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多种科学文化哲学发展的梳理

　　科学文化哲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世界观,它是针对科学文化的哲学反思,也是科学演变、发展的直接文化观念和哲学根基。近代科学的诞生可以从科学的“外部”找寻原因,如远洋探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但是近代科学诞生作为一种观察、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它首先是思想观念特别是科学文化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这可谓“观念先行”。

　　近代科学诞生的科学文化哲学基础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多种哲学思想流派的叠加、互动、共生。对自古希腊以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新柏拉图主义、机械论传统直至近代历史发展作全面、深入梳理,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性追求、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启示以及机械主义的祛魅思想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科学文化哲学思想基础。

　　“科学革命”通常指涉的是十六、十七世纪,但是为使我们对于近代科学形成有较为全面、准确的理解,我们必须追溯更远的历史线索,关注那些为近代科学所应用乃至批判的科学文化哲学学说。

　　一、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性追求

　　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是近代科学的阻碍,近代科学就是从一条一条批驳亚里士多德谬论而起步、成长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地球中心论的宇宙学说以及“重物比轻物下落快”断言,已经成为近代科学嘲讽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笑柄。

　　人们一般不再细致区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与哲学,常常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成果混同于他的哲学思想,从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成果的否定进而全面否定亚里士多德哲学,否定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对于近代科学诞生的某些正面、积极意义。

　　柏拉图只承认理念的真实存在,贬低、忽略个体事物的存在意义;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获取知识的第一步是用感官经验个别事物,第二步是从个别事物的偶然性中抽取、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和普遍形式。相对于柏拉图的独尊理念来说,亚里士多德则是赋予感觉经验与理念理性同等重要地位。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不仅相对于古希腊柏拉图来说,即使相对于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来说,也是对于科学认识的较为全面的辩证认识。“想克服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缺陷,把两者综合起来的人,亚里士多德要算最先的一个。”

　　“他不同柏拉图一样,是个单纯思辨的哲学者。同时还是一切事物的严密观察者。所以,在他的手中,作为科学的哲学才能达到古代的完成,同时,开始对自然作严密的科学认识的也是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他在一切科学上,都是创立者。”

　　亚里士多德被西方重新发现,起初是作为与基督教敌对的异教徒出现,但很快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基督教框架中被重新诠释。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基督化”,把他的第一因改造成为基督教的上帝,调和上帝与现世、信仰和理性的矛盾。阿奎那采纳温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概念实在论,承认概念的存在但限定于对象之中。“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自然主义的,而基督教思想是超自然主义的。虽然托马斯·阿奎那试图引进超自然主义,借以补充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两种思想路线的矛盾却仍然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毕竟是希腊人的礼物,它导致经院哲学的解体。”

　　“到晚年,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唯实论’的分歧就发展为所谓‘唯名论’。按照这种‘唯名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共相只不过是名称或心理概念。……不管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包含多少真理,促成这种理论的心理态度却是不适于促进实验科学的事业的。看来,事情很清楚,在哲学仍然对科学起着支配性影响的时候,唯名论,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比较有利于科学方法的发展。”

　　到中世纪后期,唯名论发展起来,比如在奥卡姆的威廉以及后来的马丁·路德那里。中世纪从概念实在论向唯名论的思想转变,意味着人们的兴趣从先验理念、教义权威转向经验观察、具体事务,促进了实验科学的兴起。

　　怀特海在讲到“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对于科学说来,除开事物秩序的一般观念以外,还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要稍微提一句,就能说明经院逻辑与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如何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坚持这种论点的可贵习惯。”

　　关于事物秩序的观念我们可远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的神话、悲剧里内蕴着人类命运以及事物规律的无情必然性。对于严格论证的思维习惯,我们可以归功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逻辑学贡献。“伽利略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地方比我们在他那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所看到的要多一些。他那条例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

　　亚里士多德的遗产主要是他的逻辑学、经验主义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遗产。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院不像柏拉图学院那样是一个半宗教性质的哲学学校,更像一个科学研究与资料搜集的学术中心。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在中世纪早期享有盛名,却在中古盛期开始规定西方思想走向,以致近代科学在超越他时,仍然是在使用着他的概念工具攀登、前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目的都与柏拉图的理念有几分神似,他们对于理性的追求在大方向上更是志趣相投。但是,柏拉图利用理性战胜经验世界发现的是超验秩序,亚里士多德却利用理性发现了经验世界自身范围的内在秩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对于实验科学的发现目的助益不大,所幸实验家对于形式逻辑并不关心,三段论对实验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难以成真。关于逻辑对于科学研究的有限作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看得很清楚,只是后人曲解、夸大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科学作用。亚里士多德并非出于逻辑自身目的而研究逻辑,在他看来逻辑不过是一个工具,对于科学和辩证法来说逻辑虽然重要但却是一个不完备的工具。科学虽然采用逻辑论证,但科学又不仅仅是逻辑论证。逻辑方法只是科学用以说明和解释的众多方法之一,而科学更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是直面自然现象、经验事实。依循教义权威、错误前提推导出很多违背科学事实的错误结论,更多的是出于托马斯主义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肢解和滥用。如果说近代科学探求的是事物间“怎么样”的数量关系,那么亚里士多德追问事物“为什么”却是深层的自然理解追求。直到今天,在生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研究中还是难以摆脱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影响。不消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单是解释磨牙和门牙为什么具有不同结构,恐怕也是用功能目的来解释远较机械论、原子论、还原论来得方便、令人信服。

　　二、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启示

　　在新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1433—1499)的宇宙图式中,灵魂占据着联系精神世界(太一、心灵)和物质世界(形式、形体)的中介位置,人可以利用灵魂的精微理性激活事物中的精微活力,这种创造力就是“自然魔术”。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认为既然事物运动都是上帝的展开,那么研究自然就是对上帝的亲近和认识。为了破除神学权威的“有知识的无知”,我们必须到上帝亲手书写的自然这本书中去寻找真知。库萨的尼古拉提出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符号写成的,为近代科学的数学化研究开辟了道路。

　　柏拉图出于对天体世界、理念世界的完美信念,坚信虽然我们看到行星表面现象是毫无规律的“游荡”(行星“planet”的词根意味“游荡者”),但现象背后却是遵循着完美的数学规律运行。这是柏拉图为哲学家、科学家提出的“拯救现象”任务,也成为后世影响深远的哲学准则和科学原则。

　　新柏拉图主义深受毕达哥拉斯主义影响,尊崇数学实在,坚信宇宙间的数学和谐。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并没有什么更多的新的事实支持,而是出于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信念以及太阳系数学关系的简单、和谐的审美追求。哥白尼鄙夷托勒密借用70多个“本轮-均轮”拼凑的“地球中心说”模型,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太阳神崇拜启发下,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地球围绕中心火运行思想,大胆提出“太阳中心说”。一开始,对于“太阳中心说”的反对并非是来自天主教会,而是新教和天文学家。整个中世纪鼎盛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说罗马天主教对于学术思想还是相当宽容的。哥白尼死后,天主教大学并没有禁止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教会确定的新格利高里历就是在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基础上计算的。新教以圣经为唯一绝对权威,认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与《圣经》相违背,是天主教会的放任自流使得原始的基督教教义和《圣经》遭到了玷污。直到17世纪早期的伽利略时代,教会权威逐渐走向衰落并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才开始禁止传播“太阳中心说”。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其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传布宇宙无限的科学思想,更主要的是其鼓噪的神秘主义的新柏拉图主义异教思想对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的基督教正统思想构成威胁。

　　开普勒、伽利略改进和完善了哥白尼开创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同样看到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开普勒认为太阳是上帝的重要形象,数字和几何具有一种超越力量,“天体的音乐”在数学上的简洁、和谐正是上帝荣耀的表现。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三定律指出,一颗行星围绕太阳运行一周所需要的时间的平方与它轨道的平均半径的立方成正比,即T2∝R3;当我们看到天体运动遵循如此简洁的数学关系时,不得不感叹如果说在托勒密哥白尼天文学中数学还仅仅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在开普勒这里数学表现出一种天体的本质力量,我们相信开普勒完成了柏拉图所说“拯救现象”任务。伽利略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相信自然世界可以用几何和数学的方法加以认识,宣称“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

　　伽利略的惯性定律并不存在于真实的自然界,而是一种思维的理想实验。伽利略宣称,他做实验的目的只是用来说服那些不相信他的理论的人。伽利略对于数学不像开普勒那样具有宗教的神秘狂热,而是把数学看做是理解自然事物、战胜亚里士多德派对手的简明有力工具,具有了超脱新柏拉图主义的自然探究动力。

　　新柏拉图主义的自然神秘主义、象征主义,以自然为上帝的造物、标志、象征,认为对于自然奥秘的破解就是对于上帝的解读、理解和亲近,为从神学思辨向自然研究转变提供动力。神秘主义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通过巫术、法术等各种神秘方式同这些自然精灵发生神交就能控制自然现象,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奇异科学”、“自然魔术”。

　　14世纪巴黎大学以布里丹为代表的经验科学学派虽然还充斥着大量的神秘信仰,但是毕竟试图研究和控制自然。罗吉尔·培根这位实验科学的先驱者工作中包含着大量炼金术和占星术原理,炼金术士帕拉切尔苏斯奠定了近代化学和医学基础,威廉·吉尔伯特的地球磁性理论建立在万物之灵基础上,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不过是是效仿天体运行的“小宇宙”。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哥白尼出于追究占星术的动机,研究天空的数学秩序。

　　正如梯利所言最长的绕弯的路有时是回家的捷径。

　　三、机械主义的祛魅思想

　　机械主义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留基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不是所有机械论哲学家都是原子论者,笛卡儿作为机械论哲学的代表人物就抵制原子论的虚空观念,坚持粒子是可以无限分割的。留基伯作为原子论的开创者确立了原子论主要观点,即所有事物都是由运动在虚空中的原子构成的。德谟克利特对原子论作了详尽阐述,使得这一理论确定下来。原子论没有为任何设计、目的留下余地,把所有实在都还原为原子的碰撞、组合结果。而对于原子及其运动的最初来源,原子论者认为没有必要解释,因为对于起源的追问可以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正像追问神或者上帝起源是一个无解问题一样,赋予物质的原子以永恒存在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原子论、机械主义的世界观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有机论世界观,不再引用“目的”或者“最终因”解释世界。当我们问一件事情“为什么”的时候,有两种可行的回答问题方法:一是“目的论”回答“这件事情为什么目的而发生、存在”,再一是“因果论”回答“是什么事情造成这件事情的发生、存在”。前者是“目的论”的用未来解释当下,后者是“因果论”的前因后果解释。很难说用哪种方法解释世界更好,但“因果论”的机械主义解释更接近于我们当下的科学,机械主义也更适合于现代世界改造。

　　德谟克利特可以说是一位机械唯物主义者,在他看来宇宙之中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有被机械法则统驭的原子,灵魂也是由原子组成的,思想同样是物理过程。古希腊原子论的提出很难说是基于经验基础,因为在古希腊时代原子论是缺少经验证据支持的,只是在两千年后的现代科学中才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推理支持。但是,原子论作为机械主义的前驱者主要不是因为其经验主义,而是因为其祛除了生机论、目的论的严格机械决定论。亚里士多德偏爱经验事实,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把他拒之门外。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使他更相信理性而非易错的感觉,反倒使他进入了更为广阔、普遍的科学世界。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我们不能看见原子的本来面目,但能够超越感觉和现象而达于原子的思想才是真正的知识,就此而言可说德谟克利特是一个唯理主义者。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在古希腊并不得势,只是到十六七世纪得以复活,成为近代科学开端。

　　伽利略一方面关注自然现象背后理念世界的数学关系,这使他偏近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另一方面,他追寻的是支配自然变化的数学规律而非数学神秘,用数学驱除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观的生机和目的,这又使他偏向机械主义。

　　伽利略借用了阿基米德的漂浮物体模型及其平衡原理,他相信物质的数学本性和运动的数学原则从属于机械论科学。伽利略发展出机械论新科学———物质和运动的科学———的新概念,他的新概念沿用了传统机械论科学的基本原则,又添加了“时间”以及他所特别强调的“加速度”概念。像17世纪大多数科学家、哲学家一样,牛顿也是一位有神论者,从属于剑桥的柏拉图学派,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就受到了赫耳墨斯共感说的启示。牛顿不是把上帝作用仅仅限定在创造的“第一因”,他认为太阳系的稳定运行因为受彗星的干扰作用有时还是需要上帝出面微调、校正。牛顿不是一位严格的自然神论者,可能还具有泛神论思想,但他的伟大物理学成果却给后人带来机械论。牛顿的伟大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统一了天体和地上的物理运动,使得宇宙、自然不再是神秘难测的云,而成为可精密测算、准确推断的钟。正是牛顿物理学严格机械决定论的成功,而非牛顿本人的哲学思想,更加深远地决定着近代以来的机械论世界观。

　　笛卡儿对于近代科学的最主要贡献并非其科学成果,而是明确提出了一套用以取代亚里士多德生机论、目的论统治的机械论世界观和科学方法。在笛卡儿的机械世界中,取消了天体和地面物体的不同,整个宇宙不再有亚里士多德式的尊卑次序差别。笛卡儿不否认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差别,但是在具有灵魂的生命和不具有灵魂的生命之间划出一道分明的界限。在他看来,地球生命中只有人类才具有灵魂。如此,笛卡儿唯独把人从自然、宇宙中超拔出来并与之相对立,笛卡儿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概念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人与非人事物共享的实体概念。精神被排除在自然界之外,也就摆脱了神学、宗教的训诫和束缚,容许物理学、科学对自然界作自由的机械解释。不仅是自然成为机械,动物乃至人都成为机器。笛卡儿是一位心物彻底分离的二元论者,霍布斯则是彻底的一元机械论,他认为运动中的物质是唯一实在。他在《利维坦》中宣称生命无非是四肢的运动,国家则是人工技巧创造的东西———模仿的人,国家主权则是人工模拟的灵魂,把机械论从自然生命推向社会国家。如果说笛卡儿机械论的心身关系难以解决,那霍布斯彻底的一元机械论也好不到哪里去,如何用机械解释生机、生命、精神现象同样是有待解决的困难问题。

　　启蒙主义者伏尔泰从牛顿物理学成果解读出严格机械决定论世界观,指出如果全部自然界包括行星都要服从严格定律运行,却有五尺来高的小动物无视规律、妄称自由则是愚昧可笑的。到18世纪,西方社会确立了机械论世界观,确信是物理定律、数学关系而非神意统治着世界运行。机械论世界观摧毁了传统世界的生机和神秘,但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发展奠定了思想前提,铺就了前进道路。

　　以往科学思想史或者哲学史的研究,常常简单地把科学与宗教、科学与柏拉图主义神秘信仰以及科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生机论、目的论对立起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被教廷宣判有罪,成为宗教迫害科学的最好例证。

　　人们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阻碍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却忽略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对于近代科学形成的哲学思想滋养。这些认识有根据但非全面,夹杂着辉格史观现代情感的历史误读。启蒙主义者把上千年的中世纪宣判为“黑暗”,却否定了它对于近代科学诞生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近代科学虽然可以经由文艺复兴追寻它的古希腊根基,但中世纪对于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承乃至对于近代科学诞生作用不可小觑。我们可以辨析出近代科学诞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机械论哲学思想基础,但也很难把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简单地归结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或机械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机械主义思想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缠绕共生于思想的生态系统中,它们作为整体为近代科学诞生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科学文化哲学不同于一般哲学史、思想史的系统性,而是表达文化的多元追求和包容,这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是我们理解科学更为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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