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3.1 相关概念
两岸四地。两岸四地统指海峡两岸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
货币联盟。货币联盟是指使用一种具有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职能的货币地理区域。“货币联盟”和“货币同盟”是两个相近的概念，都是货币合作的高级发展阶段，其中“货币同盟”是“货币联盟”更高级的形式，相较之下前者更倾向于使用单一货币，而“货币联盟”在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域外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区域内流通货币种类不做限定。
最优货币区。“最优货币区”是本文重要研究内容，概念源自 1961 年蒙代尔发表的“A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一文，根据权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
“最优货币区是指，在此区域内，一般性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相互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和区域外国家的汇率保持浮动。”严格意义上，只有货币同盟或者货币联盟覆盖的区域才是最优货币区。“最优货币区”和“货币联盟”相似，强调区内汇率稳定，整体对外浮动；单一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统一管理国际储备；存在严格、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体系，保证货币合作目标顺利实施，因此部分学者研究中并未对其概念进行刻意区分，也基于此，本文沿用将“共同货币区”或“单一货币区”概念等同于“最优货币区”.
欧元区。欧元区是指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员中使用欧元的国家区域，在欧元区，欧元是唯一的合法货币，且由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目前，欧元区共有 19 个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3.2 理论基础
3.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它是指经济一体化组织间互相对区域其他内部成员消除贸易壁垒，建立统一的货物、资本、劳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大市场。这个大市场中组织成员间开放性水平较高，但对组织成员外采取各种阻碍措施进行排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必然阶段，相关理论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较为成熟，在此主要介绍较为流行的共同市场与大市场理论和辐条-轮轴理论。
1、共同市场理论和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以共同市场分析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共同市场可以统一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并结成一个大市场，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可以实现巨大的规模经济和技术经济利益；前提条件是：要素市场的一体化不仅将产生要素价格集聚或完全均衡效应，而且将带来许多的福利效应；所以，总体上大市场能产生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
所谓的大市场技术优势是指大市场可以组织专业化规模生产，使专业化的工人、机器设备、销售渠道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从而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而且，大市场内专业化规模生产的大企业在资金融通、采购、仓储、运输、新技术开发应用、管理流程优化、产品销售等方面比其他企业更具有优势，这也是当前国际经济出现各国企业跨国兼并、收购热潮涌起的原因。
所谓的大市场经济优势是指大市场可以加剧竞争、降低成本从而达到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大市场降低了限制自由竞争的技术、政策障碍，使最先进、最经济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利用，给大市场内的组织成员带来巨大技术外溢效应，而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解决组织成员内供需矛盾、资源利用效率等问题。
2、辐条--轮轴理论
辐条--轮轴理论产生的背景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种双边自贸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数量迅猛增长，“不同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相互交叉与重叠，在全球范围形成了自由贸易区的网络结构”.这张看似无序的网络结构，透过表象可以发现一种更为复杂的区域贸易安排模式，即为“轮轴-辐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该模式包括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轮轴国和多个围绕在轮轴国周围的辐条国，所谓的的轮轴国指与与多个国家（辐条国）签订 RTA 的国家，而辐条国之间则没有签订 RTA（如图 3-1 所示）。
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最终带来的经济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因为轮轴国在众多RTA 中处于中心位置，可以通过 RTA 中有关贸易安排进入所有辐条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占据明显主动优势地位，而辐条国虽然通过与轮轴国签署 RTA 获得经济效益，但由于轮轴国与众多辐条国签署了 RTA,降低了该辐条国与轮轴国签署 RTA 带来的效益，因为该辐条国企业在轮轴国企业还面临其他辐条国企业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辐条国之间没有 RTA 签署，辐条国的企业在另外辐条国难以与轮轴国企业竞争。
大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而较容易形成轮轴国，其中欧盟和美国是最大的轮轴国，它们分别与众多国家签订的 RTA 数量较多。虽然大国可以较容易取得轮轴国地位，但小国主动出击也可以取得理想效果，并且该国一旦成为轮轴国就容易形成多米诺效应巩固这种地位。墨西哥就是鲜明例子，自从墨西哥 1992 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后，先后又缔结了 9 个 RTA,另外智利越是一个小国成为轮轴国的典范。但与欧洲和美洲相比，东亚地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国家，轮轴国数量非常有限，整体上更容易形成“辐条-辐条”相互交织的模式，不利于东亚整体利益分配。
3.2.2 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参照 Mongelli F P.（2002）将该理论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创始阶段、调和阶段和重估阶段，文章以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再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完善与扩展进行区隔。
1. 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
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寻找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Mundell（1961）最早提出要素流动性标准，其后又由 Mckinnon（1963）、Ingram（1969）、Kenen（1969）、Flemming（1971）、Corden（1972）、MintzN.（1970）等经济学家从以下不同侧面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通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政治因素。
（1）要素流动性。Mundell （1961）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A Theory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一文，“最优货币区”概念诞生，前提假设是工资和价格的黏性，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相关观点。考虑到，上世纪 60 年代国际资本流动非常低，对国内政策影响有限，基于上述假设，名义汇率可以用来维持外部平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用来维持内部均衡，与此同时，汇率变化就被视为支出转换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被视为支出变化工具。在此框架下，蒙代尔认为地区间需求变化会导致两个地区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并提出以下标准来判断最优性：第一，劳动力流动是最优货币区的关键属性，流动性作为纠正外部非均衡的手段，降低了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或需要；第二，工资弹性或价格弹性可以通过实际汇率变动在两个地区实现总供给-需求曲线的均衡变化；第三，进行汇率调整以满足两个国家不同的货币政策要求是无用的。所以地区之间劳动力、商品、资本等其他要素自由流动，就成为了判断是否成为一个通货区的标准。
（2）经济开放度标准。Mckinnon（1963）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一文，在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开放度，以作为评判“最优” 的关键特征。麦金农假定将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区分为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经济开放度则指一国生产消费中贸易商品对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率，并检验了引起贸易商品-非贸易商品相对价格变动的冲击对经济体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若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即贸易商品占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重非常高，则通过浮动汇率政策应对上述冲击导致的经济总体价格指数变动要强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即浮动汇率作为对外平衡调节器的作用相对下降。假定一个经济体经历一个消极的贸易冲击导致货币名义汇率下降，如果当局对于经济问题的目标在于稳定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汇率贬值，则会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上升；二是需要通过紧缩国内需求以拉低非贸易商品价格，从而引发失业；三是货币贬值后民众会明显感知到消费支出增加和实际收入减少，从而对增加单位报酬的呼声变得强烈，进而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抵消了由汇率变动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即名义汇率的变化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不可能伴随着对竞争力的显着影响。另外，开放经济体对进口商品的依赖性较高，需求弹性低，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就需要对汇率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麦金农认为，在外部价格同样稳定的情况下，贸易关系紧密的开放经济体应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通过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和区外实行浮动汇率制，实现区内价格稳定和区内外经济均衡，以及使贸易商品价格和对应商品的实际工资发生变化。同时，他还指出经济开放度越高，其产出规模（就 GDP 而言）可能就越小，因此较小经济体比大经济体更适合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与此同时，麦金农的前提假设（各经济体价格水平普遍稳定）也遭到了批判，一是因为其缺乏现实基础，二是当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某一大型经济体且实行货币盯住大国货币时，经济开放度标准是有效的，但是不适用于分析小型经济体的贸易伙伴为多个大型经济体且大型经济体之间货币实行浮动汇率的情况。
（3）产品与服务多样化。Kenen P B.（1969）在“The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An Electric View”一文中提出产品与服务多样化或生产多样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Kenen 假设某经济体国际收支失衡由需求的波动引起，该假设延续了 Mundell 的基本理念，而得出的结论又与 Mckinnon 的经济开放度标准下的结果截然相反。凯恩认为，产品或服务多样化的国家或经济体，出口产品或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对于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或经济体，受益于产品或服务多样化对外部冲击的稀释作用，单一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发生变化时，对国内的工资和就业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进而减少了以维持贸易条件为目的的名义汇率波动需要；对于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或经济而言恰恰相反，由于单一出口产品的需求占比较高，外部需求剧烈变动多引起汇率的宽幅振动，以对冲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和维持原有的就业水平。由此可见，产品或服务多样化程度高对外部需求冲击的抵御能力较强，对固定汇率的承受能力或容忍度较高，适合组成共同货币区。
（4）金融一体化。Ingram（1969）在“Comment: The Currency Area Problem ”一文中提到 Mundell、Mckinnon 、Kenen 的研究模型中着重强调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问题，忽略了货币的因素，并于 1973 年通过“The Case for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提出将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判定标准。Ingram 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尤其是长期资本市场的高度一体化，可以避免境外投资对短期债券偏好情况下通过远期市场抛补以规避外汇风险的行为，进而平衡国际收支。具体来讲，高度金融一体化环境下，跨国资本对利率波动极度敏感，充分的跨国平衡性资本流动可以避免利率波动引发的汇率不必要波动。
（6）通货膨胀相似性。Haberler（1970）和 Flemming（1971）分别通过“The Intern-ational Montary System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Discussions”、“On Exchange RateUnification”提出通货膨胀相似性标准。他们认为，一方面维持物价稳定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追求目标，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长期存在差异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最大诱因。具体而言，由于各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人员结构及货币政策等存在差异，导致各经济体间通货膨胀率长期差异现象出现，这不仅会引发国际收支基本账户的失衡，还会因货币购买力的差异而引发资本的短期投机性流动，进而动摇了固定汇率或最优货币区的基础。Giovanni M（1975）年在“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for balanced Growth:A new Approach”一文中则提出经济体间的通货膨胀差异是组建最优货币区的动因，高通胀经济体通过加入共同货币区降低并维持低通胀，低通胀经济体则实现了本币成为区内锚货币目标。
（7）政策一体化。Ingram（1969）、Kenne（1969）、Haberler（1970）、Tower E&WilletT D.（1970）等人先后提出政策一体化也是最优货币区的重要标准之一。现实情况是，各经济体的宏观结构存在差异，且宏观条件趋同又非常必要，这就需要区内经济体建立完善的内部协调机制开展协调程序、实现货币政策的部分让渡、形成超国家的中央银行。
（8）政治意愿。Mintz N（1970）认为政治一体化的意愿是组成最优货币区的重要且可能是唯一条件，换言之，政府的强烈政治意愿与公众的强烈支持不可或缺。但是，考虑到政治氛围、国家利益博弈等问题，政治意愿在可达性、延续性上存在挑战。
综上所述，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强调单一标准下对最优货币区的判定，是存在综合性指标分析体系短板，且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和量化方法较难实现。
2.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再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进入到新的阶段，引入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其中，Grubel（1970）、Corden（1972）、Ishiyama（1975）、Tower（1970）、Willett（1976）对成本收益分析的研究逐步深入，做出很大贡献；Rehman（1997）对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进行了综合全面的阐释；Krugman 和 Obstfeld（1998）在系统的总结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单一指标基础上提出了 GG-LL 模型，用以解释如何选择恰当的时机加入货币区这一难题。
（1）最优货币区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将之前的单一指标分析统一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认为一国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是由于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造成的无法平抑宏观经济波动，而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收益主要是由固定汇率带来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其中，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具体有：①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成员国国内的经济利益。②汇率政策的受限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③受到约束的财政政策会限制成员国的经济平衡。④过渡期成本。过渡期间，货币流动，而相关计算机网络的修改和设备的调整转换都会耗费成本。同时，社会成员小到个人、家庭，大到企业、政府都要对新货币及新的记账单位有适应过程。
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收益有：①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各国间经贸往来。因为固定汇率可以消除汇率风险，各国也不必为区域内贸易保留外汇储备，而是将更多资金用于经济的发展，并能够促进区域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一体化。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使巨额国际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对资本开放的国家甚至区域都容易带来巨大冲击，加入最优货币区可以使成员国不会再独自抵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规避或降低了金融危机发生的风险，同时也增强了各成员国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各国经济的稳定运行。③单一货币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更加充分的发挥货币的职能。
因此，成本--收益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小于收益时，则该国应该选择加入货币区；反之，当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则该国不应该选择加入货币区。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理论完善了单一指标分析的片面与不足，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综合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GG-LL 模型的建立
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以及区域货币合作浪潮的高涨，世界各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因此有关加入货币区的时机是否成熟的判断在实践发展中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Krugman（1990）顺应时代需求在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GG-LL 模型，用以判断一个区域内各国选择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恰当时机。
Krugman 的 GG-LL 模型的假设前提是：货币区的规模与区域内价格水平的稳定性成正比，货币区内各国的市场联系紧密程度与加入货币区的收益成正比，固定汇率在货币区内是得到保证的。
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如果建立坐标来表示，则用横轴表示意愿参与国与货币区各国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而用纵轴表示意愿参与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
如图 3-2 所示： GG 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表明，有意愿参与货币合作的国家，其收益与所在最优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即随着意愿参与国与最优货币区内各国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也就越大。向右下方倾斜的 LL 曲线表明货币合作意愿参与国的成本与所在最优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负相关，即随着意愿参与国与最优货币区内各国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也就越小。其中，GG 曲线与LL 曲线交与点θ，θ 即为一国参加最优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的最低限度，在交点左侧，该国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大于收益，不适宜加入最优货币区，在交点右侧，该国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收益大于成本，可以考虑加入最优货币区。
如下图 3-3 所示：一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该国参与货币合作的意愿。假设一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使 LL 曲线由 LL1向右移至 LL2,则该国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增加，而该国加入最优货币区所需达到的最低经济一体化程度也由原来的交点θ1升至了新的交点θ2,使其加入最低货币区的标准提高了。
3.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完善与扩展
（1） “内生性”假说
最优货币区理论“内生性”假定，它假定收入相关性和贸易一体化存在正相关。这一假设的基本范式是货币一体化降低的贸易成本大于消除汇率波动的成本。共同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签署一份正式和持久的协议，这就避免了未来的竞争性贬值，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长期关系的建立，长期来看还会促进政治一体化形式的形成，反过来又会促进成员国间的互惠贸易、经济金融一体化及商业周期趋同。
Frankel and Rose 通过上图（如果 3-4 所示）展示了“内生性”假设的机理。假设一组国家最初在点 1,这些国家最初在 OCA 线的左边。如果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组建联盟（如欧盟），那么联盟整体的贸易一体化程度与收入相关性将会提升，它们也将逐渐转移到点 2.
如果联盟国家启动共同货币区（如欧洲货币联盟），这一集团国家间的贸易一体化与收入相关性程度将进一步提升，随后这一集团已处在 OCA 线右边的点 3,这一点意义重大，（2） 模型化
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快速进程，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检验也开始深化，并在模型的系统化和动态化的研究上不断深入。其中，Bayoumi（1992）、Ricci（1997）、Beine 和Docquier（1998）、Devereux 和 Engel（1998）、Moran（1999）分别在价格刚性的条件下建构了适用于最优货币区的一般均衡模型；而 Helman 和 Razin（1982）、Neumeyer（1998）分别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假设条件下设立了适用于最优货币区的一般均衡模型。
正式最优货币区模型是由 Bayoumi（1992）创立的。模型的前提假设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商品，且工资是有刚性的，通过其一般均衡分析得出结论：判断一国是否应该参加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应该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对外经济开放的程度以及各国经济冲击的大小和相关性。Bayoumi 还通过模型之处最优货币区可增加成员国的福利，但有损非成员国的福利；Ricci（1997）建立两国间贸易最优货币区模型，衡量了一国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影响，模型假设工资刚性、固定汇率下的两国偏好不同，涉及变量包括两国贸易产品、非贸易产品汇率、货币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较高的经济开放度会使交易成本降低，进而增加收益，但贸易冲击也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其收益不一定是增加的；Beine 和 Docquier（1998）建立了劳动力动态流动模型，模型假设：①完全竞争的市场；②工资缓慢下调；③存在可贸易与非可贸易产品的差异；④唯一的生产要素为劳动力要素；⑤失业的减少可以通过货币区内的财政转移完成。研究结论表明由于货币合作引起的不对称冲击会带来最优货币区内部各成员国合作成本上升，同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会提高整体的失业率，因此经济开放度高的国家参加货币区不一定能增加收益。
（3） 经济冲击对称性
Mundell（1961）最早提出将区域间经济非对称冲击的影响作为评判“最优”的一个独立标准，他认为最优货币区内的统一政策可以调节各国经济失衡状态，Kawai（1992）补充表示经济扰动对统一政策的反映不会出现一些国家经济活力提升另一些国家经济失衡加剧的情形出现。Mason and Taylor（1993），Bayoumi and Eichengreen（1996）等指出经济冲击对称性研究的出现与发展将最优货币区理论推向前进，并在当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若一个经济体受到非对称性冲击或者在经济结构上存在非对称性，那么具体反映为不同的对称性冲击。Mongelli F P（2005）认为经济冲击对称性和应对冲击的政策相似性是验证最优货币区的“全方位”标准，也是最优货币区的“元”属性。 GeorgeS. Tavlas（2009）基于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经济调整速度的发生情况，同时考虑到最优货币区区内实施经济政策的相似性需要成员国放弃经济政策自主权和汇率控制权，提出经济冲击对称性标准具有传统最优货币区各大验证标准的交互作用，是一国是否加入共同货币区的至关重要的评价指标。
3.2.3“一国两制”理论
“一国两制”的概念最早是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起初的目的是解决香港、台湾的统一问题。他说：“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我们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而现在这一构想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吞掉‘三民主义',也不是’三民主义‘吞掉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成功解决香港问题的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无论从资本主义历史看，还是从西方国家看，甚至从世界历史来看，没有哪个政府制定过这么开明的政策。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经典概念，包括这么几层含义：其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同时共存；其二，“两制”以“一国”为前提。即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它们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其三，香港、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 50 年不变；其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殊地方行政区域，香港、澳门享有高度自治权。除外交事务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在其它许多方面，都是按《基本法》订明的“高度自治”原则来落实各项管治职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任何部门，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不得干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事务。
随着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促使一国两制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很多具体制度安排都是要有所创新和发展。比如，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因此，在区域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如何创新其经典定义的内涵，发展出与时俱进的新内涵，就显得很迫切。实际上，自回归以来，一国两制的内涵已经进行了多次调整。一开始时，大家简单片面地理解为中央不干预，香港也理解为跟内地保持适当区隔和距离。后来中央突出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不干预，但有作为；而香港则慢慢接受“经济一国，政治两制”.直至今天大家的共识是，一律按照《基本法》行事。问题是，《基本法》只是个宽松的框架性文献，在框架之内，有不少地方是有解放思想的余地的。对香港、澳门来说，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最现实有效的路径，是依托“一国”的坚强后盾，发挥“两制”的全新活力，去赢取更大的发展，尤其是粤港澳合作方面。
3.2.4 货币锚理论
区域货币锚本质上是一种区域内的汇率协调机制，其最高层次发展是形成单一货币区。根据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稳定，货币锚可以分为内部锚和外部锚，本文所讨论的“货币锚”为后者，并将其定义为“一国将其货币价值瞄准的一种或多种货币”.“锚货币”指的是维持一国货币价值稳定的货币篮子，有“隐性锚”和“显性锚”之分，前者是区域货币竞争均衡的结果，后者则是官方的制度安排。
传统上来说，“最优货币区”理论是“货币锚”理论发展的基础，拉斯（Tavlas G. S.,2009）指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之初是用于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和有限的国际资本流动，并随着欧元的诞生与成功实践逐渐被重视起来。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等指标，形成了从微观到宏观、由经济到政治的最优货币区综合指标体系。但由于不存在具备以上所有特征的国家，后续研究者尝试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深入研究，形成了 GG-LL 模型。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沿着三个方向进行完善和拓展：
模型化，内生性假说和经济冲击同步性研究。通过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梳理，并不能解决不实行单一货币的潜在最优货币区区内经济体的货币合作理论基础，此时，货币锚的选择标准显得异常重要。综合包括伯格斯勒（Bergsten,1997），巴罗（Barro,2003） ,李晓和丁一兵（2006）等国内外学者对货币锚形成条件和货币锚选择的研究，本文归纳出承担区域“货币锚”的角色需要该国或地区具备以下要素：（1）经济实力、贸易规模、经济稳定性和独立性；（2）维持产出增长和低通胀的高一致化程度；（3）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流动性；（4）区域内潜在的或显现的货币融合；其中（1）至（3）在前文中已进行详实阐述和验证，下文将围绕港澳台货币对篮子货币的锚定程度进行深度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