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境下对科学价值负荷的思考

　　在讨论科学的价值负荷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科学的社会价值不包含在我们将要讨论的科学的价值负荷的范畴内。科学是揭示自然现象的规律，寻求自然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和自然现象变化的原因，摆脱人类受自然界奴役的命运，进而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科学发展的初衷有善的目的，科学就是实现“善”的有效途径。爱因斯坦说:“科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这一点使科学保持了不朽的荣誉。”默顿也曾经说过: “如果有任何科学值得给予尊重的话，它们必须是与人类在各种社会中的幸福有关的。”科学正是因为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科学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满足人类的需要，这点是毫无疑问的。科学已经作为一种既存的社会力量在介入并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科学的存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利益、社会需要和社会情感，但这些属于科学的社会价值，在此不作为我们讨论的科学的价值负荷讨论的内容。

　　其次，科学的精神价值不包含在我们讨论的科学的价值负荷的范畴内。科学作为对宇宙和自然界规律的探索，出于人类对自然界奥秘的好奇和惊讶，在科学探索和研究中蕴涵的美学价值和科学精神是很多学科不能比拟的。除此之外科学还具有培养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改变人类精神行为等方面的精神价值。这些不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的价值负荷和价值渗透，所谓的价值负荷指的是科学自身内在渗透着人类的价值，而并非科学的社会价值等外在的价值。

　　一 现代语境下科学的涵义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其实，科学作为一个基础概念比较难界定。贝尔纳就曾经说过: “科学本身不能用定义来诠释，……必须用广泛的阐明性叙述来作为唯一的表达方法。”

　　但科学与常识相比，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1． 科学追求的是具有可检验性的解释系统; 2． 科学能够准确地界定自己的适用范围; 3．科学尽力消除概念和命题的不一致，而保持逻辑连贯性; 4． 科学中的语言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专业性;5． 科学追求解释的普遍性; 6． 科学具有可检验性的严格要求。”在现代语境下，我们对科学一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首先，科学是关于自然界及其内在规律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其次，科学是产生理论知识的实践活动。“科学本身不是知识，而是生产知识的社会活动。”

　　再次，科学是一种寻求自然界内部规律的方法。默顿曾经对科学的涵义规定为“1． 一组特定的方法，知识就是用这组方法证实的; 2． 通过用这些方法所获得的一些积累性的知识; 3． 一组支配所谓的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在默顿看来，科学具有可证实性，这样，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实体( entity) 应该是存在的。

　　科学作为一种支配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具有了价值大小的评判。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对科学理解的深入，科学已经不再局限在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仅仅局限在实体的范围内，科学作为一种累积的知识传统具有了价值负荷。

　　认为科学是中立的观点是基于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语境基础上的狭隘的科学观，在现代语境中科学仍然是有价值负荷的。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现代语境下科学具有价值负荷的体现。

　　二 现代语境下科学的价值负荷的体现

　　第一，从科学的目的和动机来看，科学不仅仅是为了“求真”，也是为了“求用”。如果从科学最初的发展动机来说，科学是为了寻找自然界某一方面的发展规律，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真理。随着近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在对科学事实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已经蕴涵了价值判断，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价值。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不局限在对自然界的反映，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共同的约定或者妥协的结果。“不是自然存在决定科学理论的内容，而是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的行为决定了自然界是什么”。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局限在对自然界内在属性的客观反映。科学已经从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转变成对世界的理论建构。科学不仅仅局限于发现自然界的规律，更在于建构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公设到科学的知识体系多是理性的建构而非经验的发现。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类价值的，也非与伦理无涉的自然界的规律，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本身负载着价值。

　　第二，从科学研究过程上看，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价值。现在的科学研究在结构与功能上已发生了巨大的改观，科学不再局限于求知的工具和对自然界疑惑的解释，科学研究已经普遍受社会价值判断的影响。科研活动中不管是科研项目的立项、科研项目的实施和完成都要受到主观因素的干预，受到人类社会价值的影响。科学家在面对众多的现象面前的科学事实的选择、在科学活动中运用的科学方法的认定、在科学体系的建构等各方面都体现了科学并非中立的，而是负载了人类的价值判断。“科学家选择一种理论必须符合他们所特有的方法论原则和能够体现他们所具有的价值目标，反之，科学家所接受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又对科学价值目的的选择提出了要求和限制。”科学的研究目的与人类的价值判断息息相关，科学研究所需的经费的来源也不是仅仅由科学家的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科学研究内容本身可以决定的。并且，科学研究内容的选择也体现了不同科学共同体等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当某种科学活动对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作用时，人们就会加强对该项研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项科学活动就相应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反之，这种科学活动将受到限制。这些都体现了科学本身具有价值取向。科学研究不管是研究内容的选择、科学研究的目的和科学家的研究行为以及其对以后研究方向的选择都受社会的影响，因此科学研究不是价值中立的，也就是说，科学作为一种研究活动是具有价值负荷的。

　　第三，从科学理论的评价上看，不同的价值主体的价值标准会影响对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理论的评价指的是在科学理论形成之后，以科学共同体为评价主体的对科学理论的检验、评价和选择。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就是评价主体对科学知识、科学活动、科学方法等作出的主观评判。评价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主体的影响，比如受主体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背景知识等影响。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一般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对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评价和对于科学理论的价值性的评价。对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评价一般包括对科学理论逻辑一致性的评价以及理论和背景知识的一致性的评价。如果一个科学理论本身不具备逻辑自洽性，就不是一个科学理论。比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的降落速度与其质量成正比。

　　伽利略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做了如下思想实验: 把一个 10 磅的铁球和一磅的铁球用绳子拴在一起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就会出现如下两种可能的结果: 第一种可能情况，因为两个铁球的质量之和大于 10 磅的铁球，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拴在一起的两个铁球的降落速度将大于单独一个 10 磅的铁球的降落速度; 第二种可能情况，同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10 磅的铁球以 10 磅的速度下降，而 1磅的铁球以 1 磅的速度下降，那么 1 磅的铁球将会对 10 磅的铁球有一个向上的力，则拴在一起的两个铁球的降落速度将比单独一个 10 磅的铁球的下降速度慢。同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出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通过这个思想实验，伽利略推导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具有逻辑自洽性，从而怀疑亚里士多德理论的真理性。除此之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还要涉及这个理论和背景知识的契合度，说到背景知识的契合度就要涉及人类的知识水平的发展程度。燃素说( The Phlogiston Theory) 是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解释燃烧现象的学说，甚至可以说是解释整个化学现象的理论基础，被当时的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和推崇，直到拉瓦锡提出氧学说后，燃烧的学说才被新的知识范式所取代，被主流的化学界人士所接受。舍勒和普利斯特利在氧化学说提出之前就通过化学实验获取了纯净的氧气，但因为囿于燃素说而把“氧气的发现者”的桂冠拱手让给了“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

　　对科学理论的评价除了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评价外，还包括了对科学理论的功能性的评价。即科学理论是否具有逻辑简单性以及对科学理论的解释和预测的评价。科学理论的逻辑简单性考察的是理论的普遍性，指的是指科学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越少则这个理论越好。

　　不同科学发展时期，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是不同的，因此，对不同范式下科学理论的评价不能单纯依靠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的数量，更不能依靠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的是否是实体来评价。科学既然是关于自然界本质规律的认识，应该对已知的经验事实和实验现象进行解释，对未知的事实和现象进行预测，科学具有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例如，我们可以根据物理学上“光的散射”现象来解释“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我们也可以根据哈雷彗星的运行周期是 76 年，又知道上次哈雷彗星出现的时间是 1985 年，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见下次看到哈雷彗星的时间是 2061 年，这些属于科学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对科学理论的评价还涉及对科学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评价，这同样依靠评价主体或者说依靠科学发展语境的，对于宇宙学说的评价，托勒密时期和哥白尼时期是不同的，托勒密时期会因为“地心说”的解释力强而坚持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而到了哥白尼时期，人们会秉承简单性原则而坚持“日心说”理论。在托勒密时期和哥白尼时期，太阳和地球之前的关系并未发生改变，但是对宇宙学说的评价却因评价主体不同而有所差异。

　　以上不管是对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还是价值性的评价，都涉及评价主体的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和评判标准，因此，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不可能不具有价值负荷。

　　三 不同语境下对科学价值负荷的思考

　　人类有了闲暇时间和自由，开始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界的规律充满了好奇。原始神话自然观时期，由于人类的能力低下，对自然界的规律没有办法把握，从而把自然现象看成变化无常的，对自然产生敬畏心理，认为万物都是有灵魂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是由某个神来控制的。当时，对自然现象没有办法从自然界自身加以解释，遇到任何自然变化都问“谁干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能力的增强，人类开始从自然界本身找自然现象出现的原因，提出形如“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筷子插入水中为什么会弯曲?”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研究语境下回答这些“为什么 － 问题”，就成为科学研究的内容，这时的科学的范畴局限于对自然现象的原因给出解释，这种对于原因的追求不能摆脱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承诺困境。伽利略拓展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他把对自然现象的状态的描述纳入到科学体系中来。这样，世界是“怎么样”的状态描述和自然界“是什么”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说明在不同语境下科学的研究内容是不同的。

　　科学是关注自然现象、关注事实的，而事实与价值是截然二分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历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困扰人的问题。英国着名哲学家休谟( D． Hume) 就曾提出能否从“是”推导出“应该”的问题，也就是能否从事实判断推导出价值判断，史称“休谟问题”。康德理论体系中也已有“实然”与“应然”的划分。逻辑实证主义沿袭康德的观点，把科学界定为摆脱了价值因素且致力于处理经验问题、检验描述命题，能够借助逻辑推理的稳定的知识体系。

　　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科学是关于事实的，而价值是关于目的，科学是价值中立( value － neutrality)的，科学与价值无涉。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语言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科学可以分为观察陈述和理论陈述两个层次，一切有关实在的陈述原则上必须通过观察命题的检验。观察是被动的、消极的生理反应，只要具有相同的观察器官，观察到的结果也是相同的，坚持观察中性说( theory of neutralobservation) ，观察陈述因其直接来源于经验具有可靠性，不受任何已有理论的影响。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给予我们的世界图像是真实的、在细节上可信的图像，而且在科学中所假定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 科学的进步是发现而不是发明。”

　　而理论陈述可以通过观察陈述与经验对象相联系，理论陈述的意义源于观察陈述，科学理论就是基于观察基础上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知识的基础不是依赖于个人的经验感觉，而是依赖于公认的实验证实，而在迪昂看来，“物理学中的一项实验不纯粹是对一种现象的观察，而且还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

　　逻辑实证主义语境下的科学是基于观察和理论的二分基础上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科学哲学也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流发展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直至今日，科学哲学界公认的占主流的理论观点仍然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一脉相承，对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也隶属于此。随着科学研究语境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受到众多学者的反对。这其中包括科学历史主义者库恩( T． Kuhn) 、汉森( N． R． Hanssen) 、约定论者彭加勒( Jules Henri Poincare) 、建构经验论者范·弗拉森( Bas． C． Van Fraassen) 等人。

　　科学历史主义者基于相对主义立场，以科学的价值性否定其真理性，强调观察过程及观察事实的理论负载性，倾向于否定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和对于科学理论的基础地位。库恩和汉森坚持理论先于观察，汉森还提出“观察渗透理论( theory － laden obser-vation) ”，认为观察受理论的影响，甚至观察受理论的支配。所以观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客观的描述，只能是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主观建构。观察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科学事实，科学事实不是对观察到的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在一定的科学概念框架中对观察到的现象的一种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不能脱离具体的概念框架的理论解释。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动摇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导出了科学具有价值负载的观点。

　　20 世纪以后，当科学的视野推进到微观领域，逻辑实证主义者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约定论者彭加勒注意到，物理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既不是先验综合判断，也不是经验事实，它们实际上是约定( convention) 的。约定无所谓真假，只是出于方便而已。爱因斯坦的思想也受到彭加勒经验约定论的影响，“一切的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完全像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在约定论者看来，不仅科学概念是科学共同体约定的，连科学理论也是科学共同体约定的。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科学知识。

　　建构经验论者也反对科学的价值中立说，范·弗拉森认为科学的目标不是发现世界的“真实结构”，而是发明出用以“拯救”经验现象的理论。“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 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理。”

　　他认为科学理论因其具有经验适当性被人们接受，建构模型必须满足经验适当性，而不是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发现真理。“科学的目的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范·弗拉森重视科学理论的建构，他认为一旦理论的结构与经验的可观察对象的结构同构，该理论就是经验上适当的。

　　范·弗拉森认为科学就应该满足于拯救现象( save phenomena) 。科学应该从“现象”出发，然后提出假说以解释现象的缘由，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发现事物的本性。“相信理论为真或相信其经验适当性并不意味着相信对理论的完全接受将会得到证实，或者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其证实来表明这一信念。”

　　一个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可能不符合科学共同体的背景知识，或者说可能在短时期内不能够被证实，但是却能够通过建构的理论对现象加以解释。理论建构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客观世界取得一致，而是为了要适合于可观察现象。“断定经验适当性比断定真理弱得多，而且接受理论的这种束缚把我们从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

　　范·弗拉森的建构思想避开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标准，而代之以模型建构的经验适当性标准。“科学即使没有给出本义上真的描述，也能很好地服务于其目的。理论的接受涉及的可能恰恰是比理论为真的信念更次要的东西，或者是理论为真的信念之外的东西”。经验事实是被主体所建构的，因而也就不能逃脱价值的定向和制约。

　　通过以上对科学的概念和科学的价值负荷的具体体现的分析，认为科学是工具理性，与价值无涉，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观点是基于逻辑实证主义语境下的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语境外，不管对科学历史主义、经验约定论还是建构经验论来说，他们对科学中的观察、实验和理论的理解都认为科学是具有价值负荷的。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 realism vs． anti － realism) 非常激烈，其核心问题就是关于科学研究对象的实在性问题，也就是理论实体是否具有本体论地位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以对事物进行观察为依据的经验范畴内的研究范畴，科学不再是“只需处理事实或者其他新事实便万事大吉，至于概念则纯属偶尔需要却无需深究的权益手段”了。正如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一样，当时的很多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纯粹事实而只有从某种根本观念来看的事实，而且事实总是以观念所达到的深度为限”的，现代科学是从事实出发的，也离不开理论实体和理论建构，因此，科学不可能是与人类价值无涉完全中立的，科学具有价值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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