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林业合作社建设探析引言(2)

　　这种状况的存在与合作社自身经济实力不强、合作社自身制度建设不完善、合作社整体发展水平层次较低都可能有着直接的关系，需要通过实施特定的扶持政策来实现促进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目标。黑龙江省林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有效提升，离不开与合作社发展息息相关的各种制度安排的最终确立和顺利实施。促进林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主要依靠制度性安排，制度性安排大致分内涵性制度安排和外延性制度安排两大类。现在内部、外部两大类制约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增加了黑龙江省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的难度。只有林业合作社开始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及合作社外部各个相关利益主体集思广益、共同研究制定促进合作社发展的各种制度性规则之后，林业合作社发展水平提升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最终的解决。当前增强黑龙江省林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具体对策，可以主要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将合作社纳入农业重点项目实施主体、建立合作社示范基地、加强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的能力、提升合作社对潜在社员的吸引力、提高政府扶持的有效性、促进合作社自身发展构建以合作社为主导的产学研体系等。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的目的

　　林业专业合作社在黑龙江省的发展比较滞后，黑龙江省直到 2010 年才开始逐步发放集体林权证，国有林区的改革试点工作还没有开展，林业专业合作社直到 2010 年才开始出现，2011 年林业专业合作社的数量才出现快速的增长。但我们要认识到，黑龙江省作为一个森林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具备极强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林下经济，而林业专业合作社作为引领林农闯市场的组织形式，发展的好坏事关林农增收的前景。因此，有必要对真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等依法组建起来的林业合作社进行发展水平评价，有利于甄别发展水平较好的林业专业合作社，使各级政府的扶持资金向这些合作社倾斜，促进林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实现促进林业专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

　　1.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⑴对于我国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这一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有可能找到长期以来存在的我国林业专业合作社自身发展不规范的深层次原因，逐步探索促进我国林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措施，填补国内对于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这一领域的空白。

　　⑵强调合作社发展水平，是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思路，以往的研究更加注重提升合作社的经济效率，最终的合作社发展方向便是投资者控股企业。而注重研究合作社的，有助于建立一种普惠型合作社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目前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偏低、亟需提升组织化程度来实现共同致富是适用的。

　　现实意义：⑴顺应国际合作社运动的发展潮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逐步探索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管理方法，通过提升发展水平实现促进我国合作社事业的全面发展的目标；⑵通过发展合作社切实提高林农收入，稳定并扩大林地经营面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好的支持；⑶从根本上将发展水平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考核林业专业合作社，特别是各省（区）建立起来的林业专业合作示范社是否能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的关键指标，做到有标准可依。
　　
　　1.3 国内外文献动态综述

　　1.3.1 国外研究动态综述

　　林业合作社是合作社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有： Donald M.Simon and Orlin J.Scoville（1982）的研究表明林业合作社可以为森林业主提供最便捷的职业森林管理和市场服务。Jan G.Laarmanand Willlam S.Dvorak（1988）的研究成果表明每年种植100-150公顷，以8%的利率水平作为机会成本水平，这种水平下的赤道松种业合作社是脆弱的。Peter Rauch and Manfred Gronalt（2005）以奥地利和德国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建议欧洲国家增加小规模森林业主的资源流动性，只有增加效率才能克服欧洲森林资源的整体下降。Marius Lazdinis（2005）认为森林所有者合作社更加注重于提供商业性服务而不是吸引大量的森林所有者成为他们的社员，所提供的服务是可以与政府森林企业和大型私人森林企业竞争的。今后的森林合作社必将面临更多的成本压力，只有给予更多地关注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Christina Berlin and Ljusk OlaErikson（2007）以瑞典森林合作社和种植合作社进行对比，主要的研究重点是成员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组织特点的不一致，成员关系是存在差别的。R.Bruce Hull and SarahAshton（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是影响森林合作社事业成功的主要挑战，为应对挑战只能采取创新战略。Tom Dedeurqaerdere（2009）以案例研究为主，得出了为了维护当地的生态可持续性，需要更多的社会学习和合作的观点。

　　1.3.2 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合作社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及地方农业管理部门的广泛重视。关于合作社的研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李炳坤（2000）、杨东宛（2001）用“新中国农业的第五次制度革命”的提法来比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缪建平（2005）认为“正在逐步成为农民增收创业的新起点，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黄祖辉（2005）、韩俊（2006）、傅晨（2004）、郭晓鸣（2004）、孔祥智（2005）、冯开文（2004）、罗剑朝（2001）、牛若峰（2005）、任大鹏（2004）、王如珍（2004）、苑鹏（2002）、刘振伟（2005）等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问题进行研究。裴会永（2007）重点总结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前粮食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杨东群（2010）通过对两种粮食产销合作社的对比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李春艳（2011）通过简述浙江、上海、安徽等省市支持粮食合作社的做法，进一步指出政府需要实施倾斜政策和有效引导粮食合作社的发展。王见（2012）认为粮食企业领办粮食合作社是在订单粮食基础上的发展，使粮食产业链和农企利益链更加有效衔接，她所提到的粮食合作社更多的是企业领办型的，与通常所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区别。常德市粮食经济科技协会（2012）所涉及的粮食合作社更多是企业领办型的，但至少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

　　郭红东 （2001）指出，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问题影响合作社的经营绩效。徐旭初、吴彬（2010）发现，合作社负责人担任的社会职务显着影响合作社绩效。黄祖辉（2011）认为对合作社成员进行培训可以提高成员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合作社效率。黄祖辉等（2011 ）发现负责人担任社会职务的合作社，其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水平显着高于负责人为普通农民的合作社。

　　徐旭初、吴彬（2010）和黄祖辉等（2011）的实证分析得出，负责人具有较高的企业家才能，合作社的绩效或效率更高。黄祖辉等（2011）釆用 Bootstrap-DEA 模型考察了浙江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现营销合作社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其主导因素是纯技术低效率，但没有进一步根据产品特性进行分类比较研究。张靖会（2012）基于供给机制视角构建了合作社效率评价体系。吴晨（2013）进行了不同模式的合作社效率比较研究。

　　王文慧（2014）尝试开展合作社社员个体效率的研究。

　　而截至目前对于林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想对较少，国内危朝安（2007）、袁绍华等（2009）、刘二仁（2009）、顾剑明（2010）、李文训等（2010）、牟少岩等（2010）开展了研究。对于林业合作社的研究，目前国内还较少，马志雄（2009）、洪燕真等（2009）、孔祥智等（2009）、马玉波（2010）等少数几人在研究，而研究的重点还只限于对于林业专业合作社建立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类似于发展这种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涉及，可以说还是国内研究的空白。

　　1.4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的基础是农业经济学，理论分析工具是新制度经济学为，采用入社现场访谈和问卷调研法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和政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构建林业合作社发展水平评价模型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1）理论分析的方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界定了林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内涵、林业专业合作社制度效率经济学支撑和合作社发展问题产生的理论基础、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偏低的成因进行系统分析；（2）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采取深入合作社实地调研的方法，对黑龙江省内不同地市林业合作社进行实地调研完成了问卷调查，通过与合作社理事长及合作社社员的访谈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3）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林业合作社运营的规模扩张程度、规章制度建设程度、服务成员能力、经济效益状况、成员收入增进等多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的流程可以大体分为评价对象的选择、具体评价指标的确定、会议召集评价小组、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择或设计相应评价方法、选择和确定最终评价模型、分析评价结果等七个步骤，并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判法的模型为：假设设评判对象为 P,其因素集{ }

　　mU u,u,…，u12= ,评判等级集{ }

　　mV v,v,…，v12= .对 U 中每一因素根据评判集中的等级指标进行模糊评判，得到评判矩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