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社会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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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王符思想中的儒道融合特色分析
　　【绪论】东汉后期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融合研究绪论
　　【1.1】东汉后期社会政治背景
　　【1.2  1.3】王符思想儒道融合背景与特征
　　【第二章】哲学观所透显的儒道融合特色
　　【第三章】以“无为”补政的政治观
　　【第四章】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
　　【结语/参考文献】东汉中后期儒道融合思潮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一章 东汉后期时代背景与王符思想特色

　　第一节 社会政治背景

　　东汉经光武、明、章三帝六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出现了所谓的"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的盛世局面。而盛景的背后滋生着腐朽的影迹，自章帝后，哀世之象渐显，到安帝、顺帝时期，衰乱的状况愈加严重：上至皇权的式微，外戚、宦官集团的相互倾轧、交替嬗权，朝堂内官僚集团的腐败吏治和地方豪强门阀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造成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世风奢靡；下至时俗浅薄，百弊丛生，官府法禁越来越缺乏约束力，百姓虚匮，黎民流离。尤其是灾荒年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愈加难安，刘汉朝廷显现出不可挽救的江河日下趋势。

　　这些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加之官方儒学的神学化腐化倾向，一批儒者群体应时而起，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一股社会批判思潮：他们针砭时弊、抨击时政，探讨社会改革的方案，在修正儒学的旗号下通过自觉吸取道家思想，对儒家旧有理论范式进行扬弃与重新定位。缺乏理性的、黑暗腐朽的朝政使得士风为之新变，士人们深感仕途的艰涩，于是弃绝政治、优游不仕以求自保。另外交游之风、品鉴之道蔚为流行，不仕之士受庄子人生观的影响，渴望摆脱世俗的羁绊，对自然、逍遥境界的向往，亦成为乱世中一种寄托情志的人生选择。

　　一、社会政治危机的表现

　　（一）皇权的式微与外戚、宦官的专权

　　东汉自章帝以后，皇帝多幼弱嗣位，且多短祚，导致皇权旁落，外戚、宦官竞相争权夺势、交替专权。钱穆曾对此评价："因东汉诸帝多童年即位、夭折，及绝嗣，遂多母后临朝，而外戚、宦官藉之用事。"幼主即位后，多母后临朝把持朝政，朝廷实权落入外戚手中，幼帝长大后不甘心受制于外戚势力，会借之阉宦集团翦除部分外戚势力，而宦官也借此得以封侯干政。东汉中后期的历史便是在皇权式微，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交替嬗权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

　　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君主本身有着重要的关联：一方面，他们囿于朝政局势的复杂多变，不得已依赖于可以协助稳固皇权的力量来挽回旁落的权势，这部分协助力量在得势后，又会转变成瓦解皇权的势力，进一步加剧了皇权的式微。另一方面，对贵戚、官僚子弟的"任子"、"荫袭"的封官政策，及对地方豪族"卖官鬻爵"以"訾选为官"行为的默许，使得朝堂之上尽皆奸佞、窃禄之辈。王符曾对此揭露到："世主之于贵戚也，爱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授之官，不使立功自托于民，而苟务高其爵位，崇其赏赐。"（《潜夫论·思贤》）如此不尚贤、不任贤的君主怎能不"结怨于下民","岂有不颠陨者哉？"外、宦集团在政治上形成了对专制君权的绝对控制与操纵。为笼络加固本集团势力，他们"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后汉书·宦者列传》），会竭力提拔宗族宾客、安插党羽爪牙，势力从中央蔓延到地方。并凭借权势，卖官鬻爵，排斥贤能，陷害忠良，强夺民财，导致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世风奢靡，民生凋敝。葛洪曾对此形容：历览前载，逮乎近代，道微俗毙，莫剧汉末也。当涂端右、阉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国之钧，废正兴邪，残仁害义，蹲踏背憎，即聋从昧，同恶成群，汲引奸党，吞财多藏，不知纪极。而不能散锱铢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穷俭焉。（《抱朴子·汉过》）宦官集团的操控与影响施及思想层面，则表现出与儒家之信徒的士大夫阶层的明显对立性。据陈寅恪分析，东汉中晚之世的阉宦人物的出身多是"非儒家之寒族",所谓的"乞匄携养"之类的社会下层。这使得他们在文化倾向上与宗经义、贵仁孝的士大夫阶层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与对立，表现出"重智术"、"尚文辞"的特点。为了长期控制软弱的小皇帝，曾大力倡导各种异端思想与游娱活动，以抵消士大夫所宣扬的儒家观念。

　　如他们对役鬼神之术、风角术数等"内学"、"秘学"的强烈兴趣，使得东汉中后期的宫廷文化日渐呈现出鄙俗化和市井化的趋势。此外，因不同的生活习尚和思想观念在本质上与儒家正统思想存在冲突，也受到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歧视，因而他们在所能把控的文化倾向上是极力排斥、轻视儒学的。

　　《后汉书》中记载桓帝时的几次祭祀黄、老事件，就都是由阉宦人物具体落实的。

　　此时对道家思想的倾向性选择，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宦官集团与儒家士大夫阶层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深化对抗。而如此张扬的祭祀、崇信黄、老，除以求长生的意图之外，无疑加剧了正统儒学意识形态的衰颓，也反映了道家思想或者说老子思想对政权阶层的影响。后来道教思想在灵帝时更是由阉宦人物引入宫廷，掀起了以养生、修仙为主的黄老道的信奉热潮。

　　（二）官僚集团、世族阶层的强权

　　东汉后期以来，随着皇权的日渐式微，朝廷政令难以有效的向下贯彻，处其官位的士大夫为了自固其位而不得不对皇帝弄虚作假、虚与委蛇。既定的社会约束已然失效，一些操守不严的士大夫，"开门受赂，署用非次"（《后汉书·李固传》）以其物质贪浊应和着这股鄙俗的时代风习。如顺帝时，一些州郡长吏聚敛财富，蓄积货赂，像益州刺史侯参、京兆尹袁逢，其囤积没入的金银珍玩不可胜纪（《后汉书·宦者列传》）。

　　王符在《潜夫论·考绩》篇指讦当时官吏阶层存在政荒职怠、不奉法令的腐败现象：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远诣阙上书讼诉。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政权的软弱无力，无疑鼓励、放纵了这些贪官污吏的行径。此外，请托营私之风的盛行蚕食着官僚体制的公正严明，朋比用私、结党相助之象比比皆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联姻关系，保障着公卿权贵之胄、大户阀阅之后的入仕为官之途的平坦，却阻碍了普通士人的进阶之途，"左右党进者，日有迁拜，守死善道者，滞涸穷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后汉书·李杜列传》），"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这种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官场腐弊、选士而论"族姓阀阅"的不公现实，势必加重了哀暗之世的社会危机，冲击着士大夫阶层所奉守的儒家教条和对清明为政的期许。

　　地方上，原先凭借经济实力和政治依靠而拥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大族，一方面继续扩充田产，豪占强吞，巩固其经济势力，另一方面，在仕途上则要求世代为吏，进而扩展其整个家族的政治权益。东汉后期，政权被外戚、宦官轮番把持，杨联升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分析道：外戚、宦官本身即是凭借中央势力突然发展起来的两种豪族，在中央把持着朝政，与地方上保守派豪族（凭借一定的经济势力发展起来的地方世家大族）既相互依附又清浊分流。

　　以当时的社会情势而看，世家大族想要继续通过通经致仕或任子、荫袭的途径来获取政治地位，就不得不依附于外、宦集团。

　　外、宦集团对朝政的绝对控制与操纵，严重危及着士人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在反宦的斗争中，一部分清流豪族化身为党人领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当时"三君"、"八俊"、"八顾"等清流名士以豪族身份居多。

　　然而他们的救世努力并没有换来王朝的复兴，反而招致了无情的迫害。受党锢之祸的影响，或出于维护自身家族利益，或出于对汉末王室的心灰意冷，一部分世族阶层选择了在斗争旋涡中清介自持。如姜肱为"家世名族",不满宦官专权，面对征召，皆不应就，"吾以虚获实，遂藉声价。明明在上，犹当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于是"隐身遁命，远浮海滨。"（《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另如"关西大儒"法真，是南郡太守的后代，性格"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同郡评价其为"处士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后汉书·逸民列传》）对于世家大族而言，"累世经学"是成就"累世公卿"的重要文化因素。而随着皇权式微，士大夫阶层所信仰的官方儒学的"君权神授"理念受到冲击瓦解，只依靠通经、学儒这一行为也已无法发挥其"致用"的基本功能。可见，伴随着儒家传统精神信仰和社会功用的式微，一部分官僚士大夫阶层和地方世家清流豪族，更倾向于选择道家老庄思想为精神信仰。这种选择既是对于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的一种逃遁，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于乱世中清介自持、明哲保身的多元化选择。

　　二、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东汉中期后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尖锐起来，皇权式微，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贪官污吏的恣意妄为，豪强地主的强占豪夺，使得社会下层民众在重重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下弃业流亡，虚匮流离。加之对边境羌族的征战、连年自然灾害的频发，汉末政府已是危机四伏，朝不虑夕。

　　此时作为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已无法发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及既有文明的基本功能，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大一统理论所维护的专制王朝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经学本身的烦琐化、教条化、荒诞化的发展催生了内部学派分化和异端思想的突起；官场的请托营私、结党相助之风气，使得儒生的进仕之阶愈加艰难，冲击着其所奉守的通经致仕的儒家信仰教条和对清明为政的期许。

　　面对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加之官方儒学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批儒者群体应时而起。

　　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来抨击时政、针砭时弊，探讨社会改革的方案，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一股社会批判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符、荀悦、崔寔、仲长统等。他们的理论批判行为，与打着"厉俗"、"清世"、"正天下"口号的党人群体（主要是在朝士大夫阶层和太学生）所进行的反宦斗争性质一样，都是在哀暗之世尽一份守道疾恶的救世努力，并身体力行的践行其所信仰的儒家道义立场。

　　罗传芳认为，东汉社会批判思潮所涌现的理论批判思想，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较之在朝士大夫阶层、太学生的政治抗争，内容要广泛得多，意义也深刻的多，"正是这些来自下层或政治底处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代表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主流。"他们的社会批判的主要内容有：揭露社会上大行其道的谶纬神学等封建迷信的虚伪欺诈；对政治上君主蒙昧昏庸，外宦专权当道，导致的纲纪废弛、吏治败坏，世风奢靡之象予以声讨和批判；包括面对社会上充斥着的各种虚伪欺诈、浮侈、迷信及不平等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习俗败坏及道德沦丧，都深为忧愤，痛声疾呼。而他们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诛笔伐的批判立场，而是积极地、创建性地提出拯时济世的社会改革方案：如分别针对性地从爱民、去"四患"（诈伪、私利、放纵、奢侈）、抓"二端"（法令、教化）、考黜、用贤、重赏深罚、德刑并施等方面提出各自的政治改革主张。

　　尽管这些社会改革方案并没有被统治阶层予以完全接受并采纳，王符等人针砭时弊、守道疾恶的批判精神，于哀暗之世的衰颓而言，虽然已无法力挽狂澜，其志于道、捍卫道的救世努力却突显了一份个性独立和理性觉醒色彩。

　　仔细分析这批社会批判群体的理论批判特点，不难发现，他们均不同程度地对儒家旧有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扬弃与重新定位。以否定性、批判性的态度审视甚至批判传统儒学中不再合乎时宜的消极因素，多方面有选择地吸取百家思想资源用以补偏救弊。道家思想在这时成为用以补益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资源：为推翻谶纬神学的虚伪欺诈，推崇道家的天道自然法则；引入道家的批判精神，批判现实腐朽的纲常名教和社会上本末倒置、名实不副等流弊现象；受老庄韬晦自保、恬淡无为人生境界的影响，个人对世俗的态度更加的达观、从容。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自觉地融合儒道的行为，除了对社会批判的理论深度有所增益，更是对经学到玄学的理论过渡起到了坚实的铺垫作用。

　　三、士风的变迁

　　（一）士风变迁的表现

　　面对东汉中后期所显露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士人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升降沉浮。缺乏理性的腐朽政治亦使得士风为之新变，主要表现为政风、学风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政治上，面对东汉王朝的没落，士人对皇权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由依附性转变，日渐呈现为背离性。士人阶层作为儒家"道统"的捍卫者和皇权政治的代言人，曾是专制皇权体系内的一支庞大的社会力量。外、宦集团的专权当道，阻滞着士人正常的获得禄利之阶，权门请托、营私舞弊之风的甚嚣尘上，使得一部分阿附权贵的士人沦为外戚或宦官的驯服工具，以此来博取高名，固位取宠。而一部分勇于抗争、正直敢言的士人则化身为党人领袖，在反对外宦擅权，维护朝纲的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中对这部分耿直士人赞叹有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然而，大部分士人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选择了与世沉浮，漠视腐败政治，以此来逃避恶势力的倾轧威胁。

　　这种对皇权离心离德的政治选择，对恶势力的妥协纵容，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衰亡。

　　学风方面，此时的官方经学对于没落的社会局势，并不能提出有效的挽救措施，经学本身的发展也日益繁琐化和神学化，士人们逐渐对曾被奉为权威治国理政的儒学思想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表现为不再固守于"门户"、"家法"的偏见，也不再拘守于一经或数经，而是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甚至批判传统儒学中不再合乎时宜的消极因素，删繁就简、简约注经，反对谶纬等迷信风俗，切中社会现实的需要，多方面有选择的吸取百家思想资源来补救经学的弊端。种种力图突破经学桎梏的尝试与努力，也为多元化的文化选择提供了机会。在新旧思想交替的过程中，旧的权威思想已然崩溃，多元化的选择仍在探索、建构中，士人们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失去了统一的标准。

　　汉末士风变迁的直接影响具体到个人行为方式的转变，即体现在隐逸之士的增多。

　　在走马灯式的官场更迭中，在异化的皇权压力下，耿直士人在政治斗争中屡遭迫害，使得部分士人深感仕途的艰危险难，于是韬晦自保，隐遁避世遂成为保全自我的处世方法。

　　"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后汉书·左周黄列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对社会政治的绝望成为士人隐遁的直接原因，姜肱以"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为由隐遁不仕；杨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逊遁不行";陈纪"四府辟命，无所屈就";钟皓"前后九辟公府，皆不就。"在此期间的隐逸有屡辟不就、终生不仕的真隐，也有以逸养名、为仕而隐的名节隐。

　　（二）士风变迁的原因分析

　　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士人群体的向背又转而深深地影响着政局的变动。素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群体所表现出的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一方面是基于由儒学传统浸润而成的骨子里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化为身体力行地提出社会改革方案，修补、维系东汉王朝倾颓的局势。而他们积极反抗恶势力的另一原因则在于，外、宦集团的专权堵塞了他们的入仕的途径，一向清高自许的士人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之同流合污，遂与外、宦集团展开了长久的政治斡旋："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受社会批判思潮的带动影响，催生了士人普遍理性批判意识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再囿于对皇权的依附。或开办私学、授业讲学，或隐居著述，致力于学理研究，来实现其社会价值；交游之风、交际之道、品鉴清议之风的流行，也转变着士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消解着现实政治的束缚；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无序冲淡了士人传统的入世意识，士人更倾向于把目光由现实社会转向精神世界，追求一种独立的人格和超脱的意境。

　　于个人行为方式而言，面对专制政治所特有的巨大压力，再加上哀暗之世的政治无方和官场倾轧，这使得士人阶层既难以自我保护，又无法自我申辩。大一统理论所维护的专制王朝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士人们难以心坚意专、安官乐职，更遑论心态从容的建功立业。士风由此为之一变，交游、交际之风、品鉴议政之道蔚为潮流，表现出尚游学、广交游、喜议政、重隐逸的士林风气。

　　而弃绝政治、优游不仕的另一原因则是对个人心性的自然、自在状态的追求。在社会意识和道德普遍僵滞的世风中，不仕之士渴望摆脱世俗的羁绊，使生活达到闲逸畅适、随心所欲的境界，获得清旷、超越的精神享受。如仲长统曾表达过"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后汉书·仲长统传》）的心愿，他对精神自由、逍遥境界的向往，表现出放纵而富有反叛的色彩。可见，士人对庄子的逍遥境界的向往亦成为乱世中的一种寄托情志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