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演进与社会变化的关系

　　我们通常把理解科学的各种努力统称为科学论 ( science studies) 。像科学论这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很难说它有统一的范式。从事科学论的人按照自己的信条研究特定的科学问题，而不受既有观点，特别是学科范式的束缚。这意味着，了解科学论的最佳途径不是做内部的考察，而是和它一道去“叛逆”。一种有趣的做法是，按照科学论的旨趣，将它本身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来考察它的演进与社会变化的关系。但这并非是需要卷帙浩繁的文献才能书写的历史，而可以是一座矿藏的特征地貌的缩略图，起到帮助辨识矿脉走向的作用。

　　一 勃兴时期的社会转向

　　历史上，科学知识一直是被当作独立于社会情境的特许对象加以研究的。哪怕是默顿主义，也仍然恪守着所谓的 “无理性原则”: 如果一个信念可以被解释成有效证据的合理结果时，那么它就应该被接受为正确的解释; 当且仅当没有这样的解释时，我们才可诉诸社会因素。［1］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以布鲁尔 ( D. Bloor) 为代表的科学论者宣称，所有科学知识的内容都应该接受社会学的审视。这是思想的决裂，被赞誉为社会转向。当然，这种决裂本身也是复杂的现象，并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发生的。

　　其一，理论研究提供了足够的思想动力。那时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列维 － 施特劳斯( C. Levi-Strauss) 到布罗代尔 ( F. Braudel) 和拉康 ( J. Lacan) ，从阿尔都塞 ( L. Althusser) 到库恩( T. Kuhn) 和早期福柯 ( M. Faucault) ，纷纷把目光转向宏观机制或结构。行动者被认为依赖于那些社会的或认知的无意识结构，他们的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主要由这些结构决定。这距科学的社会研究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轻轻一跨就过去了。此外，科学哲学中的 “不充分决定”和 “不可通约性”论题也起了很大作用。如果实验证据不能判决理论，那么我们就需要另寻途径 ( 例如社会因素) 来解释科学家的选择。再就是，拉维茨 ( J. Ravetz) 在一本富有原创性的书中论证了，真正的科学知识是长期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在对科学产出的评价中，“真理”应被 “品质”的观念取代，［2］从而为社会转向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其二，20 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出现了一系列常常与青年反叛运动纠合一起的批判科学的社会运动。卡逊 ( R. Carson) 在 《寂静的春天》中生动地向公众展示了科学技术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这加重了人们对科学的指责。另外一些人则抗议科学沦为冷战的工具，批评科学与政治越来越明显的共谋关系。在各种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社会学 ( SSK) ，它对官方的科学认识论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

　　SSK 最初坚持科学活动和科学结果不可避免地是社会的和偶然的。据说，“社会的” 一词被引入科学研究之中有三重目的。首先是论战的目的。SSK 想延续库恩挑起的争论，摆出一副彻底拒斥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姿态。其次，SSK 的倡导者想强调科学活动的物质维度。这也许有点矛盾，不过他们确实是想借此强调具体化的知识在科学中的中心地位，从而纠正知识只是作为思想和概念的传统形象。最后，他们想通过坚持 “社会的”来拒斥辩护的情境与发现的情境的二分法。作为代表人物，布鲁尔和科林斯( H. Collins) 竭力论证，社会并不是科学活动的附加维度，一个可以从认知本性中分离出来的方面，而是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理解的硬币的另一面。或者，知识是自动与 “生活形式”捆绑在一起的，一切从历史或生活的经验中抽离出来的纯粹知识是不可想象的。

　　SSK 初期的研究目标是挑战传统的 “事实” 或 “证据” 概念，研究它们究竟是如何在实验室或科学共同体中协商出来的。为此目的，科学论者四处援引方法论工具。布鲁尔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德国社会学借来了因果性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科学产品应该被看作是由人类构想出来说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建构物或 “宇宙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描述和解读这些建构物，阐明能解释它们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这在初期确实团结了一批学者。“那时，一篇 SSK 论文的标准结构是从特例这一微观水平 ( 例如一个科学家所辩护的某个理论或某个事实) 到宏观水平，再到更一般的水平 ( 某个群体的利益或社会性) 。”［3］这种进路不仅与那时流行的结构分析分不开，还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另一种微观社会 “深层”描述的方法也不是 SSK 独有的，其基本概念来自美国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 ( C. Geertz) 和当代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 ( microstoria) 。这种方法，以布鲁尔的对称原则和争论分析为代表，力图通过深入行动者的日常工作来揭示他们是如何建构证据，以及一致或不一致是如何在具体的协商中达成的。另外还有柯林斯的方法论相对主义。柯林斯坚持认为，由于社会学家没有通道达及自然科学家所争论的那些实体，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行动者援引的本体持不可知论和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立场，而 “自然实体”只有被行动者自相矛盾地援引时才可诉诸它。布鲁尔和柯林斯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种认识论，他们只是描述了观察到的多样性，摈弃任何一种可以适切地指导科学实践的方法的观念。

　　因而他们的进路更多地是社会学的，而不是哲学的。

　　当英国的 SSK 支持者一再努力表明在科学共识的背后并没有 “自然的必然性”时，正统的认识论者并没有就此和他们达成一致。SSK 将科学陈述描述成是由物质和社会要素组成的化合物，从而将科学降低为一种特殊的炼金术，这是 “两种文化”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发起的主动攻击，为后来的 “科学大战”埋下了祸根。

　　二 争论时期的描述转向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到来，后现代主义开始在英美蔓延。许多学者，特别是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沉醉于后结构主义哲学。年轻人则从对 60 年代政治运动的关注，转向对新思潮的追求。很快，一种知识分子亚文化形成。这种亚文化表现出对流行文化的强烈关注，并且刻意强调流动与不稳定性、分裂与破碎，质疑权威和真理的合法性。总之，80 年代是文化变迁的时代。

　　那个时期的科学论显然受到了新价值的浸染。其结果是，早期明确的研究目标所维系的团结局面和成功的案例研究所带来的升平景象很快就幻灭。70 年代的确令人欢欣鼓舞，成功的案例研究不胜枚举，随便说说就有柯林斯的 TEA 激光研究 ( 1974) ，艾奇 ( D. Edge) 和马尔凯 ( M. Mulkay) 对射电天文学的研究( 1976) ，拉图尔 ( B. Latour) 和伍尔伽 ( S. Woolgar) 的促甲状腺释放因子案例研究 ( 1979) 。科学论者似乎证明了他们想要证明的结论: 实在不可能用来解释一个陈述何以变成一个事实。但他们把铭刻战功的丰碑放到新潮流中去考验的结果是四分五裂，各个思潮相互攻讦起来。

　　不用说因果性原则风光不再，就连所有用宏观社会学去解释科学的微观内容的努力都被认为充满了困难，原因是只有那些像世界观和文化等宽泛的特征得到了说明。对称原则要求以严格的方式来研究行动者，不允许利用其他的分析框架，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采取任何规范立场的可能性，并且如果某些问题不是争论的一部分的话，它们可能永远不会被提出来，这很可能导致对争论的非常狭隘的理解。

　　本土方法论者 ( ethnomethodologist) 和 “巴黎学派”则指责强纲领不是人类学的。在 《实验室生活》一书中，拉图尔和沃尔伽充分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人类学研究。它们不是基于宇宙论的，也不是争议分析，而是对所观察到的科学实践的 “侦探小说”式细致入微的描述。新方法将我们引向对制造过程的关注，使得对一个看上去非常熟悉的世界的一种意想不到的新视角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拉图尔和卡龙 ( M. Callon) 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 ANT) ，以及他们对强纲领的批评。新理论强调理解行动中的科学的有效性，以及实验室生活如何影响并最终改变了世界。在这里，科学被理解为一种制造或发明秩序的实践，这种作用本身被放在了中心位置。

　　在刻意标新立异的思想的鼓噪下，不同立场之间的分歧在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充分显露出来。拉图尔和卡龙的 “代理者”( actant) 概念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指责他们为 “万物有生论者”( hylozostes) ，也就是说，把人类的意向性和利益赋予了非属［4］人。还有一些人批评 ANT 忽视了实践和文化的影响。网络的建构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有一定的文化和实践的背景。正如皮克林 ( A. Pickering) 所说，实践可以被看作是已被接受的行动模式和工作方式，文化则规定了可用资料的范围。但说实践与文化本身是行动者却很是违反直觉，看来 ANT 还缺点什么，这为后来兴起的实践转向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口实。

　　尽管争议纷纭，但还是有些主张博得了一致同意，并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科学论的发展轨迹。拉图尔主张分析实验室实践如何影响了并最终改变了世界，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之后，知识的奥秘不再主要到实验室中去寻找，而是转译 ( translation) 的过程。正如卡龙所说，“科学活动不仅仅是制造语句; 它经常 ［如果不总是这样的话］ 试图把语句带出实验室。”

　　转译提醒我们关注语句在实验室之外的生命，这让我们有可能理解情境和内容是如何同时得到重构的。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被认为是一个包含了考虑 “内部”和 “外部”的因素的大杂烩。只有完整地描述出这个过程，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科学; 而描述的作用在于它可以激活某种现存的描述语言所遵从的惯例，从而让我们把所描述的事物与其他事物和场景联系起来，进而使能力和经验广泛化。这样的科学论，不管从方法论还是目的论来说都是描述性的。

　　三 科学大战时期的调整

　　在 1992 年一篇名为 《社会转向之后的再一次转向》的文章中，拉图尔以反讽的语气写道: “我感觉到了保守的气氛: ‘让我们摒弃狂热之流，回到科学政策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严肃的事情来吧。这个领域已经受够了极端主义; 让我们回归令人愉悦的中庸吧。’”［7］的确，那时的科学论充满了叛经离典的论调，各个流派争相出位，好像越是激进就越是深刻似的。社会建构论宣称科学事实是社会的建构，科学方法是科学家用以劝服他人的修辞武器，合理性、客观性或证据也只是按照共同体允许的方式，说服那些持怀疑甚或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同行后，达成的主体间有效的共识而已。

　　女性主义更是以批判科学为已任。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客观性和科学方法本身是男性立场的产物，它们限制和扭曲了科学。因此，必须从整体上对科学做出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重塑科学的认识论基础，途径则是借助于女性立场。她们宣称，从女性独特的经验出发，就可以看到男性立场所无法看到的科学中的性别主义，例如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着作之一，牛顿的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原来是 “强奸手册”。［8］另一个活跃的领域是科学的文化研究 ( CSS) 。所谓科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科学论中引入 “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取代传统的建构方法。CSS 强调知识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的，并且总是被政治地使用; 因此，应该用政治学取代认识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CSS 开始打着 “反思性研究”的旗帜鼓吹后殖民主义研究，宣称要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对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展开多维的检验和质疑。后殖民主义所要做的就是禁止某一社群以外的人去评价该社群的文化系统中的信念的真与假，从而走向了彻底的相对主义。

　　面对种种置疑，起初科学家的态度是 “让驴子叫去吧”。但是到了 1994 年，终于有人忍不住站了出来。生物学家格罗斯 ( P. Gross) 和数学家勒维特 ( N. Levitt) 在 《高级迷信》一书中，对后现代主义和 CSS 等科学论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受其激励，物理学家索卡尔 ( A Sokal) 精心构思了一篇诈文投到在文化界享誉很高的 《社会文本》杂志。这篇文章一方面 “好”得很合 CSS 学者的胃口，另一方面 “坏”得不讲逻辑论证。结果该文获得发表。很快，索卡尔就在另外的杂志上披露了自己的恶作剧，媒体随后进行了广泛的报导。于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大战全面爆发。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员和问题被卷入，场面变得混杂起来，局势也越来越让人难以研判。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双方互揭伤疤。一方面，科学的权威受到了全面的质疑; 另一方面，后现代大师和科学论者故作高深的话语被证明很大程度上是经不起审查的。结果是，批判者随他们的批判对象一起祛魅。这回轮到科学论者为自己的政治学辩护了，他们得解决好他们的理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根据拉图尔的观点，科学论与科学的关系就好比经济学之于商业。他甚至认为，就像医生比病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身体一样，科学论者其实比科学家更清楚地知道科学。这与 “科学卫士”对科学论者不理解科学本身就想解释科学理论如何发展的指责相去甚远。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通过迫使双方澄清自己的观点，而事实上起到了让双方反思各自立场的作用。

　　对科学论来说，最明显的调整也许是回归实用主义与实践转向。意识到激进的反实在论甚至比朴素的实在论更招人讨厌后，一些科学论者就想用实用主义来稀释他们的建构论思想。现在，他们强调说，科学论只要求构造出一个事实之后能获得实在的效果就行了，因此科学论不是对实在论的反对而是对它的阐释。他们争论说，自然和社会并不是经验现象的解释资源，相反它们本身也需要解释———是同一种实践的结果。在 《潘多拉的希望》中，拉图尔愤愤不平地说，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法是零和游戏，是引诱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相互攻讦的圈套，因为根本就没有先于互动 ( interaction) 的分隔语言与世界的本体论鸿沟。

　　为了说明互动，皮克林想出了 “绞扭”( mangle) 这么一个古怪的词汇。这令人想到衣物被绞干机的滚筒轧压后纠结在一起的样子。拉图尔的描述更可怕，他说科学论要对付的是 “一个血淋淋的、抽动着的、缠结着的肉团，这个集合体的全部血管分布”［9］。透过这些煞费心思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实践哲学的意图，即通过把整个世界纳入实践的视野来超越二元论。但这是否会导致一种新还原论的本体论? 那些先于互动的要素又是什么? 在对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之前，科学实践哲学还很难称得上 “第三条道路”。

　　四 新时期的规范转向

　　无论科学论战的结局如何，盲目相信科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上，科学论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普遍相信科学的认识论权威，相信科学是自治的，认为科学技术问题是科学家的专利。这明显滞后于科学研究越来越与公共的和私人的日程联系在一起的事实。社会学转向之后，科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负载特性已被暴露无遗。通过对科学创制现场的深入考察，科学论者揭示出了科学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一面。这意味着，在某些紧迫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在信息不确定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如何在共识完全形成之前做出科学的决策，这是我们在新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转基因食品和“911 事件”这样的新挑战中，“事实是不确定的，价值处在争议中，赌注高昂，决策紧迫。”［10］这样的时候，我们往往无法从科学方法、实验、观察和理论中迅速地找出严格的答案。这不正是描述性科学论所竭力向我们兜售的见解吗? 如果科学并不总能为理解和预测提供基于实验的扎实可靠的理论，从而科学的进程至少不完全是基于事实预言而有可能是基于政策预测的，那么科学就不仅仅是我们描述的对象，而且还是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价值加以规范的 “建构物”。这预示着，常规科学知识的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机制已不敷所需，而包含了价值、传统、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社会标准将成为新的知识的质量标准。

　　在新知识标准中，问题的界定和解决都需要在更开放和更开阔的认识论框架下进行。原因很简单，当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充分暴露出来后，人们就会对它所带来的风险警惕起来，从而就会作为利益相关者对科学技术的可说明性提出要求。相比这样的要求，“科学大战”之类无谓的攻讦实在是无足轻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科学技术论 ( STS) 领域出现了大量要求研究如何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科学争论的呼声。“这些呼声是如此之盛行，对 STS 的纲领性目标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可以公允地说，这个领域经历了一个规范转向。”［11］如今，一些着名的科学论者，包括柯林斯、比杰克 ( W. Bijker) 、林奇( M. Lynch) 、艾奇、科尔 ( S. Cole) 、富勒 ( S. Fuller) 、赫斯 ( D. Hess) 等人，都在呼吁并身体力行地进行着规范性研究。

　　规范性研究的旨趣是力图在科学争论尘埃落定前确定一个符合情境条件的专家组，以便适时地干预科学争论，特别是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这恰恰是描述性研究所无法完成的任务，原因在于类似于“实验者倒退”的 “专家倒退”。“实验者倒退”说的是，“由于实验是一种具有诀窍的默会知识 ( tacitknowledge) 的实践，因此很难说第二次实验就能对第一次实验作出检验。要是这样的话，为了验证第二次实验的质量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实验。于是便会产生无穷倒退。”［12］由于实验者倒退，一个实验重复成功与否只有在事后才能判别; 同样地，由于 “实验者倒退”，在争论中发挥作用的专家，只有在尘埃落定后，在清楚谁的主张会在事物发展的进程中获胜后才可分辨。然而，在形势紧迫的公共领域，我们往往不得不在尘埃落定前进行干预。这需要我们知道 “应该”怎么做，尽管现成的知识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答案。

　　科学论的规范性研究之所以是规范的，就在于它能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做。这种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发展出一种如何依凭知识行事的理论，或者用柯林斯和埃文斯 ( R. Evans) 的话来说，即 “知识科学”( knowledge science)［13］。“知识科学”不同于试图从逻辑上为科学做出辩护的规范认识论，它是一门研究如何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在承认科学的政治本性的基础上，干预科学技术问题的学问。对于这门学问，一种广为讨论的方案是柯林斯和埃文斯所倡导的 “专门知识及经验的研究”( SEE) 。SEE试图根据专门知识和经验来确定行动者的身份，以此摆脱 “专家倒退”的困扰，从而在科学争论尘埃落定前定义一个符合情境条件的专家组，以便适时地干预科学争论，特别是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与描述性 STS 只是从政治领域出发不同，SEE 认为定义专家组应该考虑技术领域，考虑专家作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所做的事情，也即他们相比于其他知识的专门知识的价值。这需要我们区分行动者的认识论权威和政治权利。在传统的科学观中，认识论权威为专家所独享，政治权利几乎对技术决策没有什么贡献;描述性 STS 则矫枉过正，它把所有技术决策的输入混成政治洪流。SEE 则恰当地区分了技术决策中科学技术的输入和政治的输入。它的核心思想是，某些未得到认证的专家虽然并没有文凭或其他证书来获得承认，但他们凭借经验而拥有专门知识，因而享有一般利益相关者之外的认识论上的权威。这种权威赋予了他们参与解决科学争论的资格，同时也限制了一般民众的参与，以避免参与范围一旦扩大成最广泛的民主过程后将会造成科学技术的瘫痪。

　　举个例子来说，科尔作为 STS 的研究者，曾获邀出任一个刑事案件的指纹证据的专家证人。为什么他会获邀呢? 原来，科尔对指纹识别做过细致的案例研究，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和专着，对指纹证据的权威提出了质疑。科尔认为，法庭上的指纹证据是非常特殊的，指纹识别专家既没有资格论证 ( 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所大学有指纹识别专业) ，也没有错误率的说明，然而不但法庭认可了而且公众也接受了他们所宣称的确定性。在陈述证词时，科尔面临着如何协调他的 STS 知识与法庭所采用的实证科学观的难题。最终，科尔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影响了法庭对指纹证据的看法。这是规范性科学论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生动地说明了行动者是如何依傍其专门知识合理地干预社会问题的。当我们像科尔那样做时，我们就不只是在描述历史，同时也在创造历史。这正是规范性科学论的精髓所在。虽然规范性科学论目前尚处于范式有待形成的发轫阶段，但它所透露出的实用主义与积极主义的精神气质，预示了它广阔的前景。

　　结 语

　　比杰克曾在 2001 年的 4S 主席就职演说中，对科学技术论的未来提出了三点战略性建议: “第一，也是最显然的，学者的日程应该明确地把诸如研究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将政治价值 ( 例如可持续性) 整合到技术设计中来……等问题包括进来。第二，作为推论，STS 研究者需要重建与科学及工程共同体的紧密合作关系。……第三，我认为科学技术的深度的 SSK 式案例研究———姑且认为它是微观水平的———仍然是需要的。……对 STS 的个体研究者来说，从事案例研究是一种干预政治的方式。”

　　这三点无一不与规范性研究有关，足以说明规范性研究在当今科学论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显然，我们必须能够评估新技术以判断它们的前景或威胁，知道科学技术的发展怎样影响我们生活方式、价值和宗教。这需要更好地理解科学技术以及它们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并积极地加入到科学技术的决策中来。如果拉图尔说得没错，科学会有那么一天像病人需要医生一样地需要科学论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规范性研究。不管怎样，科学论未来的活动将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正如它现在所展现的那样。而且，它将更多地表现出成年的稳健，而越来越少青少年时期的莽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