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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词义的感情色彩演变及其原因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4-12-16 共4324字
论文摘要

  一、引言

  东汉时期“鼓吹”由并列短语形成复合词,最初表达“演奏乐曲”义,后来发展出“鼓吹乐”“宣扬、宣传”“吹嘘、吹捧”等意义。现在,“鼓吹”经常出现在社论、时文、檄文等政论文章中,具有鲜明的书面色彩。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对“鼓吹”的解释是“①宣传提倡:~革命。②吹嘘:老在别人面前~自己。”从词典提供的理性意义可以看出,“鼓吹”的两个义项似乎附加了不同的感情色彩。那么“鼓吹”具体有哪些感情色彩,不同的感情色彩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对“鼓吹”的解释使用的是同义法,即用同义词语“宣传”“提倡”“吹嘘”来解释“鼓吹”,所以要分析“鼓吹”词义的感情色彩,首先要弄清楚“宣传”“提倡”和“吹嘘”的感情色彩。

  “鼓吹”的第一个义项是“宣传提倡”,“宣传”的意思是“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队︱~交通法规︱~自己的观点。”没有明显的褒义或贬义倾向,应该确定为中性词。“提倡”的意思是“指出事物的优点鼓励大家使用或实行:~说普通话︱~勤俭节约。”既然鼓励大家使用或实行的是事物的优点,那么“提倡”应确定为褒义词。“吹嘘”是指“夸大地或无中生有地说自己或别人的优点;夸张地宣扬:自我~︱这点儿事不值得那么~。”和“宣扬”相比“吹嘘”多了[+夸大][+无中生有] 的语义特征。由此可见,“鼓吹”的两个义项都有宣扬的意思,但第一个义项有中性或褒义的感情色彩,而第二个义项有贬义的感情色彩。

  既然“鼓吹”的感情色彩是非贬义和贬义共存,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二者必然是此消彼长的状态。那么在现代汉语四个阶段的发展历史中“鼓吹”的感情色彩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支配其变化的机制又是什么?本文采用刁晏斌(2007)对现代汉语史的四个阶段划分,通过搜集、分析大量语料(来自人民数据和CCL语料库),研究“鼓吹”词义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汉语发展四个阶段中历时地演变,并从认知角度分析影响其感情色彩演变的因素。

  二、“鼓吹”词义的感情色彩演变

  (一) 第一阶段(1919~1949)

  第一阶段可供使用的语料比较少,共搜集到15条语料,其中感情色彩为贬义的语料5条,占语料总数的33.33%,如表1所示。

 论文摘要

  表示贬义的感情色彩时,“鼓吹”后面的宾语多使用嘲讽性反语的修辞,看似是褒义的词语,实为对非正义主张的批判、揭露。例如:

  (1)中国多数人既不懂什么是道德,事实上又不肯去实行,但是他们嘴里架子永不肯去掉,整天的[鼓吹]维持风纪。(俞平伯《我的道德谈》)

  (2)[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而这些“和奸“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不问政治”。(钱钟书《围城》)

  (3)《大公报》上的《战国》,比原来的《战国策》还更大派,更锋芒,从[鼓吹]“力的政治”到“力的科学”,“科学的力,飞机大炮,侵略战争”。(秦似《两年小志》)

  感情色彩为中性的语料7条,占语料总数的46.67%。褒义色彩的语料有3条,占语料总数的20%。

  (4)本社发起“科学”(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胡适《追想胡明复》)

  (5)政委说:“迅速集合要紧,放他一条狗命吧!”这条狗命才有机会写《脱出记》,给我们灵活的战术作了一次大大的[鼓吹]。(吴伯萧《神头岭》)

  (6)我这样说话,并非卖瓜者不说瓜苦,一味替家乡上产[鼓吹],意在使自家人多卖些铜钱过日子,实在是因为年头不好,连家乡的桃树也遭末运。(李广田《桃园杂记》)

  此时,“鼓吹”的贬义色彩不突出,更多的表现为中性色彩,也有少量的褒义用法。“鼓吹”作为中性动词,不受极端感情色彩的限制,使用范围比较广泛,使用相对自由。

  (二)第二阶段(1949~1966)

  第二阶段共搜集到2449条语料,其中感情色彩为贬义的语料2304条,占语料总数的94.08%。感情色彩为中性的语料54条,占语料总数的2.20%。褒义色彩的语料有91条,占语料总数的3.72%,如表2所示。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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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阶段,“鼓吹”的贬义用法骤然上升,鼓吹的主语是欧美帝国主义:威尔逊、约翰逊、戴高乐;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集团等和新中国、第三世界敌对的势力。

  宾语含有[-正义][-正确][+夸大][+虚假]等语义特征,比如“重男轻女”“无条件和平谈判”“写中间人物”这些短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 第三阶段(1966~1976)

  第三阶段搜集到7265条语料,其中感情色彩为贬义的语料7249条,占语料总数的99.78%。感情色彩为中性的语料7条,占语料总数的0.10%。褒义色彩的语料有9条,占语料总数的0.12%,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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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在数量庞大的语料中,表达中性和褒义色彩的用例寥寥无几,贬义成为“鼓吹”词义的强势感情色彩。

  (四)第四阶段(1978~至今)

  第四阶段共搜集到了1259条语料,其中感情色彩为贬义的语料1061条,占语料总数的84.27%。感情色彩为中性的语料159条,占语料总数的12.63%。褒义色彩的语料有39条,占语料总数的3.10%,详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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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吹”的感情色彩仍以贬义为主,但和前两个阶段相比,表达贬义色彩的用例明显减少,中性色彩和褒义色彩重新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198条表达非贬义色彩的语料中,新产生的用例有65条,复现第一阶段的用例133条。

  例如:

  (7)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创、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吴冷西《毛主席给我讲“五不怕”》)(8)1906年,秋瑾到上海,主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鼓吹]民主革命。(《中国儿童百科全书》)(9)五四时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竖立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1994年报刊精选)上面例句中的鼓吹革命、鼓吹民主等用法都是第一阶段经常出现的。新产生用法的有:

  (10)发现和开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鼓吹]之,讴歌之,是作家艺术家的历史重任和社会良知之所在。(1995年人民日报)

  (11)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无可置疑地要归功于法国人顾拜旦,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归功于他的热情[鼓吹],归功于他的实干精神和组织才能。(1995年人民日报)

  (12)我现在很想[鼓吹]一个主张,就是东亚的经济学家应该走向世界,主导西方主流经济。(1994年报刊精选)这一阶段表达中性和褒义的用例可以分成“新造”和“复现”两类,对第一阶段用法的重新启用比新造用法多的多。

  (五)“鼓吹”贬义度的变化

  在现代汉语发展的不同阶段,“鼓吹”用来表达贬义色彩的语料比重不尽相同,这些表达贬义色彩的百分比可以称为“鼓吹”的贬义度。“鼓吹”贬义度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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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的折线趋势可以看出,“鼓吹”在第二阶段迅速贬义化,第三阶段达到贬义化的高峰,这一变化趋势符合刁晏斌(2007)提出的,现代汉语词义的感情色彩从建国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表现出“贬义化”。第四阶段“鼓吹”的贬义度仍比较高,但较之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其贬义度有所下降,根据刁晏斌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的结论,可以预测今后“鼓吹”的贬义度仍将继续下降。

  三、“鼓吹”词义感情色彩演变的原因

  杨振兰提出“色彩意义对词汇意义的依存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一是渗透于词汇意义而存在, 其二是依附于词汇意义而存在。渗透型色彩意义可能有自主变化的情形,如‘鼓吹’‘瓦解’的形象色彩是渗透在词汇意义之中的内蕴色彩,它们所发生的‘淡化’演变却是色彩意义的自主变化。”

  “鼓吹”是在词汇意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色彩意义独自发生变化,没有涉及词语内部变化对感情色彩的影响,我们只能从认知的角度考察导致“鼓吹”的感情色彩变化的原因。

  “鼓吹”的贬义色彩和非贬义色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非贬义色彩作为显性感情色彩时,贬义色彩就隐退为潜性感情色彩;贬义色彩成为显性感情色彩时,非贬义色彩就暂时成为潜性感情色彩。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鼓吹”词义内部不同感情色彩的潜显转换?

  (一)民族文化心理

  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是汉民族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中庸”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一方面“鼓吹”是由并列短语“鼓×吹×”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定型形成复合词的。在古代作为名词的“鼓吹”是封建礼制的重要部分,代表的是极高荣誉,表达的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意思。另一方面,“鼓”和“吹”作为动词,动作幅度都很大,表达宣扬的意思时,人们在心理上就会产生夸大、和现实不符的感觉。不符合汉民族含蓄低调的文化心理,因此在使用中常和含有[-正义][-正确][+夸大][+虚假]等语义特征的宾语搭配。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鼓吹”的贬义度大于非贬义度是符合汉民族内敛的文化心理。但由于五四时期中国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冲击,传统思想的地位下降,加之白话文推行不久,语言规范不严格,所以第一阶段中“鼓吹”可贬义、可褒义、可中性,三种感情色彩的强度大致相当。第四阶段“鼓吹”贬义度居高是前两个阶段特征的延续,但和第一阶段引进西方新思想相似,改革开放之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受到了西方的同化,低调含蓄的心理逐渐。

  (二)语言环境

  1919~1949年是现代汉语初步形成的时期,语法词汇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规范,现代汉语的应用属于前规范化阶段,语言环境相对宽松。“鼓吹”的用法没有倾向于贬义的限制,既可以表达贬义的感情色彩,也可以表达褒义和中性的感情色彩。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历史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道德亟待扫除,国民党残余部队、特务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国外帝国主义孤立、企图扼杀新中国。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都是批判传统糟粕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而报纸和广播是当时规范语言传播最时效,最具影响力的媒介。批判性的语言环境导致第三阶段大量词语呈现出贬义化的趋势,“鼓吹”的贬义度陡然升高。

  受极左思想的影响,第三阶段语言环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较第二阶段有增无减,“鼓吹”的贬义度达到顶峰,使用范围基本限定在表达贬义色彩的用法上。

  1978年之后,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革开放,文化和语言应用也日趋开放、自由。尤其是21世纪网络普及以来,不要说语言限制,甚至连语言规范都受到挑战,语言环境达到空前自由。“鼓吹”的中性和褒义用法开始复现,但仅限于对第一阶段用法的转述,没有突破性的新造用例,可见从第二阶段开始长达30年的批判性语言环境对“鼓吹”高贬义度定型影响非常深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民族文化心理和语言环境的改变,“鼓吹”的贬义度也经历了起伏变化。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除了在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制约下发展变化,语言和社会环境、心理文化、时代特征也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语言的发展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化也反映了外部环境和心理认知的变迁。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刁晏斌.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J].文化学刊,2007,(6):47~56.
  [4]杨振兰.词的色彩意义历史演变特点试析[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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