的迫切需要
　　
　　警察这个职业本身具有其特殊性，在执法活动之，警察所面临的的危险比一般的执法者更为严重。因此，世界各国的刑法都将警察予以特殊保护。就我国而言，警察的执法活动也需要特殊保护。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缘由：首先，警察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他们不仅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也是社会稳定的保障者。

　　我国《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警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有助于维护人民民主专政，有助于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有助于保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在执法过程中，警察往往需要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因而警察往往面临更为严重的人身安全风险，如果警察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社会的长治久安、稳定秩序也无从谈起。其次，警察是社会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与保障者，很多行政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一遇到暴力抗法、拒不伏法的情况，都需要警察出面予以协调、规制。举一个例子来说，《食品卫生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电力法》等立法均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受阻，可需求公安机关的执法协助，由此可见，警察除了完成自身的本职工作，还必须担负起其他执法机关的协助工作，扮演好社会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与保障者的角色。最后，警察执法面临的危险性最大。毫不夸张的说，在和平时期，警察的职业风险是最大的，他们不仅负责正常的巡逻、盘查、审讯等工作，而且还必须承担起追捕、辑毒等危险任务。在这些活动中，犯罪嫌疑人不可避免的对警察施以威胁与暴力，甚至对警察及其家人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由此可见，相比于一般的行政执法人员，警察的职业风险是相当大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面临人身伤亡的严重威胁。尽管我国《处罚法》规定对袭警行为，参照“妨碍公务罪”予以从重处罚，但是这仍不足以有效规制日渐凸显的袭警行为。在笔者看来，警察执法与一般的行政人员执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警察的职业风险性要大得多，如果立法将警察与其他行政执法人员等同视之，那么警察的人身安全将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警察执法的积极性、主动性乃至执法的有效性将受到很大的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在我国的刑法上增设袭警罪，对警察执法的保障提升到更高的层面。

　　三、増设袭警罪是适应刑事立法发展的需要
　　
　　一直以来，我国在“宜粗不宜细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刑法对相关犯罪的规定比较粗放、概括，但就当前而言，这种立法模式亟待改变，刑事犯罪立法应当追求精细化，则也是将来刑法修订的一个主要方向。就袭警犯罪而言，传统刑事立法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社会危害性，仅仅通过“妨碍公务罪”以及其他罪名的规制，很难实现对袭警犯罪的有效规制。增设袭警罪，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更有助于及时、有效的处置袭警犯罪行为，当然，只有增设袭警罪，才能有效的保障警察的人身权利、执法权利，才能有效的遏制和预防犯罪，可以说，设立袭警罪是我国保障警察职权、完善刑事立法的内在需要。

　　第二节 设立袭警罪的可行性
　　
　　一、增设袭警罪符合我国法律体系
　　
　　在以刑法规制袭警行为的问题上，中国刑事法律体系与大陆法学法典法模式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不能借鉴英美法系增设袭警罪的理由。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是独立罪名模式，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虽然两大法系国家在对“袭警问题”的立法规制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且我国的立法体系与大陆法系的制定法体系较为类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对“袭警问题”的立法上参照或照搬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相反，我国在制定法律时更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从预防和惩治犯罪的视角来看，是否需要增设新的罪名应当以现实需要为准，而非僵化的恪守某种一层不变的立法模式。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国刑法学泰斗储怀植教授在其专着《美国刑法》一书中指出，犯罪行为的形式除了 “作为”与“不作为”,还存在另外的一种行为形式--“持有”,正是储怀植老先生独具慧眼、不拘泥于传统，才极大地拓展了刑法学的研究视野，才不断的完善了我国的刑法体系。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的法律体系与大陆法系颇为类似，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就照搬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而是结合本国实情，加强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才能不断的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二、增设袭警罪与现有罪名不会冲突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于妨碍、干扰警察正常执法的行为可构成“妨害公务罪”,虽然“妨碍公务罪”相对完整的包含了阻碍、妨碍警察的执法行为，但是这并不妨碍设立新的罪名，换句话说，增设袭警罪与现有罪名并不会发生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以“妨碍公务罪”来规制阻碍、妨碍警察的执法行为，其立法者并未意识到警察执法的特殊性与危险性，也并不能有效的预防与威慑袭警犯罪。

　　从立法体系完善的视角而言，增设新的罪名也较为常见。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国刑法规定了盗窃罪，但是又增设了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罪；又如，我国刑法设立了诈骗罪，但是又增设了集资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等。从这些罪名的设置不难看出，前者罪名是一个相对类型化的犯罪形态，而后一个罪名是一个相对具体化的犯罪形态，这种罪名设置有助于类罪名规制的不足，且类罪名与具体罪名之间并不会出现混乱。尽管可能出现法条竞合，但是依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或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很多犯罪行为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规制。总之，我国现行刑法增设袭警罪并不会与现有的罪名发生矛盾与冲突。

　　三、增设袭警罪的学界理论基础与实务尝试
　　
　　对于是否应该在刑法中增高袭警罪，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认为，刑法应当对警察执法提供特殊保护，立法赋予警察的执法职权，其目的是为了有效的预防、遏制与侦查犯罪，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极容易受到人身损害，因此，要实现警察的职能不能以损害警察利益为代价，毕竟警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方面，警察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的安定团结便无从谈起。毋庸讳言，警察执法代表的法律与国家公权力，假如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有不合法的地方，完全可能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法予以修正，但是警察的人身权利独立于警察职权，其人身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其立法都是肯定这一点的。

　　譬如，《俄罗斯联邦民警自由受司法保护》（1999）第27条明确规定“法律全面保护警察的人身、自由等权利”,防止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遭受自身权利的损害。

　　国外的立法实践表明，如果警察执法权益受到侵害，那么法律将对侵权人予以严厉的惩罚。人民警察学院法律系张立新教授也认为应当加强对警察执法的保护，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如《人民警察法》中保护警察权益的条文不仅有限，而且相当的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人民警察法》第5条对警察权利保护仅作了宣誓性的规定了“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受法律保护”.不难看出，如此粗糖的规定是很难在实践过程中予以落实的，因为我们无法从该条款看出法律“如何保护警察”、“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警察”以及“如何惩罚袭警行为”.当前，我国频频爆发袭警事件，这也不断的向我们昭示：警察执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对警察权益的立法保护己经刻不容缓。倘若警察连自身的权益都难以保障，那么何谈警察执法的主动性、何谈警察执法的积极性、何谈警察执法的高效性，更何谈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面对这些拷问，我们应当以立法的方式不断强化对警察权益的保障，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现行刑法中增设袭警罪，从而有效的规制那些模式警察人身权利、执法权力的犯罪嫌疑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忠民教授则认为，为有效的惩治“袭警行为”,有必要在立法上设立袭警罪，并适当提升“袭警罪”的量刑处罚，以体现警务活动与其他公务活动的区别。事实上，早在2003年，就有多位人大代表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只是一直不受重视。2008年，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全国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警察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还是法律尊严的维护者，更是社会稳定的保障者。袭警行为不仅侵害警察的人身安全，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与尊严。我们一定要在认识袭警犯罪危害性的基础上，探究其成因，不断完善对警察权益的保护机制，从而有效的预防、打击和遏制袭警犯罪。2008年杨佳案后，上海市检察院向全市检察系统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袭警行为的办法》，这些都是对刑法增设袭警罪的有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