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模式关键成功因素识别

　　4 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关键成功因素识别

　　4.1 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

　　4.1.1 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标准的因子分析

　　论文将采用因子分析对问卷数据做进一步分析，这过程借助 Excel 和 SPSS 软件完成。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指通过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要因子去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能将原始变量转化为彼此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并且最终提取的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大部分信息。因此，因子分析能达到降维的目的，简化数据结构[77]。因子分析要求原有变量之间具有比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前一般需要采用 Bartlett 球形度和 KMO 度量来验证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判定因子分析是否适用于原始变量。

　　①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可以确保相关矩阵的同一性，如果该检验的相关统计量的值较大，则可以认为原始变量间具有相关性。

　　② 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

　　KMO 检验值介于 0-1 之间，其值越接近 1，认为所有原始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则表明原始变量数据越适合因子分析。Kaiser 给出了 KMO 度量的相关检验标准：当 KMO 值在 0.9 以上时，原始变量数据很适宜采用因子分析；KMO值在 0.8 到 0.9 之间时，原始变量数据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 值处于 0.7 到0.8 之间时，原始变量数据勉强可以采用因子分析；KMO 值在 0.7 以下时，建议原始变量数据不予采用因子分析；KMO 值小于 0.5 时，样本的充足性得不到保证，表明原始变量数据根本不需要考虑因子分析方法。

　　首先对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标准进行 KMO 度量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通过 SPSS 得到计算结果如表 4.1 所示：

　　KMO（Kaiser–Mayer–Olkin）检验值 0.710>0.7，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值 90.579远大于其临界值 0.000，这说明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变量共同度表示提取的主成分能代表原始变量的程度。表 4.2 中给出了 6 个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标准的初始共同度和提取共同度。由表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成功标准的提取共同度都在 0.6 以上，这表明成功标准变量所承载的信息丢失的较少，即大部分的成功标准与被提取的主成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解释变量总方差表 4.3 给出了各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初始方差贡献、累计初始方差贡献以及提取后的主成分的相关参数值。各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和累积方差贡献主要用来确定可以提取的主成分及其个数。一般要求提取的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大于 1，且主成分的累计贡献达 60%以上(Carmines 和 Zeller,1979[78])。由表看出，前 2 个成分的累积贡献达到 64.220%>60%，且从第 3 个成份开始，初始特征值小于 1。因此，选择前 2 个因子解释效果较好。

　　通常需要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使得因子载荷两极分化，极接近于 0 或 1，从而使新的成分对原始变量解释效果更明显，根据旋转成分矩阵可以较快地对原始变量进行成分归类。表 4.4 所示的是旋转后的成分矩阵，结果更加直观。

　　从表 4.4 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成分包括“满足一定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在投资预算范围内建成”、“在计划时间内建成”3 个因素，可以概括为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项目自身标准；第二个成分主要有“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公众满意”、“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三个因素，可以概括为利益相关者标准。分类结果与第二章的初步分类结果基本一致。

　　4.1.2 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因素的因子分析

　　首先对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因素进行 KMO 和 Bartlett 检验。SPSS计算结果如表 4.5 所示。

　　KMO（Kaiser–Mayer–Olkin）检验值 0.818>0.7，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值高达1680.870 远远大于临界值 0.000，这说明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4.6 中给出了参与分析的 33 个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因素的初始共同度和提取共同度。由表可以看到，大部分成功因素的提取共同度位于 0.6 以上，这表明成功因素变量所承载的信息丢失的较少，大多数的成功因素与被提取的主成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解释变量总方差表 4.7 给出了各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初始方差贡献及累计初始方差贡献以及提取后的主成分的相关参数值。由表看出，前 9 个成分的累积贡献达到 62.731%>60%，且从第 10 个成份开始，初始特征值小于 1。

　　因子分析中还可以利用碎石图来确定提取的主成分个数，如图 4.1 所示，纵坐标表示初始特征值，横坐标表示对应的提取的主成分个数。从图中可以看出，第 9个之后因子特征值连线趋于平缓，即前 9 个成分对解释变量的贡献最大。

　　综上，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 33 个准经营性 PPP 项目成功因素被分为 9 大类，即 9 个主成分。表 4.8 所示的是旋转后的成分矩阵，且表中剔除了绝对值小于 0.1的值，使得保留下的数据更加简洁。

　　下面依据分类后的因素间的联系与共同点对新的类别进行命名。从表 4.8 中可以看出：在主成分 1 中，以清廉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的法律框架、符合公众利益的社会支持、满足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标准正向载荷最高，分别为 0.786、0.728、0.713、0.383，它主要承载着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实施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方面的信息，可以把它概括为：实施环境及社会支持；主成分 2 以实力雄厚的私营部门、组织良好有信誉的公共部门、公共/私营部门的承诺/责任、高效的审批程序的载荷系数最高，与之相对应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753、0.567、0.557、0.538，主要承载着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参与方的信息，可称之为：公私部门的实力和信誉；第三个主成分主要包含的因素有：专业高效的项目团队、相关的项目开发和管理经验、沟通和协调、私营部门融资方法的创新、足够的可利用的金融市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691、0.622、0.561、0.527、0.510、0.425，主要表示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实施中的管理，可以命名为：

　　项目融资与开发管理；第四主成分主要包括的因子是补偿机制、奖惩机制、政策和调控的改进、有效的监管机制、正外部性内部化，对应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865、0.732、0.586、0.434、0.427，这几个因子主要是表示有利于项目顺利实施的各种机制和政策，将其概括为：政策及实施机制；第五个主成分以政治支持、政府信用、政府提供担保的参与、健全的经济政策、合理的资本结构正向载荷最高，分别是：0.720、0.711、0.567、0.511、0.451，主要表示政府对项目的支持，我们把它概括为：政府支持与参与；第六个主成分以真实彻底的成本/效益评估、项目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合理的定价机制正向载荷最高，分别是：0.702、0.591、0.565，主要涉及项目的效益、技术评估，可将它称为：项目的经济与技术可行性；第七个主成分包含的主因子有多重效益目标、稳定的市场需求和收益，对应的正向载荷系数为：0.799、0.629，可将它概括为：项目的效益与目标；第八个主成分包含的主因子有竞争性的招采程序、招采过程的透明度，对应的正向载荷系数为：0.817、0.673，可将它命名为：项目的招采程序；第九个主成分的主因子是较低的谈判成本、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将它概括为：项目风险管理与分担。

　　经过上述分析，33 个原始变量因素，已经降为 9 个主成分，数据结果更加简洁直观。同时也为公私部门进行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管控提供了指导依据，即管理者可以先从这个 9 个大的方面入手进行管理，然后再重点控制其中的子因素，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的成功因素分类如表 4.9 所示。

　　4.1.3 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标准与成功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分析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的成功与其关键成功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采用回归模型验证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线性回归分析(Linear Regression)是通过建立事物间的定量关系，来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的方法，可用于解释事物间的相互联系[77]。

　　假设：

　　H0：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与其关键成功因素不具有线性关系。

　　H1：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与其关键成功因素具有线性关系。

　　通过 SPSS17.0 软件计算得到：

　　调整 R 方是评价所建回归模型拟合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整 R 方的值越大，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越高[77]。由表 4.10 知，该回归模型的调整 R 方值为 0.749，说明该模型回归拟合较好，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的。

　　F 是衡量回归模型的显着程度的指标，表 4.11 中，F=44.712，P<0.001，说明至少一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不为 0，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是有数学意义的[77]。

　　从上述表 4.10、表 4.11、表 4.12 可看出，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取得成功与其关键成功因素的九大主因子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4.2 准经营性基础设 PPP 模式关键成功因素分析

　　4.2.1 关键成功因素识别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取得成功与其关键成功因素的九大主因子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是因子中哪些因素是关键成功因素还需要进一步识别。目前用于关键因素、关键指标评价的理论方法很多，大致有三大类：专家咨询法、应用数学法、人工智能法。结合研究目的和自身研究实力，笔者拟采用关键成功因素相关值法结合上一节因子分析的计算结果提取关键成功因素。

　　① 提取关键成功因素

　　在关键成功因素相关值方法中，各个主成分中因子相关值绝对值较大的指标应被保留，而较小的应被剔除（Kim 和 Mueller, 1978[79]）。在本论文中采用的标准是：保留第一主成分中因子相关值绝对值大于或等于 0.6 的指标和其他主成分中因子相关值绝对值最大的指标。根据因子分析得到因子成分矩阵，如表 4.13 所示，依照上述原则，筛选出了 16 个关键因素。（用*号标注出的表示为筛选出的因素）[]

　　得到 16 个关键成功因素后，为确保每个因素的信度以及它们之间是否真正存在内在的一致性，还需要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该过程借助 SPSS中的度量分析完成。

　　② 内部一致性检验

　　内部一致性也是采用克伦巴齐系数（Cronbach’s α）进行检验。表 4-14 显示了33 个因素的 Cronbach’s α 值都分布在 0.908 到 0.923 之间，大于 0.9，在可接受区间内，因此所有因素是可靠的。

　　③ 收敛效度检验

　　收敛效度是衡量测量结果可靠性的指标，收敛效度一般用“项对总体的相关性（item-to-total correlation）”检验，它表示每个因素与其余因素总和的关系。Park andKim（2003）指出“item-to-total correlation”指标低于 0.4 的变量应该被剔除[80]。依据这个标准，结合表 4.14 中“item-to-total correlation”指标值，根据因子分析识别出的 16 个关键成功因素里，14 个因素的指标值在 0.407 到 0.653 之间，X1 和 X2 因素的指标值低于 0.4，应被剔除，因此最终确定有 14 个关键成功因素（用*号标注出的表示为最终筛选出的关键成功因素）。

　　综上得到，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的关键成功因素如表 4.15。

　　4.2.2 结果分析

　　14 个关键成功因素中，3 个因素隶属于主成分 1，分别是清廉稳定的政治环境、满足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标准、有利的法律框架，相对重要性权重分别为 4.57%、4.25%、3.42%；2 个因素隶属于主成分 2，分别是组织良好有信誉的公共部门、公共/私营部门的承诺/责任，相对重要性权重分别为 5.89%、2.16%；3 个因素隶属于主成分 4，分别是正外部性内部化、奖惩机制、补偿机制，相对重要性权重分别为3.91%、2.56%、2.42%；3 个因素隶属于主成分 5，分别是政治支持、政府信用、合理的资本结构，相对重要性权重分别为 2.43%、2.16%、1.79%；2 个因素隶属于主成分 6，分别是合理的定价机制、真实彻底的成本/效益评估，对应的 3.08%、2.90%；1 个因素隶属于主成分 9，因素是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权重 2.69%。下面笔者将对 14 个关键成功因素进行详细剖析。

    ① 组织良好有信誉的公共部门。14 个关键成功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组织良好有信誉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是 PPP 模式实施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更是构成 PPP 模式的基础，其行为直接影响 PPP 项目的顺利运行。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就存在投资高、回收期长、经济效益不足的弱势，如果政府公共部门缺乏信誉、组织混乱、官僚作风，则势必造成项目的决策缓慢、审批延时、谈判成本过高等，从而增加项目前期的投入。例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仅审批就耗去了 550 多天[81]。再例如青岛威立雅污水处理项目，当地政府部门对该项目态度摇摆不定，导致项目历经了较长时间的谈判，且项目投产后，双方就价格分歧重又进行了数次谈判[10]。这些行为无疑会对项目的建设周期及成本投入造成极大影响。因此，组织良好有信誉的公共部门，对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前期的顺利推进大有裨益；同时，可以增强私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有实力有信誉的合作伙伴。

    ② 清廉稳定的政治环境。“清廉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位列第二的关键成功因素。项目当地政治环境腐败、动荡，可能会导致项目决策和审批延时、谈判费用过高、招采程序暗箱操作、相关政策发生变化等现象，这将影响项目的实施，甚至导致项目的中止和失败。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经济效益本身不明显，倘若当地政府机构或官员很腐败，不仅会增加项目公司的公关管理费用，同时也有损公共部门的形象和公众的利益。例如由香港汇津公司在沈阳投资建设的第九水厂 PPP项目就曾遭遇过政治腐败的影响。当年，沈阳政府向投资方承诺每年 10%以上的高回报率，使得沈阳自来水总公司在第九水厂购水的价格高于市场平均价，导致自来水公司遭受巨额亏损，公众承受较高的水价。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自来水总公司购得汇津公司在第九水厂一半的股权，政府对高回报率也进行了下调[10]。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不切实际的高回报率很大程度上是与官员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政治腐败”极具“中国特色”，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清华大学的王守清教授认为“政治腐败”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都会出现并且已被许多投资者默认为是中国 PPP 项目全寿命周期中不可避免的现象[14]。

    ③ 满足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标准。“满足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标准”的权重位列第三。评定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项目产品或服务是否具备一定的安全性、舒适性及功能性，这实际是客户满意度维度的因素。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实施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项目最终的产品或服务只有满足一定公众的安全标准和健康标准，才能被市场接受，被公众所消费，从而产生效益。例如北京地铁四号线公司曾进行过客户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 2986 名乘客中一半以上的乘客认为地铁的安全非常重要，90％的乘客对北京地铁 4 号线的运行安全及可靠性给予了满意的评价；超过 90％的乘客对车厢的清洁度满意，近 88％的乘客对列车的舒适度满意，66%的乘客对车内噪声控制表示满意。而较高的乘客满意度也为四号线带来了稳定的收益[82]。

    ④ 正外部性内部化。正外部性是指某种经济活动对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以外的人产生正面或有利影响，获得此有利影响的人没有对此付费的特性。一般认为，外部性的内部化是指将事物的外部影响市场化，对没有付费的外部影响进行收费，其目的是使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西方学者认为，外部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只是人们经常忽略这一影响，并缺乏积极性去考虑它。邓连喜认为，正外部性是导致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收益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合理适度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有利于提升准经营性项目的经济效益，甚至还可能促进项目由准经营性向纯经营性道路上的发展转变[60]。例如香港地铁的“地上养地下”的做法就是利用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典型。地铁的建设与运营推动了沿线土地的升值，政府给予地铁公司沿线土地开发权，促成两个利益相关主体的一体化，从而实现轨道交通项目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中，政府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给予会展中心 PPP 项目公司配套用地的开发权。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与运营“炒热”了周边配套用地，投资者通过配套的酒店、办公、住宅等物业的收益和升值弥补会展中心收益的不足。

    ⑤ 有利的法律框架。有利的政策法规是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有效运作并发挥其优势的必要保证。王守清学者早在 2000 年就研究发现，“政策或法律发生变化”是他所识别的所有风险中重要程度处于第二位的风险；Tillmann 发现“政策发生调整”在其通过调查识别出的所有重要政治风险中排在第一位[14]。政策法律发生变动或调整会导致项目的合法性、产品/服务的定价标准、相关约定的有效性等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影响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甚至还有可能导致项目的被迫停止和搁浅。由此可见，政策、法律变更对 PPP 项目实施的影响之大。例如 2002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清理外资固定回报率项目的相关规定，使得上海大场水厂、延安东路隧道项目以及长春汇律污水处理厂与政府公共部门不得不就相关问题重新谈判，并最终都被政府回购[10]。

    ⑥ 合理的定价机制。基础设施项目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衡量产品或服务能否被市场接受的重要指标。私人部门若抛开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进行恶性价格竞争以牟取暴利，将严重损害公众利益；但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效益就不理想，如果加之项目产品或服务定价过低或者定价缺乏弹性，将对项目公司的运营收入造成严重影响，难以对私人部门参与项目形成吸引力。例如，2003 年南京、上海等地拟调高水价，遭遇了公众的反对及审批受阻等问题，从而出现了泰晤士水务集团及 Anglian 公司出让股权或从所投资项目中撤资的现象[10]。同时，根据我国的《价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采用政府指导价或实行政府定价的公共事业如要调整价格时，应实施听证会制度，需要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对其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这一过程十分复杂，极易对项目的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因此，合理的定价机制对项目的实施很重要，价格既要符合公众利益，还要保证私人部门的合理收益。

    ⑦ 真实彻底的成本/效益评估。项目实施前，实事求是的预测项目的成本效益，让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对项目的成本投入、未来的运营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双方在项目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投入，寻求利润点、追求效益提供理论依据。倘若政府部门为吸引民营资本的投入而承诺较高的收益率或补偿或者对项目的市场状况预测不够真实彻底，项目运营后会面临竞争激烈、项目收益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等威胁。例如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投产后，每年的车流量与预测的车流量存在很大的差距，项目的经营状况不理想，大批民营资本撤资。且相关的经济技术人员预测，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在 8%以上，投资回报率 12%[5]。但从2008 年通车至今，大桥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威胁，2012 全年资金缺口达到 8.5 亿元。

    ⑧ 合理的风险分配机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一般都较高，建设周期长，对应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多。如果风险完全由其中一方承担，极易出现承担方无力承担过大风险，从而影响项目实施、甚至导致整个项目失败的现象。因此，合理的风险分配和分担，一方面能避免风险全由政府部门承担，私人部门缺乏约束而导致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低效率；另一方面政府承担一定的风险，减轻了私人部门的压力，能提升私人部门的信心及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实现参与各方风险的合理分担，能有效减轻各方的资金压力，提升各方的积极性。

    ⑨ 奖惩机制。私人部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合理的奖惩机制会刺激私人部门建设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改进影响项目前进的行为，确保产品或服务符合公共部门的标准。英国政府曾对已投产的 500 多个 PPP 项目的运营情况进行调查，发现那些曾经提供的服务未能满足合同要求的而受到相应惩罚的项目，后来提供的服务几乎都达到了合同约定的标准，更有一半以上的受罚项目提供的服务高于合同标准。奖惩机制产生的刺激和震慑作用，使得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下的私人部门能够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约定的标准。

    ⑩ 政治支持。很明显，没有政治支持或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群众利益受损而遭到社会反对的 PPP 项目，几乎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即使获准实施，其建设、运营过程也会遇到较大阻力，或被直接取消掉，或影响项目的建设周期，或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如上海大场和北京第十自来水厂曾拟上调水价，遭遇居民的反对，政府为保护群众利益和避免社会动荡也未给予支持，最终项目的正常收益受损，同时还出现私人资本撤出的现象。政府高度支持、鼓励的 PPP 项目，不仅会得到政府的扶持和指导，享受到很多的优惠政策；同时，对项目前期的文件签订、证件办理、融资及开发建设等也会产生有利影响。

    补偿机制。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虽然具有一定的收益，但其建造成本及运营成本数额较大，且由于项目的正外部性存在，项目自身的收益只能弥补部分成本投入，还需要政府给予扶持与补贴。私营部门是要追求利益的，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项目是难以吸引民营资本的加入的。政府合理有效的补偿机制，一定程度上能保证私人部门的效益，提升其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例如北京地铁四号线 PPP 项目中，政府负责主要土建工程的投资建设，占总投资的 70%；PPP项目公司负责车辆、信号等设备的投资建设，占总投资的 30%[83]。政府通过分担建设任务的方式，对项目进行建设补偿，减轻了私人投资者的建设负担，缩短了投资回收期。

    公共/私营部门的承诺/责任。政府给予收入担保或可靠的政策承诺，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人部门的收益，可以刺激私人部门的积极性，促使其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私营部门合理合法地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积极履行自身的承诺和责任，也能避免政府收回承诺或违约。例如，长春汇律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84]，自 2000年建成后运营状况良好。但新政府上任后发现，合作方汇津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偷税漏税、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等违规行为。于是 2002 年，在国务院出台清理外资固定回报项目相关政策的背景下，长春市政府废除了汇津污水处理厂实施初颁布的《专营管理办法》。最终双方走上了法庭，经过长时间的法律纠纷，以汇律污水处理厂被政府收购告终。政府认为合作方汇律公司违规，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在汇律公司的眼中，政府单方面废除《专营办法》更是违约的行为。且不论双方的对错，笔者认为该项目的失败，双方都有原因。

　　政府信用。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公共部门信用缺失或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可能会导致项目的有效性、优惠政策及实施机制发生变化，使得项目的建设与运营陷入困境，甚至面临被搁置、提前回购的命运。例如，廉江中法塘山水厂 PPP 项目中，廉江市政府认为当年签订的合同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有违建设初衷，拒绝履约；中法水务则认为，廉江市自来水公司和政府严重违约，信用缺失。水厂建成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最终被政府高价赎回[6]。同样地，长春汇津污水厂 PPP 项目中，政府在国务院出台了清理外资固定回报项目相关政策的背景下，单方面废除了上一届政府制定的《专营管理办法》。这一行为，在汇律公司看来也是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10]

　　合理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是一项重要的财务指标，具体是指企业或组织中各种资本的组成及其比例关系。一个企业或组织的债务偿还能力、再融资能力及财务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的资本结构所决定的，不合理的资本结构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融资困难。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总投资大，项目前期需要大量资金，资金及时到位显得非常重要，项目融资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之一；而融资都是要付出成本和承担相应风险的。因此，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对降低项目的资金筹措成本、提高项目的抗风险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4.2.3 成功实施的建议

　　根据前面章节的计算、分析过程和结果，论文构建出了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模式成功实施的管控流程图，如图 4.2 所示。

　　在一个新的准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实施前，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可以先从 9 个大的方面入手控制，逐项分析、把握，并在实施过程中重点关注下属的 14 个具体因素，做到有的放矢，持续关注。结合上节的分析，论文提出以下建议。

　　① 组织良好有信誉的公共部门。政府公共部门应不断完善组织管理机制，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努力提升自身的信誉，增强私人投资者的信心。

　　② 清廉稳定的政治环境。私营部门在进入 PPP 项目时，应对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环境进行深入考察，建立必要的“腐败成本”，并确定腐败成本的上限。

　　③ 满足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标准。私人部门应视顾客为上帝、视产品和服务质量为生命，严格遵循相应的安全和健康标准，提供优质合格的且能被市场接受的产品或服务。

　　④ 正外部性内部化。政府部门应为私人部门及时提供便利、优惠条件，私人部门也应积极寻求机遇，实现项目的正外部性内部化。

　　⑤ 有利的法律框架。私人投资者在签订特许权协议前应对项目所在地 PPP 的相关政策法律进行深入的研究，知悉存在哪些不透明、不稳定的政策法规，在签订相关协议时应尽力要求政府公共部门给予明确的意见；同时相关部门尽快完善相应的政策、法律体系。

　　⑥ 合理的定价机制。双方在确定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时，既要考虑公众利益，还要保证私人部门的合理收益，且应具备一定的弹性。

　　⑦ 真实彻底的成本/效益评估。政府部门不能盲目承诺过高的收益率，私营部门应全面、深入地调研市场，真实、全面、彻底地进行项目的成本/效益评估。

　　⑧ 合理的风险分配机制。项目参与各方应相互协调与配合，确定最合适的风险分担比例。

　　⑨ 奖惩机制。政府部门应设置合理适度的奖惩标准，促使私人部门主动改进影响项目前进的行为，确保产品或服务符合公共部门的标准。

　　⑩ 政治支持。私人部门在进入项目之前，应充分了解政府相关部门及当地群众对该项目的态度、支持力度。

　　补偿机制。政府应力所能及地给予合理有效的补偿机制，保证私人部门的效益，提升其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公共/私营部门的承诺/责任。双方在做出承诺和约定各自的责任义务时，应切合实际、态度谦和谨慎，避免一方因承诺超出自己的能力而收回承诺或违约。

　　政府信用。政府给予承诺时应切合实际，讲求信用，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信心；同时私人部门应避免钻政策法规的漏洞，以免得不偿失。

　　合理的资本结构。公私双方应尽力为 PPP 项目公司构建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

　　4.3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的成功标准和成功因素的有效性及可靠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模型验证二者之间存在因果相关关系。

　　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将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成功因素定量地分为 9 类，从33 个暂定关键成功因素中筛选出 14 个关键成功因素。并对 14 个关键成功因素进行了详细剖析。最后依据分析过程和结果，构造出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实施的管控流程图，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