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居里塔斯 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1821 一 1880）出生于法国西北部小城鲁昂。福楼拜家族原来是香槟省人，父子相传，世业兽医，父亲是市立医院外科主任医师，福楼拜一家人住在医院里，深受人们的敬重，家庭和睦美满。福楼拜自幼热衷于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成为一个想象力丰富、感情易于冲动的少年。1840 年中学毕业后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但进入大学不久后他就患上一种类似癫痫的脑系病，时好时坏，终生未愈，病痛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病后福楼拜一直闲居在鲁昂郊外塞纳河畔的克鲁瓦塞别墅，并从事文学创作，直至去世。福楼拜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布瓦尔与佩库歇》（未完成， 1881）；短篇小说集《三故事》（包括《一颗淳朴的心》、《圣朱利安传奇》、《希罗迪娅》，1877）等。福楼拜的成品数量并不多，包括晚年未完之作，总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三个短篇小说，但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足以使他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高耸的屹立于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的艺术之巅，成为与巴尔扎克相比肩文学大师，历久弥芳。
《情感教育》的创作。在福楼拜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情感教育》的这个创作主题一直萦绕其脑海中。“永别呀青春的美丽的花，这样快就凋零了，往后带着痛苦和欢悦，人依旧不断的回忆着”,这是福楼拜十五岁时，在海滨小镇特鲁维尔与施莱格尔夫人邂逅后，在《一个疯子的日记》中所写下记录的心情。文中赞美的那位女性成为福楼拜作品中所创造众多人物当中，屈指可数的正面人物形象之一。施莱格尔夫人这样一个意象，一直锁在了福楼拜回忆的小匣子里。她后来成为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阿尔努夫人，在沉默中占据了莫罗的一生。早在福楼拜二十二岁时，他就创作了一部《情感教育》，写了两个年轻人的遭遇，虽然这部小说由于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未能获得成功，不过它也预示着第二个文本的某些发展趋势。这部于 1869 年创作完成的《情感教育》的副标题是《一个青年人的故事》，与其说作品是书写一个人，不如说是作者描述了 1840 年到 1852 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整整一代人。小说以 1848 年二月革命为叙事背景，穿插了他所能接触的一些艺术家、商人、社会主义者、贵妇等人物，再现了他所熟悉上流社会的晚会、朋友聚餐等场景。他的好友马克西姆？杜刚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曾说：“他在这里叙述了一个时期，或者正如他所说的，叙述了他生活的一个片段；没有哪个角色我叫不出名字来，我认识他们每个人，和他们接触过，从元帅夫人到法腊滋，从弗雷德里克到阿尔努夫人。弗雷德里克正是福楼拜本人，阿尔努夫人是特鲁维尔的那个不知姓名的女人，她被移动到另一个环境之中。”较之于其之前创作的《情感教育》，1869 年《情感教育》的文笔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李健吾在《福楼拜评传》中这样评价道：“两部《情感教育》几乎没有一点近似的地方。这好像一个四十岁的成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少年相比，扛着同一的名姓，中间却有二十年的距离”.
国内外研究综述。西方批评界对于福楼拜作品的批评与研究，是随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包法利夫人》的问世开始的。自《包法利夫人》问世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外部批评为主，倾向于把福楼拜定义为现实主义者。这一阶段，对福楼拜的社会历史批评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新的批评方法相继出现（如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但社会历史批评一直是主导。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由于现代派小说的兴起和发展，这时期主要以意识批评为主，批评界倾向于把福楼拜看作一个意识和感情的表达者或理想主义者，有点反现实主义或者肯定其浪漫主义的内倾性。意识批评者认为，作品只是作者主观意识的一种体现，而不是作者实际生活经历的再现，因而批评家应该对作者的生平、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外在的状况加以设定，通过现象学还原来关注作品中的作者意识，它的基本假定是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中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意图，因而批评的使命就在于发现作者所暗藏的东西。代表人物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以及乔治？布莱等。他们明确地排斥使用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把福楼拜的作品当作作家意识的一种形式来看待，而不是把它当作生活的客观反映去研究。他们反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拒绝把福楼拜的作品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而极力主张在批评中应通过现象学还原和挖掘福楼拜的深层次的意识。从六十年代开始，主要以形式批评为主，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壮大，对福楼拜的研究批评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形式主义占据主导之前，就有学者开始关注福楼拜作品的形式层面。如亨利？詹姆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主张对福楼拜作品作纯形式的研究。受二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者开始对作家作品进行形式分析。如罗兰？巴尔特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隐喻和转喻的框架分析了福楼拜的文稿，在福楼拜的描写中发现了符号的破裂以及对于意义的放逐。七十年代，出现了以爱德华？赛义德和理查德？特迪曼为代表的东方学研究，主要研究了福楼拜的东方题材作品和东方旅游札记等。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学界对于福楼拜的翻译介绍和接受研究起步要晚。建国前，最重要的研究者是张若名女士和李健吾先生。张若名女士的《小说家的创作心理――根据司汤达（Stendhal）、福楼拜（Flaubert）、纪德（Gide）三位作家》和《漫谈笑说的创作》、《纪德的态度》等，所做的精神分析批评和诗学理解精准而又恰当，学术价值很高。李健吾于1935 年出版的《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具有较强系统性、逻辑性、学术性和完整结构的理论着作。这一时期翻译的作品主要有：李劼人《萨朗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李健吾《福楼拜短篇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圣安东的诱惑》（上海生活书店，1937 年版）、《情感教育》（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年不详，应在四十年代）、《包法利夫人：外省风俗》（上海和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年版）和《三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 年版）等。自建国后至“文革”结束，我国学界受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一时期少有的亮色。“文革结束”后，研究又开始活跃，1980 年后，福楼拜作品的诸多译本不断涌现，专题性的研究也不断增加，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百多篇的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福楼拜的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包法利夫人》上，但是对于他的另外一部以现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的研究却十分有限。然而在福楼拜看来，这部小说对他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包法利夫人》。在《情感教育》刚发表的时候，因为其平庸和结构的沉闷，而受到来自评论家和读者的批评。福楼拜在这部小说中用心组织的结构，结构反而消失了，缺少了所谓的“透视的虚伪”,然而，这种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建构方式却为现代小说开辟出另外一片土地。随着十九世纪后期现代文学的兴起，《情感教育》艺术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现代性逐渐被认可：自然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左拉认为《情感教育》是他 “所了解的唯一真正的历史小说，唯一真实、准确和完美的小说，复活往昔成为绝对的准则，没有任何职业上的诀窍”;《情感教育》是现代小说鼻祖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品，成为其枕边书，并且他将自己比作福楼拜的“精神之子”.本文以《情感教育》这部小说文本为基点，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批评方法，试从现代灵魂的探求、多维叙事空间的建构、全知全能上帝的隐匿这三个方面来把握福楼拜这部小说创作风格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