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撞理论和曹天予建构的结构实在论的实质

　　表征主义的科学哲学受到整体论的挑战后，科学哲学便发生了分野，一条转向了社会学，SSK 兴起，SSK 受到批判后，科学技术论方兴未艾; 另一条路则坚守实在论的阵地，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结构实在论的进路。曹天予在批判认识论的结构实在论和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的结构实在论。

　　笔者在学习皮克林的“冲撞理论”( theory ofmangle) 和曹天予的建构的结构实在论时，发现有两者有许多相同的要素，如突现、理论的演化及向未来开放，其中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采取了建构主义的进路。虽有这么多表面上的一致性，然而两种理论在立场上却是完全相反的。那么这种立场上的相反是表面上的相反? 还是实质上的相反，值得深入研究。

　　一、 起源: 整体论的挑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体论兴起，认为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本是不分的，这给逻辑实证主义以毁灭性打击，标志着表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哲学的没落。整体论的挑战分为两部分，逻辑的挑战和历史的挑战。逻辑的挑战主要指由迪昂—蒯因论题引起的不完全决定性( underdetermination) 问题。一般认为理论的正确与否是由经验观察材料决定的，然而经验观察材料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确定的，经验材料并不能完全决定理论的正确性，相同的经验材料可以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论作辩护。整体论认为只要理论内部自洽、融贯，能够很好地说明经验现象就够了，并不一定保证真。换句话说，科学不是在发现的意义上，而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是进步的。整体论包含的很重要的另一个论点是理论渗透，即观察总是渗透着我们对世界本来的看法的，换句话说，观察总是渗透着理论的。这样，理论渗透就否决了中性观察语言的存在，即我们在观察现象的时候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总是带有一定立场的。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历史挑战。

　　库恩认为科学的演化是由一个范式不断替代另一个范式的过程。科学革命的过程是类似于格式塔转换式的范式转换的过程。而范式与范式之间虽然有联系，但却不可通约，革命前后的科学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科学的发展不是科学知识的积累，而是无目的、无方向的，类似于生物进化的演化。科学的进步只能在一个范式之内，至于范式之间并不存在进步的问题。那么科学的发展就是不连续的了，同时不论一个理论在说明经验现象上多么的成功，我们都不能认为其更接近真理了，因为无法保证这个理论在未来是否会被新的范式中的理论所替代。

　　范·弗拉森认为，要坚持科学实在论，也就是说坚持“科学给予我们的世界图景是真实的，其细节是可信赖的，科学所假设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 科学是通过发现而不是发明而获得进步的”，就必须回应整体论的挑战。在整体论的挑战下，科学哲学发生了剧烈震动，内部发生了分野，一派放弃科学实在论，投向整体论的怀抱，并转向科学的社会研究;另一派则仍然坚持科学实在论，并用更高明的手段来回应整体论的挑战。

　　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将整体论的观点推向极端，认为科学没有描述真实世界，只是各种社会团体利益协商的结果。是社会因素，而不是理性决定了科学的发展。SSK 倒向了相对主义。然而 SSK无法解释科学何以如此成功。皮克林在批判 SSK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冲撞理论( theory of man-gle) 。科学家并不关心绝对的、最终的、超越的、表征意义上的真理，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的，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科学社会学都不能停留在表征意义上的科学，而应该关注科学实践的动力学。科学实践的过程是各种异质性力量相互冲撞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哪种力量占主导的问题，各种异质性力量是平权的，也就是去中心化的。异质性力量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断地抵抗与适应，理论是在这个过程中突现出来的，且理论对未来是开放的。因此，科学知识是更大的物质 － 概念 － 社会集合体的一部分。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不是概念的不可通约，而是物质基础的不可通约。皮克林将他的理论称为后人类主义( posthumanism) 。

　　实际上，皮克林放弃了科学发现意义上的进步，仍然将科学的发展比之于无方向的生物进化。

　　在整体论的挑战下，对于实在论的传统论证已经宣告失败。于是，实在论者结构实在论的进路来达到实在论的目的。虽然不可观察实体的实在性在经验中不可达到，但不可观察实体所在的结构却是通过经验现象可达到的。因此，完全可以论证结构以及实体的结构关系是实在的。结构实在论分为两大派，认识论的结构实在论和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

　　简单来说，认识论的结构实在论认为结构是实在的，理论中的实体却是约定的。虽然存在真正的“物自体”，但我们却永远达不到; 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认为只有结构是实在的，根本不存在那么一个“物自体”的世界。曹天予认为他们没有保证实体的实在性，实际上都倒向了反实在论的阵营。

　　他发展了方法论的结构实在论，又称建构的结构实在论。虽然实体是不可见的，但可以通过其所在的结构通达实体的实在性。不过这里的物理实体不同于以往固定不变、等待人去认识的物理实体，是总是处于一定理论语境中的。那么如何解决科学革命的不连续性呢? 曹天予认为构成的自然类( naturalkind) 为科学发展的表面的本体论不连续和更深层次的指称连续性提供了理论资源。

　　对于不完全决定性问题，建构的结构实在论认为虽然一定的理论并不能一劳永逸的确定实体实在性，但理论正不正确是要受外部自然的约束的。“约束”一词是由结构知识通达实体知识的关键，也是解决不完全决定性问题的关键。最后，结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本体论综合的过程。

　　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皮克林，还是曹天予，在整体论的挑战下，都采取了建构主义的进路来回应这个挑战。在理论论述中存在许多相同的因素，但实际上两者在根本上却是完全对立的。皮克林实际上仍然坚持实证主义的立场，而曹天予则坚守实在论的阵地。

　　二、 方法: 操作过程与概念史

　　皮克林一直坚持科学论( science study) 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论是经验的疆域。我们不应只关注科学理论，更应看到科学理论的建构是置身于科学实践活动中的。曹天予则在他的最新著作中捍卫了科学的概念史。从他们的研究进路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西方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斗争的影子。

　　在《建构夸克》中，皮克林认为科学理论选择的过程并不存在理性的、逻辑的决定性论证，而是一个各种因素参与的实践过程。所以，科学论的研究应该考虑实践的动力学。在这之后，皮克林继续研究实践的动力学，发现不同研究传统之间是共生的( symbiosis) ，它们之间相互反馈，比如基本粒子的理论发展和相应实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而且物质力量在实际科学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大型粒子对撞机在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同的物质 － 概念 － 社会集合体决定不同的科学。进而他将库恩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还原为物质基础的不可通约性，即实验仪器和机器的不可通约。在这点上，他仍然坚持相对主义，不过不是概念的相对主义，而是仪器或者工具的相对主义。在库恩的鼓励下，皮克林进一步研究了科学实践活动中各种异质性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最终建立了科学实践冲撞理论。

　　终于走向了后人类主义，彻底抛弃了表征，走向了操作( perform-ance) 。反观皮克林到目前为止的科学论研究，他最大的突破在于放弃了传统的表征科学，走向了操作科学，关注科学实践。不单单只关注科学发展的概念史，还研究了更广泛的科学实践过程。与之相反，曹天予反对社会因素第一位、其他因素第二位，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史。坚持捍卫科学概念史，认为没有以科学概念史为基础的社会史都是没有根基的。

　　不可否认，在实验证实、否证理论的过程中，仪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科学进步的基础中观察和实验就是第一位的，其他因素只是第二位的。然而，在科学中，理论概念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在科学说明和预测的长远效应中是最为关键的，观察和实验只是为证实、或者否证理论概念服务的。科学虽然在表述中要受到观察、仪器、科学共同体等等的限制，但科学就其本性上来说是高度理智化的，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其是社会建构的，或者说被实验或者可用的实验设备所决定。细观科学史，科学中过滤机制的存在意味着真理性、本体论承诺和客观性是科学知识内在的东西。不过，与以前概念史不同的是，建构的结构实在论视角中的概念史并不再论述固定的自然类，而是由构建的结构约束的稳定变量集所构成的、具有同一性的实体，这种实体会随着理论语境的变化被重构。这发展过程是数据和假设相互作用、互相反馈的过程。基础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概念史处理的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概念史并不仅仅是对科学理论概念形成发展的简单描述，还需要对科学家关于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的陈述作出批判式的检验。这当然不意味着赞同辉格史的编史学，只是希望通过事后之明来正确理解理论的科学含义。很多科学家在自己作出的科学发现中有时并不能正确理解其科学含义，在之后又会错误评价自己当时的言行。比如道尔顿对分子概念的提出，他在回忆自己提出分子概念的过程中，认为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想法了; 再有盖尔曼在提出夸克时，并没有将之作为一个实在的实体，认为只是一个方便的理论假设，这从“夸克”这个词也可以看得出来。

　　概念史同样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只是狭隘的关心科学观念，还解决其他更复杂的事情，有哲学问题、文化问题、历史编史学问题以及社会问题。

　　曹天予认为科学概念史是其他类型科学史的基础，没有以概念史为基础的科学史注定是不合格的科学史。他专门批判了皮克林的代表作《建构夸克》，认为皮克林的科学的社会史没有以概念史为基础，而是在访谈主要科学家的调查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虽然这些科学家参与了夸克的建构与寻找，但这些科学家自身恐怕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理智史，因此也不可能很清楚其概念发展的意义。如“重正化”在旧夸克模型与鞋袢理论和当前的夸克模型与规范理论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皮克林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皮克林的论证是没有历史的论证，因此并不能反映基本粒子理论发展的真实情况。皮克林的成功在于收集了大量的有关量子色动力学建构的相关材料，但他的失败在于没有传达应该关注的，相关历史的历史性理解。如果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有坚实的概念史作为基础，那么社会史就能很好地被理解。

　　在方法上，曹天予以概念史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显然要优于皮克林的访谈方法。虽然社会调查方法可以获得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但如果抛弃概念史，就很难完全理解这些第一手资料，甚至有曲解的危险。皮克林提出的重视物质力量，重视科学实践的动力学，是十分正确的。实验恐怕并没有曹天予想得那么简单，只是科学理论的附庸。实验或许有自己的生命，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并不仅仅起被动作用。

　　三、 理论建构: 去中心与中心

　　在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和曹天予的建构的结构实在论理论虽然都采取建构主义进路，但相似性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对立性。这一节主要从本体论、科学发展有无中心、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以及科学理论建构完成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这两种理论间的根本差异。

　　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观念、想法。曹天予认为本体论“指用于描述真实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东西的概念建构”。皮克林则在《实践的冲撞》中提出了一种本体论图景，“无论人类和非人类都被作为开放性终结的生成过程来认识，并在一种内在的瞬时的‘力量之舞’中以突现的形式呈现出来”。换句话说，皮克林的本体论就是实践的冲撞。皮克林的本体论总是在科学实践之中的，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中，并没有谁主导谁的情况，也不存在内在的发展逻辑。而曹天予的本体论则指科学共同体的本体论承诺，“作为一种精神建构，本体论承诺在假设—演绎的方法论框架内，提供了从可见现象到不可见假设实体的桥梁”。本体论承诺在基础理论中处于最根本的地位。很明显，曹天予的本体论承诺是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家们的主观承诺。本体论承诺作为主观承诺，岂不是有更大的任意性? 然而他认为科学概念的内部发展逻辑约束了本体论承诺的任意性。

　　那么，本体论是如何形成的呢? 皮克林和曹天予都认为是突现出来的，然而突现在两者的理论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皮克林认为，力量之舞在时间中突现，这意味着偶然性和随机性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例如，格拉泽起初想制造一个探测奇异粒子的类似于云室的探测器，但由于制造过程中偶然因素的阻抗，最终制造出完全不同于云室的气泡室。这个结果完全是偶然突现出来的，在之前无法预测的。曹天予的本体论承诺虽然同样是突现的，是不可预期的，但并不是偶然性因素的阻抗，而是受科学探究的内部发展逻辑的约束，是理论结构发展的必然。

　　夸克和胶子作为基本粒子经过二十多年的谨慎研究突现出来的，夸克和胶子并不是盖尔曼当初所以为的只是理论的方便假设，具有了实在实体的地位。

　　“去中心化”是皮克林后人类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在科学活动中，各种异质性力量在一定的语境中，或许某一种力量会占据主导，但这并不会长久，从长远看来，任何一个都不会占据中心地位。无论是人类力量还是非人类力量，在冲撞的过程中完全绞缠( mangle) 在一起，没有哪一个拥有说明的优先性。本体论、理论或者其他研究目标就在这种去中心化的冲撞中突现出来。建构的结构实在论显然是有中心的，本体论承诺在基础理论中居于基础地位。

　　“绝大多数职业科学家都相信经验定律只有‘局部’有效性，而本体论赋予科学以统一能力”; “在理论科学的历史中，基本实体在它们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的观念，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科学总是追求更深层次的实在性，在还原性追求中，本体论承诺扮演了关键角色，没有它，理论科学就不可能。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研究的硬核，不但承诺了何物存在，而且可以解释科学研究中发生的现象，并且为进一步的科学理论和实验研究的明确发展方向提供了指导原则。科学革命是概念革命，实质上是本体论承诺的变换。

　　皮克林将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描述为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科学实践指向的科学文化的未来状态是在筑模过程中从现存文化状态中构造出来的”，筑模过程是一个没有既定目标的开放式终结( open － ended) 的过程。人类的和非人类的物质 － 概念 － 社会聚合体决定筑模过程，筑模过程本身的方向完全是不可预测的。不同于以往所认为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只是起被动的约束作用，皮克林认为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同样具有能动性。“阻抗”是区分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的关键。人类主义认为是“约束”，而不是“阻抗”，约束就像监狱四周的墙，只是静静地站立在那里，我们时不时地会碰到，然后慢慢摸索到不碰墙的路径。

　　“阻抗”一词凸显物质力量的能动性，以此来表示在冲撞过程中，不存在中心的发展逻辑。“约束”则是曹天予建构的结构实在论中由结构知识通达实体知识的关键。科学研究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一方面是大自然，或者说外部真实世界的约束，另一方面是以前科学理论的约束。说到底，对于自然的认识，我们只有一堆在理论语言中观察得来的感性资料，在这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的结构、实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向贝克莱投降，认识世界的理想驱动着我们去寻找杂乱世界背后的永恒规律。

　　于是便在已获得的感性资料中寻找自然的结构，建构理论。不可否认，我们只能在自己的语言中建构科学理论，这逃不出整体论的诅咒，不过这种建构并不是任意的，必须接受大自然的检验。大自然才是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最高法庭。虽然只有感性资料，只能在自己的语言框架中建构理论，但只要“当特定的约束被我们的结构知识所满足，我们就可能拥有不可观察实体的客观知识”。科学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新理论总是在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新理论的建构必须考虑旧理论的限制。由于以往理论的成功也是建立在满足外部世界对理论的约束的基础上的，所以旧理论对新理论的约束，说到底也是外部世界对结构知识的约束。

　　以上可以明显看出，皮克林和曹天予对理论建构的过程的根本不同仍在于是否有中心的问题上。一个是阻抗、适应，再阻抗、再适应……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 另一个是建构、约束，调整、适应，再约束，再调整……这样一个反复前进的历史过程。

　　皮克林把理论或者其他研究目标暂时稳定的状态叫做“开放式驻足点”( open － endedmess) ，这个稳定态是暂时适应了当时当地的研究情景，说不上是否真的就揭示了真实的自然规律，只是异质性力量冲撞中突现出来的结果。建构的结构实在论则认为科学理论虽然是不断变化的，向未来开放的，但在一定的历史理论语境中，理论中的结构和实体是实在的。新科学理论的出现是本体论综合的结果。所谓本体论综合是指在科学革命发生后，与新的实体构造相关的新的组分出现了，同时旧的组分在新的语境中依然保持它们的构造角色，虽然在位置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

　　这样就成功的坚守了实在论的两条标准。可以看得出来，皮克林对于科学能否达致实在，不置可否; 而曹天予坚信我们的认知活动不是将本体世界与我们分隔开的一道帷幕，而是我们可以借此接近本体世界的一扇窗口。

　　四 未来: 本体论综合

　　若从物理主义的角度来看，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相互作用的，不论是人类力量还是非人类力量都具有能动性。但从科学知识的角度来看，科学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活动，是人类主体理论建构的活动。皮克林却在他的“力量之舞”中抛弃了人类在科学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了物质力量( 实验仪器、自然)与人类主体并无二致的主体能动的地位。这样，科学就不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活动，只是在与其他异质性力量冲撞中突现出来的一个进程。皮克林为何会抛弃人类主体地位? 究其原因，在于自 SSK 产生之初就存在的根本缺陷，即缺失以概念史为基础的社会调查方法。由于没有坚实的概念史为基础，很容易陷入大量细节的实证材料中不能自拔，在实证调查材料的海洋里迷失了方向，不再能识别人类的主体地位。不可否认，皮克林的“力量之舞”极具启发性，为我们认识科学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但抛弃了人类的主体地位，使科学失去了方向，就完全背叛了科学的传统。

　　曹天予的建构的结构实在论以极高明的手段正面回应了整体论的挑战，基本解决了不完全决定性问题和科学发展的连续性问题，守住了科学实在论的阵地。可以说，建构的结构实在论的确十分深刻。

　　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也是传统的唯理论面临的一些老困难。首先，偶然性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究竟占据什么地位? 曹天予认为科学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将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因素不断排除出理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约束”实现的。理性因素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这里的主观因素主要指人的心理因素等一些偶然因素。那么偶然性在曹天予那里就基本没有地位了，可是从科学史上看，偶然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是理论突现中很重要的因素。比如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渐进地质学说中获得重要影响，如果达尔文没有看过《人口论》呢? 他还会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吗? 曹天予也许反驳说，即使没有达尔文，华莱士也会提出进化学说。但很清楚的是华莱士并没有达尔文那么丰富的资料，而且华莱士毕竟只是一个年轻人，只怕即使提出了，影响也不见得有达尔文那么大。其次，社会因素真的只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环境吗? 更进一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仅仅是概念革命吗?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只是概念革命，还应该包括科学共同体的心理革命，实验及其仪器的革命。这其中只怕很难完全将社会因素除离。第三，实验及其仪器作为理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在现代科学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是否仅仅只是确证理论的工具呢? 还是正如哈金所认为的，具有自己的生命力。科学史上同样有很多例子是实验或者仪器在前，理论在后，例如伽利略时代望远镜的发明，并没有正确的光学理论来指导，却验证、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第四，传统的科学哲学只以物理学，尤其是基础物理学为例证，但赛博科学的兴起以及突现问题的出现，使还原论变得不可能，结构实在论能否应对其他类型的科学吗?

　　总之，以皮克林为代表的科学实践派与曹天予之争，本质上仍然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公允地说，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启发性、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或许科学哲学中正需要曹天予所说的“本体论的综合”，将两派的长处吸收，缺陷排除，综合成更为正确的看法。近代认识论，康德综合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其建构主义的思想一直统治至今。那么，下一位康德会出现在哪里呢?本文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精品课程“科技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的结课论文，对曹天予教授的指导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皮克林． 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C］． 柯 文，伊 梅，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