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在准经营性基础设施中的应用绪论

　　1 绪 论

　　1.1 选题背景

　　城市基础设施是指为国民经济活动、公众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载体，包括供电、供水等公用事业，桥梁、道路等公共工程，铁路、城市交通等其他交通部门。它是促进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据世界银行估计，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每增加 1％，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将增长 1%[1]。我国历年来十分重视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全国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从 2000 年的 1890 亿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13900 亿元，据预计“十二五”期间此项投资总额将达到 7 万亿[2]。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到 2013 年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高达50％，2018 年将达到 60％。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带来了城镇人口的激增，在过去的5 年，城市人口每年增加 1700 万。未来几年内，每年仍将有上千万农民成为城市人口。

　　这将对城镇基础设施的供应提出更大的挑战，城市供水、供气等设施的供需矛盾将日益突出，所需资金缺口也愈来愈大[2]。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的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投资主体单一，政府负担过重，效率低下，腐败滋生[3]。郑卫国等人认为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能完全交由政府承担，也不能全部推向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属于准公共物品，适当引入民间资本能有效提升基础设施的供应效率[4]。PPP 模式是目前基础设施常用的新型投融资模式，在发达国家，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过去 20 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2005 年年初，我国国务院出台了如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鼓励私营企业等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包括燃气、电力、交通、垃圾处理等各类公用事业[3]。

　　PPP 是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合作模式，它不仅能引入民间资本解决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难题，而且能提高基础设施供应的效率及项目的运营能力。我国引入 PPP 模式的时间较短，虽然在理论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目前我国 PPP 项目实施中仍存在信用缺失、项目提前被回购等现象，以至国内目前只有少量 PPP 项目能正常运行，大部分 PPP项目未能取得预期的效益。以杭州湾跨海大桥 PPP 项目为例，大桥总投资近 120亿，项目建设初始民营资本一度占到总资本金的 50%，参与投资的有雅戈尔、方太等在内的 17 家民营企业。根据大桥的相关经济技术人员分析和预测，大桥的经济评价指标都十分有吸引力，如 2009 年大桥的车流量为 3 万辆，2015 年将达到 8万辆；内部收益率高于 8%，投资回收期仅为 14 年，不含建设期的年回报率高达15%。但从 2008 年通车后，杭州湾大桥的车流量与预测量一直相差甚远，至今车流量甚至都没达到 2008 年的预测车流量。且大桥通车后，资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2012 全年资金缺口超过 8 亿。从 2008 年开始，民营企业陆续出让股份或撤资，退出了杭州湾大桥投资项目，大桥的资本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资本已经占到总资本的 80%[5]。

　　再例如廉江中法塘山水厂 PPP 项目，它是廉江市当时最大的一单外资项目，总投资达 1700 万美元，中法水务集团和廉江自来水公司按 6:4 的比例出资，特许经营期为三十年。双方约定，自来水厂投产的第一年，自来水公司在水厂的日购水量至少达 6 万立方米，第二年不得少于 6.5 万立方米，逐年递增。而廉江 2001年平均每日耗水量仅为 2.1 万立方米，直到 2006 年也不足 3 万立方米；合同约定的 1.25 元/立方米的水价也高于市场均价。据中方的相关人员测算，按此约定，自来水公司的成本将远高于当时自来水的市场平均售价，廉江自来水公司在项目投产第一年就要亏损两千多万元。30 年后，自来水公司面临巨额亏损，公众承受高额水费，而法方则能获得纯 81 亿元的暴利。廉江市政府认为这有违自来水厂建设的初衷，纯粹是一种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行为，因此，政府拒绝履约。中法水务则认为，廉江市自来水公司和政府的做法严重违约[6]。这不切实际的合同致使双方都没有兑现各自的承诺，该水厂自 1999 年建成就一直处于闲置状态，2012 年政府以4500 万赎回水厂。

　　据亓霞等学者的不完全统计，1980 年以来在中国实施的 PPP 项目失败的案例多达 16 个，遍布于高速公路、桥梁、污水处理、供电等领域，涵盖了我国实行 PPP模式的主要领域。基础设施 PPP 项目一般投资大，与社会公众的利益联系紧密。

　　项目失败不仅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会造成极大影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巨大，需要尽快明确影响 PPP 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以提高这类项目实施的成功可能性及私营资本的投资效益。在此探索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旨在为其它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成功的实施及管控提供理论参考。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

　　1.2.1 国内研究

　　国内引入 PPP 模式时间较短，经过近 20 年的推广与应用，已经得到了较大发展，相应的对于 PPP 模式的研究文献迅速增加，主要围绕 PPP 模式的内涵外延、风险管理、实施机制、实践运用、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

　　内涵外延方面，王濒根据美国 PPP 国家委员会、加大 PPP 国家委员会等机构对 PPP 模式的定义，提出 PPP 模式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 PPP 模式是对 BOT、TOT 等多种项目融资模式的概括，而广义的是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为实现某种目标建立的伙伴关系。国外研究中的 PPP 模式，多指广义 PPP模式；国内研究者多认为是狭义的 PPP 模式[7]。邓小鹏等人从项目参与者、合同协议、利益分配、合作机制等方面对城市 PPP 模式公共项目的内涵外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辨析了 Privatization(私有化)、世界银行使用术语 PSP(privateSector participation)等与 PPP 模式相关的几个概念，为完善 PPP 相关政策法规、标准化 PPP 合同术语提供参考依据[8]。

　　风险识别及风险分担方面，王世君，王涯茜认为 PPP 基础设施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制度风险和政策风险是私人投资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这类风险主要是指项目实施中政策调整或政府人员变动而导致的政府信用缺失风险、特许经营模式自身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的风险[9]。亓霞等人通过对近 30 年来在中国实施的 PPP 项目中 16 个失败案例的汇总分析，识别出了导致这些项目失败或出现问题的 13 个主要风险因素，如政策法律变更、政治决策失误或延时、政府信用缺失、政治腐败、市场收益不足等都会影响项目的运行[10]。柯永建根据文献研究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识别出包括国家级、市场级和项目级三个等级在内的37 个重要的环境风险。并且根据德尔菲研究发现，国家级和市场级风险比项目级风险重要得多，且偏向由政府承担或双方共同承担，而项目级风险则主要由私人部门承担。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风险分担调整机制，提出了风险公平分担的建议[11]。安丽宏对 PPP 项目风险分担的含义、风险分担应遵循的原则、风险分担实施的条件、风险分担的常用模型给予了客观评价[8]。柯永建等人认为实际中很多PPP 项目不能成功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私部门之间缺乏公平定量的风险分担标准，详细分析了风险分担的最佳时间和应注意的问题，并评价了现有的风险分担准则的不足之处。柯永建等人结合英法海峡隧道项目风险分担的实践经验，提出项目公司不应过多承担成本超支、项目唯一性等无法控制的风险。并给出了基础设施 PPP 项目风险分担的具体建议，即政策、法律变更等风险由政府承担，项目融资、建设、采购、运营与维护的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13]。王盈盈等人对中国 PPP 项目实施中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政治风险呈现出发生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性大的特点，并着重分析了“政策法规不稳定”、“突发事件”、“政治腐败”三项风险[14]。

　　补偿模式、激励措施等实施机制方面，范恒蔚提出了“建设期补偿”和“经营期补偿”两类适用于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补偿形式。建设期补偿是将拟建项目的建设任务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一部分由 PPP 项目公司负责投资建设，一部分由公共部门投资建设。运营期补偿是由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出资完成项目的建设和运营[15]。盛和太等人充分考虑了名义租金、实际租金及资金的时间价值，以名义租金、实际租金的“双租金制”和“租补分离”的定价思路，设计了 BOT模式下的公租房定价模型[16]。柯永建，王守清，陈炳泉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北京国家体育场等PPP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所实行的各种激励措施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常用的有效激励措施主要包括：资金支持、融资协助、担保、税收优惠等，并且私营部门给予了“税收优惠”最高的评价[17]。叶晓苏等人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公共利益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等构建了系统的 PPP 项目政府监管机制，并详细介绍了监管主体和监管客体的职责及监管内容[18]。袁竞峰等人根据虚拟标杆理论及 PPP 项目绩效指标，构建了相应的 PPP 项目绩效评价体系[19]。

　　实践运用方面，亓霞，王守清，李湛湛从不同角度对目前国际上常用的 PPP项目的融资渠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并就我国企业参与外资 PPP 项目如何选择融资方案给出了相应的建议[20]。边璐，郭飞帆认为可以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快速发展期引入 PPP 模式，即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任务可以按一定比例由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分担建设[21]。程哲，王守清采用 PEST-SWOT（Political EconomicSocial Technological）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方面识别民营资本参与医院 PPP 项目建设的机会和所面临的威胁以及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建议[22]。

　　政策、建议方面，郑卫国等人认为在基础设施的供给上，应该根据其分类和具体情况，选择供给主体，并比较了 PPP 各种模式的适用性，指出了推行 PPP 融资模式应该注意的问题[4]。黄腾等人对比分析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 PPP 项目组织机构设置、合作伙伴选择、合同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差距，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23]。孙洁对 PPP 项目运作的难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了 PPP 项目实施中应注意的重难点[24]。李佳嵘，王守清针对我国 PPP 模式应用现状，对比四个典型国家和地区 PSP (private Seetor participation)的应用情况，引入“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评价体系和“公共部门比较”(Public Sector Comparator)计算方法对我国 PPP 项目的前期决策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25]。

　　国内关于 PPP 项目关键成功因素的研究较少，但关键成功因素方法的应用的研究却不乏少数。孙慧等人基于我国 PPP 模式应用的实践，识别出了项目整个寿命周期的关键成功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最终筛选出了影响 PPP 项目取得再谈判成功的关键因素[26]。陈炳泉和彭曈对 18 个 PPP 模式的成功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筛选出了不同地区受访者所一致认为的关键成功因素[27]。余鼎荣通过问卷调查、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将 33 个 DB 项目的成功因素分为 5 类，并识别出与 DB 项目的绩效显着相关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28]。仲秋雁等人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 ERP 的关键成功因素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验证该 ERP 关键成功因素模型的有效性。采用多元回归(Multi-Regression)的方法来分析上述 ERP 关键成功因素模型的准确性。Shen Liyin 采用蒙特卡罗模拟增加样本容量规模，并应用模糊集理论，计算指标在模糊集合中的隶属度，以此确定指标是否是关键的，最终识别出了一组关键评估指标（CAIS），用以评价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益[30]。

　　1.2.2 国外研究

　　国外 PPP 模式应用广泛，在建筑、学校、医院等领域应用较成熟，PPP 模式领域的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了解工程建设领域 PPP 模式的相关研究现状，论文对 2000 年至 2013 年期间几本高水平国际期刊上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和统计分析。检索的期刊源如下所示：

　　为保证所搜索文献的准确性，选择与 PPP 相关的多个关键词进行精确搜索。论文选取了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ublic-private/public-private partnered 共 4 个关键词，通过题目/摘要/关键词进行检索。 在检索出的文献中，通过其题目和摘要做进一步验证，剔除与 PPP 研究关联性较小的文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主观因素影响，不能绝对保证所有检索文献全部以 PPP模式为主要研究内容[31]。

　　对检索出来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几本高水平期刊上每年都有学者对PPP 进行研究，7 本期刊 2000 年-2013 年期间共发表 PPP 相关文献 81 篇。CME、IJPM、JCEM、JME 四本顶级期刊从 2000 年到 2013 年发表 PPP 相关文献占所检索文献的 87.65%。其中 CME 发表 10 篇，IJPM 发表 26 篇，JCEM 发表 26 篇，JME 发表 9 篇，HI 发表 6 篇。并且可以发现这几本期刊发表的 PPP 研究文献以 2005年后居多。由此可见学者对 PPP 研究的重视，更体现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势头（详见表 1.1 ）。

　　对所检索的文献进行简单分类，可以归纳出 PPP 研究领域的侧重点，有 PPP项目风险分担、组织结构、融资、经验建议、实践应用等几个大方面，各方向文献占总检索文献的比例如图 1.1 所示。由上图可以看出风险方面的研究为热点，2002 年至 2013 年期间发表的文献有26 篇，详见表 1.2 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PPP 项目风险的文献在 2010 年之后出现较多，IJPM 杂志发表的该类文章约占总数的 50%。通过浏览这些文章的题目、关键词、摘要，大致可以归纳出这些文献研究主要涉及 PPP 项目风险因素识别、风险评级、风险分配机制、风险评价模型构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等，且以风险分配机制的研究居多。这些 PPP 项目风险研究文献多采用博弈、模糊综合评价、神经网络等方法。如 LiBing,A.Akintoye,P.J.Edwards,C.Hardcastle[32]、MartinusP.Abednego, Stephen O.Ogunlana[33]、Francesca Medda[34]、Yongjian Ke,ShouQingWang,Albert P.C.Chan, Patrick T.I.Lam[35]、Xiao-Hua Jin,Guomin Zhang等人都对PPP 项目的风险分担机制进行了研究。Jie Li and Patrick X.W.Zou[37]用模糊综合分析法建立风险评价模型。

　　经验、建议方面的研究不乏少数，共 14 篇。IJPM 发表 4 篇（1 篇/2006，1 篇/2009，2 篇/2013），JCEM 发表了 5 篇（1 篇/2005，1 篇/2007，1 篇/2009，2 篇/2010），CME 发表了 1 篇（2006），JME 发表了 2 篇（1 篇/2010，1 篇/2011），HI 发表了 2篇（2012）。这些研究包括 ppp 模式实施的动力因素及障碍分析、成功案例的经验借鉴等。如 Albert P.C.Chan；Patrick T.I.Lam；Daniel W.M.Chan, Esther Cheung；Yongjian Ke[38]分析了香港和北京实施 PPP 模式的潜在障碍因素；AshwinMahalingam[39]研究了印度实施 PPP 模式的经验，包括阻碍、动力因素及发展路径。

　　评价方面的研究也较多，共 13 篇。其中，IJPM 发表 3 篇（1 篇/2006，1 篇/2010，1 篇/2013），JCEM 发表了 5 篇（2 篇/2006，1 篇/2009，1 篇/2012，1 篇/2013），CME 发表了 1 篇（2009），JME 发表了 4 篇（1 篇/2011，3 篇/2012）。这些研究包括 PPP 模式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评价、社会效益及目标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研究趋势等。如 Esther Cheung andAlbert P.C.Chan[40]建立评价模型分析 PPP 模式对项目的适用性；Yuan,Jingfeng；Wang,Chao；Skibniewski, Mirosaw J.；Li,Qiming[41]运用问卷调查分析构建了 PPP 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组织管理方面，CME 发表 2 篇（1 篇/2010，1 篇/2012），IJPM 发表了 3 篇（2篇/2006，1 篇/2007），JCEM 发表了 4 篇（1 篇/2001，1 篇/2005，2 篇/2013）。这些文献研究主要涉及 PPP 项目的组织架构、合作伙伴的选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管理、关系管理、争议解决等。

　　融资、补偿方面，CME 发表 2 篇（1 篇/2007，1 篇/2009），IJPM 发表 1 篇（2006），JCEM 发表了 1 篇（2011）。

　　谈判方面，CME 发表了 2 篇（1 篇/2004，1 篇/2009），IJPM 发表 2 篇（1 篇/2007，1 篇/2012），JCEM 发表了 2 篇（1 篇/2004，1 篇/2006），AC 发表了 1 篇（2007）。包括合同谈判、特许权协议谈判。

　　应用方面，IJPM 发表 2 篇（1 篇/2006，1 篇/2011），JCEM 发表了 1 篇（2012），JME 发表了 1 篇（2009），HI 发表了 4 篇（1 篇/2000，1 篇/2002，2 篇/2006）。

　　国外学者对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 CSFs(Critical Success Factors)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的文献也较多。Rochart 等人 1982 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项目关键成功因素的定义，具体是指对项目成功有利的需要加以控制的活动。在此之后 CSFs 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在工程建设领域，已有大量学者对工程项目关键成功因素的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为了解工程建设领域 CSF 的相关研究现状，论文对 2000 年至 2013 年期间几本高水平国际期刊上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和统计分析。检索的期刊源如下所示：

　　为保证所搜索文献的准确性，选择与 CSF 相关的多个关键词进行精确搜索。论文选取了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success determinants/successcharacteristics/influential factors 共 4 个关键词，通过题目/摘要/关键词进行检索。在检索出的文献中，通过其题目和摘要做进一步验证，剔除与工程建设领域 CSFs 研究关联性较小的文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主观因素影响，不能绝对保证所有检索文献都是以工程建设领域 CSFs 为主要研究内容[31]。

　　对检索出来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几本高水平期刊上每年都有学者对CSFs 进行研究，6 本期刊 2000 年-2013 年期间共发表工程建设领域 CSFs 相关文献66 篇。CME、IJPM、JCEM、JME 四本顶级期刊从 2000 年到 2013 年发表 PPP相关文献占所检索文献的 87.9%。其中 CME 发表 9 篇，IJPM 发表 20 篇，JCEM发表 21 篇，JME 发表 8 篇。并且可以发现这几本期刊每年发表的 CSF 研究文献分布比较均匀。由此可见工程建设领域 CSFs 的研究一直都比较热门，体现了学者对CSFs 研究的重视，更体现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势头（详见表 1.3）。

　　对所检索的文献进行简单分类，归纳出工程项目 CSFs 研究领域的侧重点，这些文献研究包括建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成功因素及阻碍因素分析、工程建设研究与发展的关键成功因素、分包商选择的成功因素、具体项目实施的成功因素识别、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成功因素分析等等。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等等。工程项目领域 CSF 研究分布见图 1.2。

　　由上图可以看出，涉及某个或某类具体的项目成功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多，共21 篇。IJPM 发表了 8 篇，JCEM 发表了 7 篇，JME（2 篇），CME（3 篇），ECAM（1 篇）。如 K.S.Chin and T.W.Choi[42]结合香港的工程项目项目为对象，分析了影响 ISO9000 成功实施的因素；Jasper Mbachu & Raymond Nkado[43]针对研究了南非建筑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Patrick T.I.Lam；Y. H.Chiang；and Stephen H.Chan[44]研究了亚洲债券融资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Lavagnon A.Ika，Amadou Diallo,DenisThuillier[45]识别了世行贷款资助项目实施的关键成功因素等。

　　项目实施管理，诸如知识管理、价值管理等方面的成功因素研究有18篇，JCEM发表了 6 篇，IJPM 和 ECAM 各发表了 4 篇，JME（3 篇），H（I1 篇）。如 Qiping Shenand Guiwen Liu[46]（2003）对工程项目价值管理的关键成功因素进行了研究。

　　行业发展关健成功因素方面，CME发表了3篇，JCEM发表了2篇。如WeishengLu；Liyin Shen,and Michael C.H.Yam[47]识别了承包商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成功因素；Tang,Llewellyn C.M.等人[48]运用基于熵权理论和 SWOT 分析工具，评估了项目咨询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成功因素，并以一个中等规模的咨询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方法与模型方面有 4 篇，IJPM 发表 3 篇，JME 发表了 1 篇。如 E.Westerveld[49]建立项目评优模型，分析成功标准与关键成功因素之间的关系；Chen,Yong Qiang等人[50]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项目关键成功因素之间的关系等。

　　针对项目参与者的选择、管理关键成功因素方面的研究有 8 篇，IJPM 发表了4 篇，JCEM（2 篇），CME（2 篇）。如 Jing Yang;Geoffrey Qiping Shen[51]等人分析了项目股东管理的关键成功因素；Kog, Yue Choong; Loh, Ping Kit[52]分析了选择工程项目参与者的关键成功因素等。

　　与 PPP 项目直接相关的有 10 篇。JCEM 发表了 4 篇，CME 发表了 1 篇，JME（2 篇），IJPM（1 篇），ECAM（1 篇），HI（1 篇）。如 Askar, Mohamed M. ;Gab-Allah,Ahmed A.[53]对埃及 BOT 项目所面临了问题进行了研究，识别出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Jefferies, Marcus[54]对悉尼 PPP 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进行了识别；XianhaiMeng;Qi Zhao;and Qiping Shen[55]研究了中国城市供水 TOT 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A.-R.Abdul-Aziz, P.S.Jahn Kassim[56]对马来西亚 PPP 项目的目标、关键成功因素和失败因素进行了分析等。

　　综上文献统计发现，近几年来 PPP 模式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相比较而言关键成功因素方面的研究虽少，但 2000-2013 期间，CME、IJPM、JCEM 三本期刊上几乎每年都有该领域的研究文献。PPP 项目与 CSF 两个领域所检索文献共有 147（81+66）篇，PPP 与 CSF 结合的研究文献共有 10 篇，比例 6.8%这个比重不高，而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关键成功因素的研究则几乎没有。由此可以认为，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与 CSF 结合的研究有较大的空间。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1.3.1 研究内容

　　论文对准经营性 PPP 基础设施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以提高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的投资效益及成功可能性。论文主要包括以下章节：

　　第一章，绪论。在分析准经营性 PPP 基础设施项目的选题背景后，提出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然后详细梳理了目前相关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从而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第二章，基础理论。运用项目区分理论及系统聚类法将基础设施项目划分为三大类，以明确准经营基础设施的范围。据此，以准经营性 PPP 基础设施项目为研究对象，进一步阐述了相关理论。

　　第三章，成功因素识别。回顾文献并结合准经营性 PPP 基础设施项目自身特点，确定成功因素清单，设计调查问卷并进行调研。借助 SPSS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权重分析，验证问卷数据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确定成功因素排序。

　　第四章，关键成功因素筛选。运用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筛选 CSFs，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五章，案例分析。结合北京地铁四号线 PPP 项目及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 PPP项目进行实证分析。

　　第六章，结论与不足。对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指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1.3.2 研究意义

　　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专业性强且较复杂，项目一旦失败，不仅严重浪费社会资源，而且有损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声誉，后果极为严重。因此，取得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成功显得很重要。

　　由文献研究可以看出，现今有关 PPP 模式的研究已经很成熟，而关于准经营性 PPP 基础设施项目的研究相对缺乏。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研究多集中在风险管理、合作博弈等方面，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以及我国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自身的特点等原因，我国学者对于对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关键成功因素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论文研究我国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的关键成功因素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领域的空白，对提升我国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的管理水平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论文结合准经营性项目理论、PPP 模式理论，运用文献回顾法、问卷调查、因子分析等方法筛选出我国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的关键成功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可以帮助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项目的实施中及时准确把握项目的关键环节和关键节点，并据此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有针对性进行控制和关注，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因此，本研究对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成功实施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成功因素相关理论的定性研究，初步归纳出项目成功因素；通过调査问卷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熵权法，并借助 SPSS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的定量研究，筛选出项目关键成功因素。本研究实现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具体包括以下方法：

　　① 文献研究法：论文在对国内外优秀期刊的相关文献进行分类、阅读、浏览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对象的概念、特点、内容等，并提出了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 项目的成功因素。

　　② 系统聚类：运用该方法实现六大类基础设施项目的定量分类，以界定研究的范围，明确研究对象。

　　③ 问卷调查：根据文献研究及讨论补充确定的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成功因素清单，设计问卷，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成功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打分，获取实证分析的基础数据。

　　④ 回归分析：验证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成功与成功因素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⑤ 熵权法：定量计算准经营性 PPP 基础设施项目关键成功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权重，实现关键成功因素的重要性排序。

　　⑥ 因子分析：分析因素之间的相近关系，实现因素的定量分类，识别准经营性 PPP 基础设施项目关键成功因素。

　　1.4.2 技术路线

　　论文首先根据我国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发展现状，系统阐述国内外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关键成功因素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内容；其次详细介绍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项目关键成功因素的相关理论；然后运用文献回顾法、问卷调查、因子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城市准经营性基础设施 PPP 模式关键成功因素，并进行结果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最后结合北京地铁四号线、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 PPP 项目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