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思想儒道融合背景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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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王符思想中的儒道融合特色分析
　　【绪论】东汉后期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融合研究绪论
　　【1.1】东汉后期社会政治背景
　　【1.2  1.3】王符思想儒道融合背景与特征
　　【第二章】哲学观所透显的儒道融合特色
　　【第三章】以“无为”补政的政治观
　　【第四章】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
　　【结语/参考文献】东汉中后期儒道融合思潮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二节 儒道融合的学术背景

　　东汉中后期儒学的发展与"独尊"时的社会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为迎合现实的需要，走出桎梏的囹圄，在经学内部，今、古文经学由学派分化而渐趋融合。这种学术地位的争斗由最初的势不两立到最终趋于融合，除统治阶级意志的需要外，与士人群体学儒方式的转变不无关系。他们不仅博通群经，更致力于打破经学的桎梏，努力将原本附庸政治的经学解脱出来，挖掘其经义本身的学术价值。促使儒学发生异化的另一主导因素是道家思想的复兴，这股学术暗流恰逢其时的贴合了各社会阶层的价值需要，并在自然观与人生观方面与儒家学说相结合。就这样，儒道融合成为东汉后期学术思想界的一大潮流，受此影响，王符的思想体系中也透显出儒道融合的特色。

　　一、儒学异化与经学融合

　　于西汉末兴起的谶纬思潮使得天人感应、符命灾异的思维方式和以神化皇帝、儒圣的释经造纬活动成为流行。汉代儒生常引谶语附和经义，造作纬书，借天神、圣人之言神化君主，预示人间吉凶祸福，意图用以符谶为内容的迷信思想为经学的阐释、汉王朝的统治寻找神谕的根据。

　　东汉光武帝的登基即借谶纬的舆论宣传造势，"刘秀当为天子"、"刘氏当兴，李氏当辅",即位后更是"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这种迷信运用到官员的任用、礼乐的制定，甚至是政事的决断上。谶纬近乎尊崇的地位，成为人们谋求权位利禄的手段，学者争相妄言图谶，"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张衡列传》）受光武帝影响，明帝、章帝亦笃信谶纬，如章帝欲利用谶纬重订礼仪，在其元和二年颁布的诏书中，就引用了《河图》、《琁机钤》、《帝命验》三篇纬书来证其依准旧典重新制礼作乐的必要性：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琁机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
　　
　　'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后汉书·曹褒传》）东汉建初四年，章帝召集诸儒于白虎观协定五经异同，从会议成果《白虎通义》来看，"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谶纬",实际是运用"以谶证经"的方式，将经学和谶纬相结合，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达到了一定的维护君权的政治目的。但从长远看，这种结合只是带来了表面上的统一，谶纬对经学的渗透并不能真正解决经学固有的局限和弊端，反而限制了经学的发展。谶纬的大行其道触发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其所带来的弊端是，使人们因为对谶纬的怀疑、批判进而发展到对经学信仰的动摇。

　　东汉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促使着理性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和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经学的繁琐化、神学化的僵滞现状已难以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经学内部久已产生的今、古文学派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即融合。

　　今、古文经学的学派分争自成立之初就各立师法，标榜门户，到后来这种学理分争上升为学术地位上的竞相排斥和争宠，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谁能成为学术思想上的巨擘，为大一统政治格局更好地服务。东汉时统治者借此摒弃西汉时独尊一方（今文经学）的偏向，有意抬高古文经学的地位，给今、古文经学群臣提供公平讨论、互辩的平台，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点，以满足政治需要。而今、古文经学二者在长期的摩擦碰撞中，也逐渐吸收了对方的长处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契合了经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如"古文学逐渐由纯粹的训诂之学向义理学发展，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今文经学也不再固守一经，打破师法、家法的藩篱，一人兼习数经。"在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过程中，兼习今、古文的经学大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不仅博通群经，更在经注过程中，打破门户之见，杂糅诸家，自成一家之言。

　　今、古文经学的融合离不开经学大师博学多闻、"博通群经"的造诣。像几位比较著名的：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贾逵兼通五家《谷梁》之说，后世称为通儒；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郑玄更是旁通六艺，兼综诸家，遍著群经，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

　　"通儒"--兼习数经、突破以往的师法、家法的严格限制，不守章句，在当时逐渐成为学习的风尚和典范。学儒的方式的改变，也有助于他们学术视野的扩大，较为明显地体现在解经、注经的过程中，征引道家思想进行注释，如郑玄在注解《大学》、《礼运》、《周易》等经典时，多次引用《老子》中的原文。这一引道释儒的注经方法，增加了经学的理性成分，也表明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和重视，进而对东汉末经学包括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动荡时局的影响，儒生的进仕之阶愈加艰难。隐居著述、授徒讲学成为主要的儒学传承方式：如《后汉书》中记载：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五府连辟，并不就。"赵康，"隐于武当山，清净不仕，以经传教授。"周泽，"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东汉时期这些遍布乡野民间的儒师，在致力于自身学术研究的同时，又极为灵活的以私学的形式授徒讲学，延展着儒学的传播生命。而且他们的传授的内容也更为多样，道家思想成为传习教授的重要内容。

　　经学大师们（包括居家授徒的儒师），他们通过个人的努力，汲汲于打破经学的桎梏，努力将原本附庸政治的经学解脱出来，挖掘其经义本身的学术价值，并传道授业下去，却依旧无法挽救经学衰败的颓势，"章节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后汉书·儒林列传》）作为曾被奉为权威治国理政纲领的儒学，对于没落的社会局势，并不能提出有效的挽救措施。笼罩在官方儒学头上的那道神圣光环逐渐地脱落，被压制许久的诸子思想重新活跃起来。本就有与儒家互补内在品格的道家思想因应而盛。

　　二、道家思想的融和渗透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失去了政治话语权，渐趋远离政治实践，在官学化儒学的打压下，道家学说沦为在野之学，"主要以学术暗流的形式在民间和部分有独立思想的士人中间流传。"东汉时期，伴随着今文经学权威地位的下降，处于暗流的道家思想渐趋复兴。

　　黄老思想在汉代的盛行期主要集中在汉初的六七十年间，主要作为倡导清静无为、"安集百姓"的政治术而被统治者采用。其后这种"权宜性的治术思想"在专制集权的政治需求中被替代，但其政治理论和为政原则依然有其潜在影响。至东汉时期，形成了一股尚黄老、修仙道的社会思潮，桓帝更是用郊祀天帝的规格来祭祀老子，延熹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后汉书·祭祀志》），其目的是为了"兴国广嗣"、"存神养性，意在凌云。"《后汉书·李固传》中记载太尉李固上疏陈事："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他还列举了诸如樊英、黄琼、贺纯等不应征辟的名士，赞扬他们清净少欲、不慕虚名的做法。另如，"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的翟酺谏言时多次引用《老子》原文，"《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老子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经》曰'鱼不可脱于泉，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可以说黄老治政思想在当时整个政治权力体系中是被边缘化的，但其简政、无为治政的观点却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学术方面，东汉中后期兴起的这股儒道融合思潮继承了西汉以来儒道会通的发展脉络。早在汉初儒家思想还未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在政治上发挥主导作用时，就选择了在与黄老思想抗争的同时又不断融合道家思想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及至董仲舒建构儒学新体系中对道家思想的自觉融入，从而把儒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独尊儒术后，今文经学一直高居官学地位，发展到西汉末期与谶纬神学结合，日渐流于末流，扬雄为反对思想禁锢而自觉地进行以儒融道的努力。东汉立朝以后，王充继续承继了扬雄这一传统，《论衡》一书兼综儒道，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天命观、人性论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同时重视高扬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继承了道家气生天地万物的生成论思想，受庄子影响，形成自然辩证的生死观。发展到王符、仲长统所处的东汉中后期，儒道融合成为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理论倾向。上至为官治政，下至经师逸民对通经治世与全身远祸隐逸思想的融合，兼综儒道成为名士风尚，道家学说对儒家学说的融合渗透达到新的契合高度，主要体现在自然观和人生观两个方面：自然观方面，在老子提出道为宇宙之本的理论的启发下，气论学者提出气生成万物的思想，至汉代，这种气论学说发展成元气生成宇宙万物的理论思路。东汉时，不少思想家即借鉴运用天道自然无为、元气生成万物的理论来批判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如扬雄、王充、王符均继承了道家元气自然论的思想，以天道自然无为审视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

　　人生观方面，许多士人转而研习黄老，以此来修身养性，摆脱世俗的羁绊，慕求达到恬淡无为的理想生活状态。如任隗、樊瑞等少好黄老言，清净少欲；淳于恭，善说《老子》，清净不慕虚名；樊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为吏；周勰，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净，杜绝人事。到了东汉后期，士人们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关注增加，以自足、自由的精神作为失意时的安顿解脱，或是自觉地以此为生命追求，从与世俗的对立中成就自我，从对礼教的否定中重塑价值。士人的自然生命意识，上承老庄之道，下开魏晋之风，对当时时兴的理性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冲击着阴阳灾异、谶纬神学等非理性的学说。

　　第三节 王符思想儒道融合特征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县镇原）人。大约出生于东汉章帝（公元 82 年），至桓帝、灵帝之际（公元 167 年左右）去世。

　　王符的青壮年处在东汉中期的和帝、安帝之世，朝政的腐败黑暗，造成纲纪废弛，吏治腐败，对人民的剥削越来越残酷严苛，加以连年自然灾害的侵袭，底层百姓的生活愈加难安。王符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度过的。当时宦戚之党"奔竞之夫",以有一官半职为荣，而他却"耿介不同于俗",不阿权贵，以致仕途阻塞，终身不仕。他虽隐居僻乡，却心系时政苍生，以"潜夫"自名，著书立说，评讥时政，提出社会改良方针，最后撰成了《潜夫论》这部政论名著。

　　王符的故乡在凉州安定郡临泾县（今镇原县），据《甘肃通史·秦汉卷》记载，东汉时甘肃郡县官学和私学皆以儒学教育为主，一些地方官吏如武威太守任延在当地兴办教育，推广儒学，"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为边疆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此外，很多避世隐居、授徒讲学的学者以教习经书为主，这些阶层均推动了当地儒学的兴盛。王符所生活的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亦加速了官方神学经学的衰落：政治上，外戚宦官专权，排斥士人和儒学，皇权对经学的依赖性开始减少，经学的职能被大大削弱；经学自身的发展也日渐烦琐化、庸俗化，儒者们争相标新立异，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以至于儒学经典成为僵死的教条。经学的发展日渐脱离实际，成为繁琐空洞的理论，以经世致用为人生理想的儒家学者们"罢老不能究其一艺".此外，为维护政治统治需要的"天人感应"论演变成粗俗荒谬、流弊丛生的谶纬之学，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日渐下滑。

　　儒士的仕途被阻挡，对政治的不满日益高涨，许多儒家学者或愤世横议，针砭时弊，或隐居授业，专致学术。他们不再固守于"门户"、"家法"的偏见，也不再拘守于一经或数经，而是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甚至批判传统儒学中不再合乎时宜的消极因素，多方面有选择的吸取百家思想资源用以补偏救弊，此时，本就有与儒家互补内在品格的道家思想因应而盛。以理性怀疑、恬淡无为为旨趣的道家思想渗透影响于他们的学术著作和致思倾向中，成为士人们用以补偏救弊、寄托情志的重要思想资源，援道释儒、以儒融道一时蔚为风尚。隐居著述，授徒讲学成为他们的人生旨趣，道家典籍亦成为这部分隐居儒者的研习对象，学融儒道、援道入儒成为他们著述立说的一大特点。

　　从王符的思想体系来看，儒道融合成为王符思想的一大理论特色。在哲学观层面，继承了道家宇宙生成模式和自然发展观，避开了道家秉持的以"道"为宇宙本原、无形到有形的内核，吸收了"道"本论的元素，运用到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统治方面。落实到天人观方面，以自然义之天和感应义之天界定天的属性，以自然无为特性重新审视天人关系，并突出人的作用，规范人君要"正己德"、"淳粹"民气，这就与王符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

　　具体到政治思想层面，以儒家的德政和有为治世为基本内核，补入道家思想对其进行补弊和调节：治政理念上有为、无为结合的治政观，以"内圣外王"、"亲而誉之"表达对理想君主的诉求，以黄老思想中的因循之道、刑名之法及权变思想补益治国之道。

　　对现实弊政理性的分析和揭露中则可以窥见道家批判怀疑精神和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

　　贯穿到人生观方面，王符因其性格耿介不同于俗，不阿权贵，加之政治的腐败和世俗的偏见而不容于世，以致仕途不畅，竟"志意蕴愤"终生不仕，一生都在践行着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既践行着道家恬淡无为的隐逸思想，又时刻系心于时政百姓。在其隐居僻乡的过程中，以"潜夫"立言，其保持的士人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表现了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坚守和对世俗的抗议。王符虽隐居僻乡，却志于"有道之世"的到来，一以贯之地以民为本、为民立命的求道精神和立足现实、心系苍生的现实关怀，突显了一位儒者骨子里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