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由法国传入中国。 自始至今，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 笔者发现，人们热衷于讨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却忽视了“原子弹之父”的本意与标准，缺乏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争论中不同观点的梳理与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系统梳理“中国原子弹之父”说的传入与流变，在此基础上澄清有关“原子弹之父”说的几个关键问题，以期深化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
一、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说的传入
“中国原子弹之父 ”说是个舶来品 ，于 1965 年由法国传入中国。 1965 年 7 月，钱三强收到法国营养学校原秘书、督学巴杭德寄来的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 年 6 月号）一页剪报的文章，文题是《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 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 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 Sorbonne 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 是年，法国《科学与生活》又刊出一篇较详报道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核专家，是钱三强博士。”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也要由组织上收拆。 上述巴杭德的来信，就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根据原子能所副所长力一的意见具函报给“科委八局”；后再转二机部七局审查，最后二机部七局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张振德。这么一圈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 1965年已被国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 月 18 日， 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召回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外国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物理学家，他们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研究中起了主要作用。 ”
同一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发表文章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 法国爆炸第一个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 ”这些消息和电讯，第二天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这里，不得不说钱三强对“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称谓的态度了。 钱三强本人对此说一直是持极力反对的态度。 钱三强曾明确说：“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中国人还是多讲点集体主义好，多讲点默默无闻好。 ”
事实上，此说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钱三强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 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要知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突出个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主观的意愿。 而“文革”期间，“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中国原子弹之父”说的传入，不仅对钱三强个人产生了影响，而且迅速引发了争议。 如上文所述，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奉献的社会，“之父”说本身就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国的核弹事业也确实是在毛泽东 “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指示下，各条战线协作攻关的结果，这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 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帽子戴在钱三强头上，不少组织领导者和科学家是有看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和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所在。
二、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关于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几种观点“文革”结束以后，出于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科技界成为宣传的重点。 在这一背景下，有关“两弹一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开始被人们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钱三强自然就成为这一热点中的焦点人物。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逐渐被更多的人知晓和认可。 然而，在思想日益活跃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形成了至少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被接受度也最高。 “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 这种传播有三条路径，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第二条路径则是官方媒介的认可和宣传；第三条路径则是民间各类着述中的认可和论证。
首先来看第一条路径。 在 1970 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 1978 年 9 月26 日，《文汇报》发表 《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 公开提到 “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 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一书，该书是一本关于中国科学院部分着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 《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一文。 1987 年 10 月 27 日，《科学报》发表《播春者之歌———记着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一文。1990 年 1 月，王春江着《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分别连载，影响甚大。 由上述梳理可知，从 1970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 钱三强算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宠儿”，“曝光”率非常高。 这些带有传记性质的报告文学作品极大地提升了钱三强在公众中的地位和形象，尽管有的作品并未提及“中国原子弹之父”，但这种高密度的正面宣传，无疑加强了人们对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观点的认可和接受。
再看第二条路径。 与报告文学不同，这条路径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1999 年 8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 《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当然也是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观点相一致的。1999 年 9 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该书为国庆五十周年而作，收录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人物数十位，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而对邓稼先的定位则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 2007 年和2009 年两次以“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为题介绍钱三强的科技功业。应当说，官方的认可和宣传，对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观点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条路径则是大众化的、 民间的研究和传播。 包括学术界、科普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出版的书籍、报刊之中，涉及“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内容非常多，截至 2013 年 4 月，在“读秀”搜索引擎中搜索关键词“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可以查到有关图书 23 种，期刊文章难以具查，文献总数量相当可观。 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仍然是当前的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 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隐姓埋名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在其生前就称赞其为“两弹”元勋。1986 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广泛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 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 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 7 月 29 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尤其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 1980 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此说仍有影响，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美籍华裔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此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振宁与邓稼先是“50 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93 年 8 月 21 日，在邓稼先去世 7 周年之际，杨振宁撰写的《邓稼先》一文于《人民日报》发表，该报专门为此文配发了编者按，认为此文是“一位科学家写的科学家评传……此文珍贵处是杨先生从科技发展史的高度， 将同他有长期交往、所知甚深的中国、美国两位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作了对比评述，既高且深，又亲切可读。 ”
该文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原子弹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是将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国原子弹之父”。 因为杨振宁的名气，也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的影响很大，多为后来者征引。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杨振宁将邓稼先与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而大加称赞的时候，杨振宁却在文章结束的时候写到了钱三强，他说：“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 而且对中国社会， 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常为征引者所忽视，或许这句话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 “原子弹之父”。 这种观点最早见于 1989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所着 《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 年王君编着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沿袭了此说。 该书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 该书写到：“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聂荣臻元帅虽然不像那些专家一样去攻克一个个具体的科学难题， 但可以这样说， 我国整个国防科技事业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却是他攻克的。 ……聂帅对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 ”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 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之父”说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 此说于 1980 年代中期产生， 影响也比较大。
1987 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用 7 个故事的形式概述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从战士到将军，从技术员到科学家，不同行业人们的贡献，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 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
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 ”不过，该书内容较为单薄，还存在不少勘误之处，客观地讲质量并不高，但由于此书成书于 1980年代中期，首印 50000 册，主题引人夺目，因此影响较大。 此说在新的世纪里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
2006 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 《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该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并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 ”
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影响较大。 同年 12 月，张开善又在《军事史林》发表《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他的名字叫“智慧组合”》一文，在承袭已有观点的基础上，用“智慧组合”来比喻中国原子弹之父。 应当说，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确实是集体协作攻关的胜利，诸多科学家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 但是，这一观点却从学理上有悖于“之父”说的本意，无异于消解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存在；“之父”说本来就是在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人的特殊贡献，“之父”与集体是相对的概念，不能划等号。 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还会详细讨论。 另外，张先生在此文中认为钱三强“从事核工业发展的高层组织管理工作， 无暇参加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攻关当中”，“未能主持、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从而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失之交臂”。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值得商榷。“中国原子弹之父”说考论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 “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 年，陶纯 、陈怀国着 《国家命运———中国 “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该书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于 2012 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 在该书结尾，着者谈到了对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看法：“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 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 ”
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一样，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但与第四种观点截然相反，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 基于同样的理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表现出在对“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研究上，观点日益多元。
以上五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根据和各自的论证逻辑。 因此，要讨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之父”说的内涵、标准和价值，也就是要对“之父”说的基本问题有个比较一致的认识，形成共识，否则争论就会陷入歧途。 接下来，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三、关于“之父”说的几个问题
“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间共识，“之父”说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或学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之父”说进行概括和归纳，毕竟，对于“之父”，还是存在着社会心理共识。
1. “之父”说的价值
有别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与贡献，“之父”说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突出贡献的放大，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之父”说的某种局限性。 但“之父”说的价值也是明显的。
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促成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 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中，也充分肯定了杰出历史人物的特殊作用。 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贡献，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和激励作用。 我们一直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杰出历史人物就是最好的榜样，他们能够激励后世者不断进取，开辟新的领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西方自近代以来，在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开拓者辈出，应该说与这种氛围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此，对于“之父”说，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局限性，更应该看到这一学说的现代价值， 尤其是在更加强调“原创创新” 的当今时代，“之父” 说的价值更加凸显，我们不能因为它有西方个人主义的胎记就否定它。
就科学发展而言，19 世纪以来， 一定意义上说是科学主导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与工业的紧密结合，加速度地改变了并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 而科学的这种快速发展， 是与 19 世纪以来一大批伟大科学家的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及创造密不可分的。 在科学的突破性进展和关键点上，杰出科学家的个人贡献显得更加突出。 故此，科学上的“之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客观科学进程的一种概括和描述，这种概括和描述让人们对科学突破的关键点的理解更加深刻。 因此，探讨科学上的“之父”，本身就是对科学发展历史进行理性反思的必然要求。
2. “之父”说的内涵与要求
“之父”是对某一学科 、某一行业 、某一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 伟大的科学家有很多，然而能够称得上“之父”的却是少数，在这里，历史机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毕竟“之父”只有一个。 因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之父”一定是个体，在西语词源上，“之父”原为“The father”，而非“Thefathers”。 因此，如果把“之父”当成一个集体，就曲解了“之父”的基本内涵，探讨“之父”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另外，找寻科学上的“之父”，并不是要忽视或否定其他伟大科学家的贡献。 全面的理解应该是，既要承认“之父”在科学上的独特贡献，又要充分评价科学家群体在科学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借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就是，既要看到历史人物的特殊作用，又要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当然，对“之父”的理解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 这主要是因为历史的复杂性和后世者在知识、能力、情感等方面的局限。 根据比较公认的科学“之父”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科学领域的“之父”一般是在下述几种情况下使用。
第一，“之父”是对某一科学领域奠基性代表人物的誉称。 这类科学家的贡献在科学发展史上不一定是最大的，但他们却开创了一个后人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学科或领域，开创了一个时代。 比如，人们常说的“几何之父”欧几里得、“力学之父”阿基米德、“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等，他们的发现在今天看来会让人觉得有些“小儿科”，但用历史的观点来审视，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了超越时代的伟大发现， 后世者没有理由不对他们肃然起敬，“之父”冠在他们头上并不为过。
第二，“之父”是对某一科学领域做出开创性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誉称。 这类誉称也是人们在最为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享有这一美誉的这类科学家有两个特点，一是其贡献具有开创性，二是其贡献特别巨大，达到一个高峰，后来者也难以超越。 比如“经典力学之父”牛顿，“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等 。
他们不仅开创了一个科学的新时代，并且其贡献即便在今天仍不能小觑。 因而，对于这类科学家，冠以“之父”的美誉是最没有争议的。
第三，“之父”是对大科学工程时代集科学家与组织领导者于一身的“双栖”科学家的誉称。 这类科学家是 20 世纪以来组织实施大科学工程的产物，是科学与工业相结合的结果。 高度复杂的科学工程不仅需要最优秀的科学家专攻难关，还需要具有杰出组织才能的“双栖”科学家运筹帷幄，指挥全局。
这样，在大科学时代，“双栖”科学家就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他们的显着特征是：一方面他们有着科学上的一流成就，并对大科学工程的每个关键点了然于心；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这种能力是指挥大量优秀科学家进行协作和联合攻关必不可少的———没有协作和联合攻关就没有大科学工程。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首先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另外他有着超乎常人的组织领导能力， 包括着名科学家费米、波耳、费曼、冯纽曼、吴健雄等大师级物理学家在内的庞大科学家群体，就是在他的指挥下，联合攻关研发原子弹，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功。
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之父”，大致就是以上三种情况，当然“之父”之前加以国别等限制的情况也很多。 这种情况主要是某位科学家在自己国家获得的殊荣， 以称赞他在本国科学发展上的贡献。 比如，“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等。 需要强调的是，此类科学“之父”，除了国别上的限制， 其他要求应该是与上述三种情况一致的。 比如，我们在讨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时候，就不能置科学“之父”的一般标准和要求于不顾。 只有在比较统一的概念明晰的标准下，我们的讨论才会深入。
四、讨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三条路径
厘清了“之父”说的相关问题，我们将话题回到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观点上。 这五种观点其实可以概括为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人，至于是谁可以讨论；第二条路径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科学家群体；第三条路径认为不存在 “中国原子弹之父”。 让我们对这三条路径进行一下分析。
“中国原子弹之父” 是一个科学家群体、 一个“智慧组合”的观点尽管很折中，各方易于接受而皆大欢喜，但却在学理上难以成立。 因为“之父”是个体，“之父”说也是为了强调个体的价值。 如果把“之父”冠给群体，其实就失去了讨论“之父”的意义了，因为任何大科学工程都是集体合作的结晶，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没有必要再用“之父”以冠之。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就等于消解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存在，如果因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特殊性而突出强调科学家集体的作用，我们可以完全抛弃“之父”这一舶来品。 这样，我们的讨论会更加清晰而没有歧义。
然而，“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的观点也有很大局限。 尽管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胜利，但具体到每个人，所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作为后来者，我们还是有责任厘清历史的真相，辨识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如果我们认为 “中国原子弹之父” 是个人，那么，即便是参照“之父”说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命题仍然存在巨大的探讨空间， 更何况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极具特殊性，不仅是一个大科学工程，更是一个政治大工程；不仅具有一般大科学工程的显着特点，更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烙印。 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原子弹之父”，会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众多科学家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的独特贡献。
行文至此，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考论的主题悄然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需要争辩“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其实，我们更需要深入挖掘那个庞大的科学家群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他们每个人到底在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这一大科学工程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更进一步，数十万人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那些默默无闻者，甚至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同样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究，或许这也是我们探讨“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主题的意义的另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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