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与未来走向

　　不论是从科学哲学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当代科学发展的角度看，研讨“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这一论题都十分迫切而重要。 它不仅涉及对整个科学哲学发展脉络的回溯和未来走向的展望，而且还涉及对当代科学技术观的整体性反思。 刘大椿教授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和发表的着述中把科学哲学的发展概括为 “对科学进行辩护、对科学进行批判和对科学进行审度”①三个阶段或三种视域。 这种概括言简意赅，对于把握科学哲学的整个脉络，具有很重要的引导作用，既揭示了纷繁复杂的不同流派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也为理性地扬弃辩护的科学观与批判的科学观所蕴含的对科学的极端看法，合理地理解科技时代的科学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线索。 “从辩护到审度”不只是视域的转换，更是立场与态度的根本变革，具体表现在从过去的一元视域转向多元视域，从要求科学绝对为真的理想追求转向承认科学只是有条件为真的宽容态度。 审度的科学哲学观对科学哲学未来发展走向的把握与当代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和专长哲学（philosophy of expertise ）有异曲同工之效。 然而，在我看来，把正统的科学哲学笼统地概括为“辩护科学”，而把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家的科学哲学笼统地概括为“批判科学”的观点，虽然立场分明，但是，与科学哲学的实际发展并不完全相符。 有鉴于此，本文仅就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与未来走向发表管见，以求教于刘大椿教授。

　　一、 逻辑起点：从改造哲学到理解科学

　　科学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科学的哲学反思，而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具有独特的学科性质和学术地位的一门学科。 在悠久的哲学发展史上，科学哲学是哲学家族中的一个新近的成员，它的兴起归功于以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赖欣巴赫等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学派。 逻辑经验主义事实上是一场哲学运动的产物。 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初衷并不是试图有意识地建立一门新的哲学学科，而是试图拒斥他们认为是“不科学”的哲学争论，从而把传统哲学研究引向“科学”的轨道，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由于逻辑经验主义者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是以科学研究方式为楷模，来改造传统哲学的发问方式与论题域，因此，他们在改造哲学的同时，也附带着创立了科学哲学这门学科。 但是，从学理上讲，这门学科的真正建立还取决于之后的一系列发展。 如果没有后面的科学哲学家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以及他们在批判的同时，试图更合理地理解科学所带来的问题域的转换，逻辑经验主义也许只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有影响的流派而已。

　　作为逻辑经验主义奠基人的石里克认为，哲学不是一个知识体系，而是一个活动体系，哲学的任务是澄清命题的意义，科学的任务是证实命题的真假，哲学的赋义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始与归宿。 而澄清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描述它为真或为假的条件，或者说，提供证实命题的方法。 艾耶尔在“形而上学的排除”一文中也指出，传统哲学家之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结果的，他们的陈述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证据能够支持或拒斥这类陈述。 结束这些争论的办法是寻找科学留给哲学来回答的那些问题。①尽管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间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理想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把哲学的视域转向澄清命题意义的实证领域，他们的立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下列四个基本论点：（1） 科学能够稳定地促进知识的增长；（2） 依赖于观察的客观的和严格的方法论说明了这一点；（3） 科学理论能够被改写成一个逻辑的形式系统；（4） 科学是统一的，统一于物理学。

　　这些观点通常被称为标准的观点或正统的观点。 卡尔纳普对这些论点的论证最具代表性。 卡尔纳普基于理论与观察的二分，区分了两类术语：观察术语与理论术语；两类命题：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两类定律：经验定律与理论定律；两种真理：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 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与科学家对“可观察的量”这一概念的用法是不同的。 对于哲学家来说，“可观察的量”是狭义的，指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感知到的东西，比如，“蓝的”、“硬的”、“热的”等特性。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个术语的意义更加宽泛，除了直接观察之外，还包括能够以相对简单的方式测量到的大小数量，比如，温度计测量出的温度，天平称出的重量，尺子量出的长度，等等。 而哲学家则不认为这些量是可观察的量，因为这些量不是人的感觉能够直接感知的。 但物理学家也不能由此进一步说分子的质量、电子的质量等是可观察的量，因为测量这些量的程序比较复杂和间接。 从感官的直接观察到复杂的间接观察之间的过渡是连续的，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因此，可观察的量与不可观察的量之间的划分是很随意的。

　　卡尔纳普在进行了上述区分之后，接受了物理学家的观察概念，而不是哲学家的观察概念。 卡尔纳普认为，经验定律所包含的术语是指感官感知到的可观察量或通过相对简单的技术测量得到的可观察量。 他把经验定律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定性的定律，比如，“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另一类是定量的定律，比如，电学中描述电流运动的欧姆定律。 这些定律是科学家通过不断的重复测量归纳出来的。 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则是理论定律。 理论定律是抽象的，是关于像分子、原子、电子、电磁场等不能以简单的方式测量的那些实体的定律。 理论定律与经验定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两者包含了不同类型的术语。 理论定律不包括经验术语，不涉及可观察量。 这就阻止了直接从理论定律演绎出经验定律的可能性。 卡尔纳普关于可观察量与不可观察量之间的划分，类似于宏观概念与微观概念之间的划分。 因此，理论定律也可以被称为微观定律。 理论定律通过对应规则与经验定律联系起来。

　　这样，逻辑经验主义者以把“形而上学”彻底打入哲学冷宫为出发点，试图使哲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实现脱胎换骨的任务转型与视域转换。 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很快对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发展成为科学主义思潮。 从根本意义上说，逻辑经验主义者对传统哲学事业的这种改造和所提供的澄清意义的方法论程序，默认了传统科学观的一个直观假设：观察是中立的、客观的、不可错的，因此，能够成为判断理论真假的标准。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虽然把意义标准从“证实”转向“证伪”，把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从“静态”的逻辑分析引向“动态”的逻辑分析，把方法论从强调归纳转向突出演绎，但在整体上仍然预设了观察的不可错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观点成为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批评的逻辑起点。

　　奎因在 1951 年发表在《哲学评论》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削弱了支持正统观点的两个重要假设：（1）区分分析真理和综合真理；（2）有意义的术语和陈述，特别是理论术语和理论陈述，最终指称直接经验。 他把这两个假设概括为分析性教条和还原论教条。 奎因在批评观察与理论二分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一是“整体论”；二是“非充分决定性”。奎因认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整个理论，而不是单个理论术语或孤立的理论陈述；只凭经验证据不可能在两个相左的理论中作出选择，这种观点也被称为“迪昂—奎因”论题：（1）如果我们对一个理论系统作出极端的调整，那么，任何一个陈述，无论如何都可能是真的；（2）反过来，没有一个陈述是幸免于修正的。 汉森在 1958 年出版的《发现的模式》一书中阐述了观察渗透理论的思想：两位具有正常视力的科学家或观察者面对同样的视觉刺激却“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这些观点摧毁了在观察和理论之间作出明确二分的可能，也摧毁了观察的唯一性假设。 一种观察同时伴随有一种理论，或者说，观察与理论是不可分离的，纯粹的（即，无理论的和无选择的）观察是没有的。我们不是首先看到一种可选择的图样，然后再推出一个理论。

　　库恩在 1962 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基于他的物理学史背景，阐述了科学革命与范式更替的科学进步观，虽然他对范式的定义比较混乱，但他的工作完全转变了科学哲学的论域空间， 彻底摧毁了积累式的科学进步观和把科学理论看成是公理化的逻辑系统的正统观点，并带来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 在库恩看来，对科学理论的理解不能作为定义和规则的逻辑系统来进行， 而是作为一项解决问题的活动来进行。 有些科学活动是实践性的， 是在没有一组理想的规则可循的情况下进行的。 科学理论或假设是不可通约的，科学进步不是累积式的，科学理论只是解决不同的问题，根本没有选择理论的中性规则。 这样，当库恩把逻辑经验主义的论域空间从追求澄清命题的意义活动转向理解科学理论的演变过程时， 整个科学哲学关注问题的视域就从探索哲学研究方式的科学化取向， 以及关注理论结构的逻辑重建的问题域转向了理论选择、理论变化、理论评价等问题域，从而完成了从以改造哲学为宗旨的哲学研究到如何理解科学的目标、方法、价值、合理性等问题的视域转换，使得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哲学凸显出来。

　　二、 发展脉络：理解科学与批判科学并存
　　
　　科学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如何理解科学的重任。 这种目标源于康德。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重点就是把科学看成最成功的知识追求，并为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作出论证，为科学如何可能提供依据，解决科学知识为何成立的问题。

　　因此，康德是名符其实的第一位科学哲学家。 但与康德所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认为，哲学并不能提供关于超越科学世界和日常世界的实在的知识，因为，他们不是从哲学角度回答科学知识何以普遍等问题，而是反过来，从科学角度改造哲学，使传统哲学脱下形而上学的神秘外衣，转而为科学服务。 这样，他们不再是把回答关于超验实在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论点，而是作为他们着手批判的逻辑起点，并把对知识的追求局限在能言之域，把语言的界限看成是哲学的界限，从而极大地缩小了科学认识论的范围。

　　赖欣巴赫在 1938 年出版的《经验与预言：对知识的基础与结构的一种分析》一书①被认为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辩护的代表之作。 在这本书中， 他认为， 从逻辑上建构一个完备的并且严格符合思想心理过程的知识论的努力是徒劳的，走出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把认识论的任务与心理学的任务区分开来。 为此，他区分出两种语境：一是“发现的语境”，二是“辩护的语境”，主张把“发现的语境”留给心理学来讨论，认识论只关注“辩护的语境”。 然后，他基于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区分出认识论的三项任务：描述的任务（descriptive task）、批判的任务（critical task）和忠告的任务（advisory task）。 在赖欣巴赫看来，任何一种知识论都必须从作为一种给定的社会事实的知识出发，考察知识的特性也就意味着研究社会现象的特征。 因此，认识论的首要任务是描述真实存在的知识，即描述知识的内容或内部结构，这是对知识的理性重建。 在理性重建的过程中，判断知识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由于理性建构出来的东西是从可辩护的观点中选择出来的，而理性重建包含有不可辩护的因素或约定的成分，因此，只有揭示出这些隐藏的约定特征，才能不断地推动认识论的进步，这是认识论的评判任务的职责所在。 认识论的评判任务是为科学家提供所建议的决策优势，而不是强迫科学家来接受，不是决定真理的特征。

　　②也就是说，在赖欣巴赫看来，认识论的重点任务是在“辩护的语境”中寻找并剔出那些不可辩护的因素或人为的约定，来向科学家建言献策。从本质上说， 逻辑经验主义延续或承接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研究传统，只不过，他们的研究目标是拒斥“形而上学”，建立“科学的”认识论，并且把认识论研究的目标从思考知识的来源问题，转向考量科学知识的理性重建。 理性重建的过程本身蕴含着辩护的因素，而这种辩护是对科学知识的意义的逻辑分析。 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目标主要不是为保护科学提供理由和事实或作出申辩，而是在赖欣巴赫所限定的“辩护的语境”中，帮助科学家澄清理论命题的意义，剔除知识体系中隐含的不可辩护的那些因素。 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本来就是成功的典范，并不需要作出特别的辩护，他们的目标是使哲学研究远离科学发现的领域，限定在确证科学知识的范围内。 他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观点与他们具有的科学背景相关。

　　作为奠基人的石里克曾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学习物理学， 于 1904 年在柏林大学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完成了“论光在非线性媒介中的反射”的博士论文，1917年出版了《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相对论与引力入门》一书，1922 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哲学教授。 赖欣巴赫曾在柏林、 哥廷根和慕尼黑等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后来，重点研究相对论力学的意义、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概率等问题，《原子和宇宙： 现代物理学的世界》（1933 年）、《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1942年）、《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1944 年）都是至今仍然有影响的物理学哲学着作。 卡尔纳普曾在柏林大学学习物理学，他的博士论文“空间与时间的公理化理论”是一篇被当时的哲学家认为是纯物理学， 而被当时的物理学家认为是哲学味太浓的论文。 他们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同科学家一样，不会怀疑科学，因而也用不着专门为科学辩护。

　　这些背景也决定了他们在作出观察与理论二分时，自然而然地承袭了传统科学观的立场，把观察证据看成是检验理论定律的唯一重要标准，把物理学看成是所有学科的基础。 这些观点与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思维方式相吻合。 因此，在这场哲学运动中诞生的逻辑经验主义，不是为科学的成功提供辩护，而是以效仿科学研究方式来改造哲学。 结果，他们的工作使得哲学从过去“科学之母”的地位，下降为“科学的助理”，即，帮助科学家查找科学理论体系中的不可辩护的因素。 但是，他们论证问题的进路与观点由于极端而遭攻击。 所以，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当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全方位的批评时，逻辑经验主义改造哲学的目标就逐渐地转化为如何基于科学史的发展来全面理解科学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理论的变化与选择、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进步等与科学相关的具体目标，由此拉开了理解科学的帷幕，也诞生了科学哲学这门学科。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赞成刘大椿教授“把波普尔、奎因、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看做正统科学哲学营垒里的修正主义者，也可以看做从正统到另类的过渡人物”①的观点，但对刘老师把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概括为辩护科学的观点持有保留态度。

　　科学哲学在经过历史主义转向之后，出现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新实验主义、科学实践哲学等发展。 这些发展是进一步从不同的侧面理解科学为什么会成功、理论实体是否具有本体性、科学实验有没有自主性、科学观察与科学理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科学的方法、价值、目标是什么等问题。 不管科学哲学家之间的观点有多大的分歧，他们的目标都是试图对“科学究竟是什么”给出更合理的理解。 尽管这些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有一部分是为科学辩护，比如，科学实在论。 但是，也有一部分并不是为科学辩护，而是试图揭示科学的本来面貌，比如，反实在论。

　　因此，无论是把逻辑经验主义看成是为科学辩护，还是把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看成是为科学辩护，都与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不完全相符。 我认为，国外科学哲学界把这段时期的科学哲学统称为内在论的科学哲学，是比较恰当的。

　　与内在论的科学哲学发展相平行，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批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带着怀疑的眼光从各自的视域剖析科学，社会学家甚至驻足实验室零距离观察科学家的实验工作。 他们强烈反对独尊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潮，试图彻底揭开科学的神秘面纱，揭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各类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 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批判，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提出了值得科学哲学家关注的论点。 于是，科学哲学的发展进入了多元的时代。 刘大椿教授把这个时代称之为“战国时代”。 这一比喻十分恰当。 这既从中国人的历史背景，道出了科学哲学的多元论局面，也把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收编到科学哲学的视域中来。

　　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与演化》（下面简称《思想的攻防》）一书中，刘老师把这类以批判科学为主的科学哲学思潮概括为三种类型：（1）原本以人文主义着称，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杀出，之后，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是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的 SSK、后 SSK 研究；特别是借鉴另类思想为新兴政治运动辩护的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以及激进的、批判的、反科学主义的研究。

　　②问题是，表面看来，这三类标准似乎大致划定了另类科学哲学的范围，但是，从《思想的攻防》一书中选入的那些另类科学哲学家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概括似乎把 20世纪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囊括在内，这就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什么是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什么？ 哪些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家对科学的批判能被划入科学哲学的范围？ 哪些人的批判不属于科学哲学？ 《思想的攻防》一书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界定， 在人物的选定上也给人留下了随意之嫌。

　　一些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被称得上是科学哲学，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总体上用社会学的方法和人文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时，仍然表达了一种认识论，即，社会认识论（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或者说，他们是用社会认识论取代了逻辑经验主义者只基于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 他们对认识论研究的这种推进，已经表明，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人类活动，同时，也告诫我们在理解科学时，还需要考虑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等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另类科学哲学的许多观点尽管极端，但是，它们形成的合力却足以把科学哲学家理解科学的视域从过去“辩护的语境”带到“发现的语境”，并在“发现的语境”中探索如何既保留科学的认知价值，同时，也能够使基于技术的科学活动与各种社会价值的满足协调起来。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的攻防》一书对另类科学哲学的梳理，尽管不很完善，甚至有可商榷之处，但对于我们反思与把握科学哲学的整个发展脉络来说，却是开拓性的。

　　事实上，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也是对科学的一种理解，但是，称之为批判较为恰当。 因为他们是抱着把科学拉下“神坛”的态度，揭示科学研究过程中充满的各类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 这些科学哲学通常被称为外在论的科学哲学。

　　由于这些批判涉及科学知识的产生、传播、评价等问题，因而才有可能被划归到科学哲学的领域。 因此，以理解科学为主的内在论的科学哲学和以批判科学为主的外在论的科学哲学，是并行发展的，既不是相互取代关系，也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这段时期的科学哲学是理解科学与批判科学并存。

　　三、 未来走向：从认识论到知识学

　　科学史家梅森在他的《自然科学史》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科学有两个历史根源：技术传统和精神传统。 技术传统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精神传统把人类的理想与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 这两种传统最初是彼此分离的，但后来哲学家从祭司和书吏中分化出来，不同行业的工匠也各自分开，到了近代，这两种传统的各个成分开始靠拢和汇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传统，即科学传统。 因此，科学的传统中由于包含有实践和理论两个部分，因而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具有技术和哲学两方面的意义。

　　①然而，科学一旦产生并形成自己的独特传统之后，就体现出强大的力量，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了作为其根源的技术与哲学的发展，也影响了远离这两个根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 正如罗素所言，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个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归因于科学，科学在 17 世纪取得了极其伟大而壮丽的成功，科学带来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②如果我们把 19 世纪说成是科学时代，把 20 世纪说成是技术时代，那么，21 世纪可以说成是科学技术相互交叉、彼此融合的时代，即，科学技术时代。 科学技术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人类生活已经被科学技术所包围，或者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样样都与科学技术相关。 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合理地对待科学就成为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已经反映了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最大挑战，它所蕴含的科学主义观点也成为尔后人文主义无法摆脱的“幽灵”，使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家不得不在面对科学的自卫中研究问题。 20 世纪末在西方学术界暴发的“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科学大战”就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较量的一个例证。 这场“科学大战”超出了纯学术争论的范围，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无论在社会影响的广泛程度上，还是在学术争议的激烈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经过这场争论，科学哲学家也逐渐意识到，科学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是变成了基于技术的人类探索活动。 特别是，当科学的目标从过去单纯的改造世界，扩展到还需要保护世界时，对科学知识的说明或解释就不可能只根据与人无关的经验证据、逻辑推理做出充分说明，社会、历史与政治等因素也会卷入其中。 这时，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社会条件与政治因素不再成为科学知识的“污染源”而遭致排除，而是科学知识的产生、传播、扩展与变化的必要前提或基本要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维度和一种影响的“社会”因素和人文视域与证据和理性的因素相并列，在知识产生与理论选择中占有了合理的位置。

　　事实上，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家批判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二值逻辑的思维：要么，基于强调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与客观性，排除主体性因素；要么，基于强调科学知识形成与理论选择过程中必然蕴含的各种非证据类因素，由此而得出科学提供的不是知识的极端结论。 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在关注科学时， 从一开始就肩负着解构逻辑经验主义倡导的传统科学观的重任。 这一目标已经内在地决定了，他们的出发点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潜意识地假定了真理符合论的前提，以及对科学方法论的信赖，并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观察的中立性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 正是基于这些潜在的共同前提，外在论的科学哲学对传统科学观的批评与反叛，必然会走向其反面，得出完全排斥科学认识具有客观性的各种观点。 因此，虽然现有的各种科学观对揭示传统科学观的局限性和破除逻辑经验主义带来的狭隘的思维惯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他们的观点同逻辑经验主义一样，也是狭隘的，而他们宣扬的反科学态度更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然而，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应有的效果。 一方面，内在论的科学哲学家提倡把科学哲学的研究坚定地建立在科学史和当代科学实践之基础上的做法，不仅变革了哲学实践，而且，当他们吸取外在论的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把他们的哲学研究视域退缩到各门学科的具体实践当中时， 出现了哲学研究的自然化现象，由此削弱了一般科学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当内在论的科学哲学家反对外在论的科学哲学家的挑战，而外在论的科学哲学家则坚持他们的反哲学态度时，有一种趋势就是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彼此放弃各自的极端，共同揭示科学事业的多维度的复杂性。 这时，需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共同探索形成理解科学的跨学科纲领，用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术语理解科学，并在这种多学科的交界处，重铸需要分析的问题与范畴，从而开辟出一条整合的道路。 这一条整合之路并不是各自视域的线性叠加， 而是以理性的态度重建理解科学的逻辑起点，出现了从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向知识学转向的研究迹象。

　　《思想的攻防》一书在第 9 章谈到当代科学哲学的新趋势时，注意到了这种转向的可能，并简单地分析了认识论走向式微，知识论开始崛起的脉络与原因，以及认识论与知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这些分析是富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作者在明确区分认识论（epistemology）与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时指出，认识论只是对知识本性的哲学研究的一种特殊方式，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坚持主—客二分的立场，它把知识看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产物。 这样一来，认识论就把知识的本性问题转化为主体的认识本性问题。 换言之，主体（更具体地说是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特点和认识结构）决定了知识的本性（界限、性质和根源）。①当科学哲学的对象域从自然科学演变到所有的知识时，科学哲学自身也就越来越成为知识论。①本文为了把这种知识论与认识论的定义区别开来，借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的术语把《思想的攻防》一书中所区分出的这种知识论或广义知识论称为知识学（science of knowledge），意指系统地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 、传播、评价、类型等问题。

　　知识学与认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关注问题的核心从“真理”问题转向对关于“对知识本性的一般哲学理解”，科学知识的领域从自然科学的知识，扩展到社会科学的知识、人文科学的知识以及其他知识类型的哲学研究。②刘大椿教授把科学哲学的这种发展概括为“审度科学”，并把审度科学看成是科学哲学健康发展的需要和当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③审度的价值在于避免极端，在于容纳多元，在于走向综合。这显然也是在倡导一种跨学科的态度。

　　当科学哲学家的研究视域从认识论转向知识学时，就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视域。 知识学是以“知识”为对象，从概念意义上讲，需要澄清含有认知成分的知识与一般的信息和常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内涵上说，需要研究命题性知识、意会知识、技能性知识等不同的知识类型；从个人实践的角度来看，需要研究成长为科学家或专家的技能提高问题，以及学习者在提高技能过程中，达到专家级水平时，发生的情感转变、认知实践转变等带来的实践应对问题；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需要研究新手与专家、专家与专家之间的认知问题、伦理问题以及如何理解与把握专家的评价或鉴定意见的客观性等问题。 这些问题域的转换既有助于科学哲学家从部门科学的哲学问题重新回到一般科学哲学的问题上来，也有助于达到从跨学科视域全面理解科学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