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春霖( 1818—1868) ，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寄籍大兴。蒋春霖生逢乱世，落魄不堪，擅长倚声，以词名世，他穷困潦倒的生活经历让人感叹不已，他婉雅凄怨的词作却感人至深。蒋春霖早年致力于诗，以《东淘杂诗》20 首为最着，中年一意为词，晚年编集名《水云楼词》，另有《水云楼词续》一卷、诗稿《水云楼剩稿》一卷，是咸同之际着名词人。谭献曾辑选清人词为《箧中词》6 卷，续 4 卷，分词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词人之词”，而蒋春霖正是词人之词的代表，并在《复堂词话》誉之为“倚声家杜老”，吴梅亦认为“有清一代，以水云为冠”。
关于蒋春霖的研究，百余年间从未间断，刘梦芙《蒋鹿潭词论衡》综合梳理了晚清以来对水云楼词的研究，从对思想内容的评议、对鹿潭词艺术成就的评议作了较全面的分析，陈水云则是从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阶段对蒋春霖的研究作了评述。新世纪以来，对蒋春霖的研究更加深入细化，总结和分析其中的得失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晚清及近代词学研究的认识，甚至可窥得蒋春霖词学研究的新动向。
一、新世纪以来蒋春霖研究综述
( 一) 词作研究
新世纪以来，对蒋春霖词作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主要还是着眼于对其《水云楼词》写作背景、写作内容和艺术方面的研究。蒋春霖词的内容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刘勇刚分析了《水云楼词》创作背景为内忧外患的咸同时代，太平天国以及外敌入侵、战乱频仍，造成了《水云楼词》的伤感基调，将词内容主要分为战争词、末世之哀、漂泊之感、爱情词和咏物词，接着梳理词中的词学思想和审美意趣和意象经营。
作者专门探讨了蒋春霖的战争词，认为《水云楼词》再现了烽烟鬼唱的乱离场景，可与鲍照《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埔足而三并肯定了其以词证史的功绩。《水云楼词》着重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太平天国运动，它真实地再现了风声鹤唳、战乱频仍的世纪末叶的动荡场景，反映了文人的迷惘心绪。太平军统治下的南京城勾画成一个“树影”、“鹗声”、“磷火”构成的阴森世界，具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这一分析恰好印证了谭献称其战争词为“倚声家杜老”的论定。
苏利海将《水云楼词》的思想内容分为: 慷慨悲凉的战争词、伤感凄苦的羁旅词、深沉激越的友情词、苦涩缠绵的爱情词和情真物肖的咏物词。他也认为蒋春霖的战争词是其最优秀的一部分，继承了关注现实的传统，从而使他的词获得“词史”的美名。这种“史”是一部落难文人的“心灵史”，即是对战争场面做客观的描叙，也渗透着词人自己悲凉的情感，以情感人，以情写史，融“史”与“情”为一体，主要体现在物是人非的山河易貌之痛、日薄西山的国事危机之感、漂泊孤零自身处境之悲感、同病相怜与友人的相濡以沫之情、推己及人，对下层百姓的关爱之情; 金刚怒目，对统治者的怨愤之情几个方面。
两个人的分析都比较全面而深刻，并且都着重分析了其战争词，但是苏利海较刘勇刚更全面的是认识到了蒋春霖对统治阶级的态度。
李鸿渊、邓艳韩是从《水云楼词》的描写战乱内容、身世之感、伤别送院之词、咏物伤春之词等方面，分析了蒋春霖词中的末世情调在于遭遇封建衰世生活在硝烟弥漫、民生凋敝的年代，一生失志漂泊历经了人生坎坷，晚年更是穷老异乡，客死后由他人草葬，和其秉承一个倜傥而又不随流俗所造就的感伤气质。
《水云楼词》的艺术成就也是屡屡被人所称赞的，谭献于《复堂日记》认为其“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而新世纪以来对蒋春霖词的讨论也集中于其词学所宗、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以及形成这些艺术风格的原因。
刘勇刚《水云楼词艺术三题》认为蒋春霖继承了常州词派的艺术主张，既意内言外，托兴深微，又以赋为词，见真实力量; 其感怀身世之词受白石影响，爱情题材则艳息花胎，最后肯定了其词的音律之美，具有沉郁顿挫风格，而且能够炼字炼意。
《水云楼词的意象经营》更用统计法对词中的意象化做了解释，主要归结于意象群的选取和意象的组合，例如斜阳、梦烟、西风和烽火、戍鼓等战争意象，营造惨淡而凄凉的氛围，从而融化浙、常两大词派之长，而避免了常派晦涩、浙派饾饤的弊病。
此外，刘勇刚还总结蒋春霖战争词主比兴和赋两种笔法，虽未明言寄托，却托兴深远，用赋体正面描写，直言本事。“点染结合，富于动态感、力度感，将战争的激烈场景、战争的劫难，描摹得淋漓尽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些皆较准确地揭示了《水云楼词》中战争词的艺术技巧。
苏利海认为《水云楼词》在对姜夔词、张炎词、纳兰词、项鸿柞词的承继与新变的基础上，形成了哀、健、秀的艺术风格，并分析了其赋、比兴、用典等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此文总结了《水云楼词》风格形成的文化环境是得因于内忧外患的现实环境、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比兴寄托的词学传统、感时伤己的交友环境。
朱惠国则主要从《水云楼词》的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和主观感情色彩分析出发，认为时代气息的感染，自身经历的凄凉，个人的孤介性格三者综合在一起共同影响了鹿潭词的整体风貌，从而造成词中的感伤气质。
戴倩认为蒋春霖词整体上具有内容上的真切凄寒和艺术风格的沉雄阔远特点，而内容的真切凄寒是指内容真切的感受和凄寒的格调，表现在感觉细微、内容的自然真实、词作不隔、善用冷色调语言等方面。其艺术风格的沉雄阔远是指阔远的境界和沉雄的风格，并认为这些词作是他自己身世和经历的浓缩，也是乱世民众生活的一个缩影。因此，蒋春霖的词作既是他个人生命的表达，也是社会人生的折射，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较强的社会意义。
( 二) 蒋春霖与其他词人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学术的繁荣和研究视野的拓宽，开始有学者用比较法对蒋春霖对前代文学创作的师承和同时代词人之间进行比较。首先将蒋春霖与其他词人做出比较的，是上述提到过的刘勇刚的《水云楼词研究》。这一着作将其与纳兰容若和项鸿祚做出了比较，而且详尽独到。刘勇刚认为首先，三人都是独抒性灵的词人，用情深挚，往而不返，所作皆为词人之词，同才人之词和诗人之词区分开来。其次，三位词人写爱情、写个人遭际是相同的，但尚有宽狭之分: 纳兰写恋情词、悼亡词极当行本色，感人深挚，还写了境界雄奇的边塞词，但是边塞词最后落脚点仍然是思家念远的情怀。而项鸿祚的《忆云词》就完全是抒一己之悲欢，无阔大之气象。而蒋春霖接近社会的下层，漂泊流浪，所见所闻较广，感慨也深，充分再现了那个离乱的时代，折射了文人的普遍心态，具有“词史”之价值。再次，对于三家的词品，他认为纳兰用情至郁，如天地尤物，足以移人; 项莲生则学养、襟抱和才气不足，读多生厌; 《水云楼词》则是由自己的漂泊写到他人的漂泊，写出了晚清末世的映像，具有强烈的艺术性。最后，三家体式也不尽相同，纳兰长于小令，但多不协音律，项莲生亦长于小令但长调优于纳兰，蒋鹿潭则是小令长调俱工，长调尤擅且妙解音律。同时三人的境界也不同，纳兰感情深厚而内容稍浅，项莲生则用情不如纳兰，意境亦浅，鹿潭则清刚有劲。综上所述，在刘勇刚的比较之下，蒋春霖的词艺术成就则在三足鼎立的情况下更胜一筹。
另有戴倩将蒋春霖与北宋的秦观做出比较，谭献曾将蒋春霖誉为“词人之词”，其实秦观更是词人之词的始祖，不事雕琢的词句、发自内心的伤感气质，使得两人的对比具有了合理性和可比性。冯煦在《蒿庵词论》中说道: “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淡语皆有致。”从坎坷的身世经历上讲，蒋春霖与秦观一样，因为外界的悲苦经历诱发了内心感伤的潜质，将万千愁绪铸入词中。他们伤感忧郁的个性气质和不幸的人生际遇，使得词作在思想情感上极为相似。词作思想内容上的异同，首先在于词中相似的感伤基调，但是这种感伤基调却是有差别的，秦观的词大都是伤春怨别、离情词，题材比较狭窄，而蒋春霖词的题材较为丰富，不仅有传统的离别、咏物、写景抒情词，还有被谭献誉为“倚声家杜老”的战争词。
秦观、蒋春霖词作艺术上的差异，又分为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的异同。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秦观的词更倾向于柔婉清新，他受花间影响又不拘泥于花间，蒋春霖的词于凄婉中还夹杂着一股激越之情，特别是战争词。艺术表现上，秦观、蒋春霖在词的创作中都大量地使用慢词。秦观将小令的含蓄细密的韵味带入了慢词，语言上，秦观善于运用浅淡词语和用叠字，使得慢词婉转幽约、情景交融; 蒋春霖的慢词则极力渲染抒情，虽也有浅淡之语，但主要的特点是语言上的“不隔”，经常将景、物、人勾勒成一幅图画，再把内心凄凉忧愁的情感顺势发出。
此番比较可谓新颖，使两个处于异代的两个伤心人有了对话和共鸣。此外，时润民的《〈疏影楼词〉与〈水云楼词〉的比较》一文以总论词史、词体本源为发端，继述清词流变与道咸年间词坛的转折，明确《疏影楼词》与《水云楼词》两家词的研究状况与价值。首先分析了姚燮和蒋春霖的生平履历，认为其二人都属于家庭经济本仰仗祖辈、父辈，家人离世后家道转衰，也都处于战火离乱之世; 姚燮在词学观念上未能将之提高，而其他着述甚多，蒋春霖则是认为词与诗同源，悉力为词，所保留作品也仅有词与诗剩稿而已，接以详细比对了《疏影楼词》与《水云楼词》的创作、批评与影响、版本及选录情况比较，由此解释了《水云楼词》渐成清词第一家而《疏影楼词》湮灭于众家之中的原因，揭示姚燮与蒋春霖同时名家而不同身份际遇的缘由，后来综合了其批评与影响，版本与选录情况之区别，最后总论二者之范本意义以此深究道咸时期清词创作分流与主流转变之实质与启示意义。
总体来说，时润民对两家词人及词作的比较是比较全面而细致的，这一比较对蒋春霖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比较也起到了模范作用。对同时代的两大词人进行比较，更能看出那个时代的特色和词体的发展。
( 三) 蒋春霖的词坛地位研究
对蒋春霖的地位研究主要是着眼于谭献的“倚声家杜老”说，和蒋春霖与纳兰容若、项鸿祚的“清词三鼎足”之说，而新世纪的研究重心明显是放在前者。对于“倚声家杜老”这一说法，新世纪的学者基本形成赞成意见，不过也多着重于其战争词方面。徐华根认为蒋春霖创作态度严肃，作品多写其身世沦落之感，很少写花鸟风月吟咏和无谓的应酬。“杜甫遭安史之乱，所写的诗是‘诗史’。蒋春霖遭受战乱，他写的词可以称作‘词史’。”
刘勇刚《伤离悼乱，烽烟鬼唱———蒋春霖的战争词探微》认为，评价蒋春霖应该持知人论世的态度，不宜以今天尺寸衡量古之作品。《水云楼词》乃是特定时空中产生的具有独特情感体验及艺术追求的作品，对蒋春霖及其词必须用历史的和审美的眼光观照。鹿潭是否能配享草堂，这且不论，但《水云楼词》无疑是具有“词史”价值的。他认为，蒋春霖与杜甫天赋性情、文学生态的相似性和诗学精神的传承性，杜诗与蒋词的人道精神、阶级意识上的一致性。杜诗蒋词所着力描写的都是他们生存的那个年代。两人作品在人民性、阶级性、艺术性方面都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在词艺上，蒋春霖的《水云楼词》能师法老杜，得其金针，将沉郁顿挫的风格融入词心，无愧于“倚声家杜老”这个称号; 在仁爱之心上，《水云楼词》抒发了民胞物与之怀和爱国主义精神，亦能与老杜把臂人林。
陈水云《杜甫与词中少陵》一文中梳理了 21 世纪之前先从谭献提出“倚声家杜老”这一称呼的背景分析，再结合章石承、周笃文等人不同角度的分析，是比较同意这一称呼的。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反帝反封建性的农民起义，它前后历时十四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在这场革命运动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持一种敌视态度的，蒋春霖以一种极哀婉凄苦的笔调反映了这场战争的离乱情景，也真实地展现了这一时期封建知识分子在封建末世动乱面前的迷惘、彷徨、困惑心绪。蒋春霖词在反映生活内容上的广泛性，也说明在“词史”的层面上他是当得起“倚声家老杜”的称号的。
“清词三鼎足”这一论断，来源于谭献《箧中词选》: “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而足。”刘勇刚的《水云楼词研究》在对比了饮水词、忆云词和水云楼词三家之后，并引吴梅先生、谢孝苹、周梦庄等人论断，认为这一说法不能成立，而基本肯定了蒋春霖优于容若与项莲生“纳兰集清初小令之大成，鹿潭为有清一代一流之词人，允称大家; 而莲生为道光间名家，虽称作手，终难颉颃二人”。( 具体分析见第二部分)二、新世纪蒋春霖研究的发展空间。
蒋春霖这一杰出词人逾今不过百年而已，已有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各有所重，引起了词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对于蒋春霖的研究还远远不全面，存在着各种偏差和漏洞，这便恰恰成为新世纪以来对其研究的新动向。
( 一) 蒋春霖思想与政治活动
与以往对蒋春霖的研究相比而言，侯卓均的研究角度比较新颖，从儒教的积极入仕、忧国忧民、爱国忠君等方面简单地探讨了清末词人蒋春霖的儒教情怀。
他认为“他的词以形象的语言艺术地再现了那个陵谷变迁的时代面貌，儒家文化意识的深沉积淀决定了蒋春霖不可能偏离封建轨道，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忠君爱国 思想，“补天之志，沉于下僚，漫 赢得青 衫 憔悴”。此文角度可谓新颖，但是由于此文篇幅短小而且所涉内容亦点到为止不加详述，儒家文化意识的积淀也仅仅是草草述之，他的忧患意识和补天之志解释的也并不明显，窃以为尚不足以说明蒋春霖的儒教情怀，而他的政治活动也有待深入研究。
( 二) 蒋春霖词与太平天国战争的关系
蒋春霖词得以名世，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其阔大沉雄的战争词，把眼光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震撼朝野的太平军起义和鸦片战争，下至普通百姓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并且对人物情感的细致入微的刻画。
仔细对比不难发现，已有部分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运动和鸦片战争，但是不可免俗的是只立足于战争词的氛围，强调一种风声鹤唳、烽烟鬼哭的恶劣环境，更多地倾向于鉴赏的性质，或者是片面性的解读，而忽略了从其他辅助资料入手研究战争的背景和战争所造成的实质性灾难的描述; 蒋春霖当时所处阶级的局限性，使其不能对这一战争的性质作出判断，在此期间太平天国战争对其复杂心理的影响究竟如何也有待于深究。
( 三) 蒋春霖与淮海词人群
蒋春霖处于咸同之际，虽落魄流落却交游颇广，大多为文人雅士，其中不乏工于倚声之词者，他与这些人交游酬唱，并逐渐形成了创作集群。刘勇刚于《水云楼词研究》中考察了蒋春霖交友酬唱及淮海词人群，具名者五十有余，他们或文战不利、书剑飘零，或沉沦下僚，或厌于征战，对腐败的清王朝感到失望，但由于封建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他们不可能脱离封建轨道。但刘勇刚认为通过对淮海词人群的总体观照，可以触摸到末世文人的心灵颤动及时代氛围。
( 四) 蒋春霖的词学交游活动
冯其庸的作品《蒋春霖年谱考略》中，虽涉及了蒋春霖的交游考，但基本上是限于简单的罗列，为后来人深挖蒋春霖的交游行迹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但是目前对友人群体并没有突出各友人对其词作的影响，或其对他人的影响，友人对其词作的传播也鲜少人涉猎和深究。对淮海词人群的深入分析研究，由此拓展到对整个晚清词风转变的研究，都可以成为我们观照蒋春霖词的新角度。
( 五) 蒋春霖词中的地域特色
纵观蒋春霖的一生，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浙一带，淮海词人群体之间的交际性往来和不同形式的唱和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扬州、泰州、东台三地，从其常用意象可看出多为烟水楼桥、花鸟柳云等江南意象，进一步研究可以将其词作与地域性文化联系起来，更能解释其词中所流露的伤感细腻的气质。
( 六) 蒋春霖作品的版本研究
《水云楼词》由蒋春霖生前刻于东台，后收入杜文澜《曼陀罗阁丛书》中。春霖卒后，他的好友于汉卿搜集未刻之词，与宗源翰所藏，合刻《补遗》一卷。缪荃孙也重刻过他的词集。作为晚清词的一大家，《水云楼词》共吸引了八家文人为其序跋，有近代着名藏书家缪荃孙，清代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徐鼒等，晚清以后的多家词话也对蒋春霖词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关于蒋春霖词的版本研究，刘勇刚《水云楼词研究·附录二》中罗列《水云楼词》的各个版本，但是最近时润民先生的《关于〈水云楼词续〉版本刊刻问题之推测》中对此提出了疑问，并依据各种旧有及新见资料做出了推测，但是较为具体而可信的论据还有待发掘。
( 七) 蒋春霖的诗研究
近年来，对蒋春霖的研究主要在于其词作的研究，诗歌研究基本无人论及。刘勇刚《“恢雄沉厚，神似少陵”———论蒋春霖的〈水云楼剩稿〉》一文虽然也分析其《水云楼剩稿》的体制为近体诗，内容为战争感怀诗。鹿潭的五律如《东台杂诗》沉郁顿挫，波澜老成，近于杜甫，而七律却以清丽绵邈见长，风格近于李商隐。就才人之禀性而言，和其诗的本事很难索解，朦胧的诗境，伤感的意绪，华丽的语言皆与李商隐如出一辙，又有中唐元稹、白居易一路的明白如话的风味。
《销寒词》四首，诗风的朴素醇厚让人联想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同蒋春霖词的诸多研究资料相比，刘勇刚的这一研究角度可谓独创，但是受条件的局限，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挖掘其诗作的所学所宗，创作背景以及不传于世的原因。另外，刘勇刚认为的蒋春霖与李商隐、白居易之间的可比性，也未作深层次的比较。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对蒋春霖的研究主要还是对其文本以及艺术的分析，以及与其他词人的比较研究，但是对他的研究之路还远远没有结束，笔者通过对新世纪的蒋春霖研究的简单综述，试图找到蒋春霖这一“词人之词”研究的新动向，希望发现晚清以来词学研究的新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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