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两岸四地”构建最优货币区的优势条件与面临困难分析
5.1 “两岸四地”构建最优货币区的优势条件
5.1.1 同文同种、同族同家的“一国、两岸、四地”、国族、历史、文化亲缘关系
“两岸四地”文化同宗同源、人员相亲，血浓于水，“两岸四地”同属中华文明范畴，延续着一致的文化传承，四地人民、同胞皆为为华夏儿女，饱含同样的“国家”和“民族”情结。尤其是粤港澳地区，同属珠江文化范畴，珠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统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由岭南文化、粤文化及毗邻的港澳文化、湘文化、云贵文化、赣文化融汇发展而来，形成和集中了多元的文化内涵，也增加了珠江文化资源内部的多样性。文化的同质性并不要求内部的完全一致，只有在互动基础上的一致才具有生机和活力。同时，珠江文化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保持一种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自强自立、反抗外侮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珠江文化的灵魂所在。粤港澳区域内文化上的同质和特有优势，使合作机制的建构更加个性化，提高区域合作的整体效能。类似地，台湾与内地在文化认同、历史传承等方面的整体一致性，对于构建最优货币区起到积极作用。
5.1.2 地域相连、地缘相近的地理区位优势
港澳与内地山水相依、地域相连，台湾与内地隔水相望、低于相近。香港与广东省一衣带水，唇齿相依。香港、澳门自然资源缺乏，第一产业占比可以忽略，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的资源供给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香港澳门地区没有较大的河流和湖泊，基岩又不利于储水，故水资源十分匮乏，严重影响了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从 1960 年开始，大陆开始向香港供水，目前大陆供水已占到香港年用水量的 50%左右。此外，香港的农业受耕地面积影响规模比较小，农副产品近半数也由大陆供应。内地海峡西岸与台湾隔海相望，尤其是厦门岛与金门最近处仅有 1000 多米，两地地域相近，具备在发展两岸紧密合作中发挥纽带平台作用的潜力。“两岸四地”间独有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构建最优货币区起到大的促进作用。
5.1.3 频密的商品贸易关系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的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香港地区已成为中国内地除欧盟、美国、日本之外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总额由 1978 年的 14 亿美元上升到 2014 年的 3760.9 亿美元，年均递增 17.3%.从香港地区看，从 1985 年开始，中国内地一直是香港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占香港地区外贸总额的 40%以上，中国内地已经成为香港地区最大的进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转口货源供应地。中国内地与澳门地区之间的贸易也保持着发展的态势，贸易总额由 1980 年的 2.6 亿美元升至 2014 年的 38.2 亿美元（参见表 5-1）
（1） 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商品流动性分析
从 1982 起，大陆就一直是香港的最大货物供应地。历年来香港自大陆进口货物的情况。从进口商品类别来看，香港自大陆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电动机械、器具及用具，电讯及声音录播器具及设备，办公室器材，服装、衣服配件及纺织品等。从进口货值来看，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商品，香港自大陆进口的货值都是逐年增长的，唯一的例外是 2009 年，这主要是因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世界性的贸易缩减。2010 年，情况便好转，香港自内地进口的货物总值达 1969 亿美元，占香港进口总额的 45. 5%.
长期以来，澳门对内地商品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民众的基本生活品，例如粮食、蔬菜、水果、甚至饮用水等都主要来自内地，另外，内地还是澳门商品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地。
澳门主要从内地进口的货物有纺织纱、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服装及衣服配件、电力、主要生活必需品等。另外，澳门从内地进口的货物值随着时间而增长，这也说明，自澳门回归后，内地向澳门的商品流动性愈加增强。
（2） 港澳台商品流动性分析
从货物总值来看，澳门从香港进口的值远远低于向大陆进口的值，这是与香港、澳门的经济总量和制造业规模相称的。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澳门从香港主要进口的货物为生活必需品和纺织纱、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且生活必需品最近几年维持着基本不变的态势。但是纺织产品的进口则呈急剧下降趋势，从 2000 年的 1781 百万澳门元下降到 2010年 186 百万澳门元，下降了近 9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两点：第一，近几年澳门的商品贸易深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第二，纺织制衣业是澳门制造业的主要部分，由于本地市场需求的减少加之经济衰退的影响。
从总货值来看，台湾在与澳门的商品贸易中占据顺差地位。澳门自台湾进口的主要商品时纺织纱、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而台湾自澳门进口的主要商品是成衣。再与大陆、香港的情况相比，台湾与澳门的商品贸易规模小，商品种类相对较少，相应地，商品的流动性较低。
香港在对台湾的商品进出口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进口的主要货物为电动机械、器具、用具及其电动部件，其次是纺织品类商品。2000 年至今，原产地为香港的商品对台出口一直呈下降态势，出口方面以转出口为主。相反地，香港自台湾的进口一直随着时间而增长，同时，香港从台湾的转进口贸易额也呈上升趋势，并且，转进口贸易额占总商品贸易额很大一部分比重，这充分说明，在香港和台湾的商品贸易中，转口贸易起了很大的作用。
5.1.4 密切的人员流动与投资关系
1.人员流动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之间区域面积和平均收入水平相差很大，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开放将会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近年来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人员往来呈不断上升趋势，已经很具有规模。但是其中主要是旅游、购物等因素引起的人员流动，其次是商务活动引起的人员往来，属于劳动力流动的比例流动较小。从表 5-2、5-3、5-4 可以看出，两岸四地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且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现有的两地劳动力流动形式，主要是港澳台商设立在中国内地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设在香港的中资企业和各类机构工作人员。随着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沿海发达城市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港澳台籍人员选择赴内地工作。另外，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丰富，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比较而言较弱，加上本地区尚未制定雇员税法和就业保障法，使得工资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因而工资价格弹性较大，从而保证了产品价格的高弹性。
2.投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地区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经历了飞速发展，尤其是香港在中国内地的投资。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也为港澳台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带来了巨大效益，更推动了两岸四地的经济融合和贸易往来。
如表 5-5 所示，港澳台地区对内地的投资额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具体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中港澳台地区对内地的投资占比长期维持在 60%以上。在中国加入 WTO 后，受外资大量涌入的影响，尽管港澳台地区对内地投资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但所占份额降至 40%左右，而又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拐点，西方国家资本回流态势及海外投资步伐放慢明显，港澳台资在内地投资份额占比又重新站上 60%.
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对外投资的力度加大，尤其是内地对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项目数量也不断增加，2013 年内地对香港、澳门、台湾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达到 628.23 亿美元、3.94 亿美元和 1.76 亿美元。
5.1.5 两岸四地签订 CEPA、ECFA 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2003 年，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CEPA 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是中央在经贸领域支持港澳的一项重要措施。2004 年以来，内地与港澳又相继签署了 10个 CEPA 补充协议。货物贸易领域，有 2838 个税号的港澳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服务贸易领域，内地对香港、澳门开放的领域已分别达到 44 个和 43 个，优惠措施累计 278 项和262 项。CEPA 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对港澳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内地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2010 年 6 月 29 日，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领导人在重庆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英文全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英文简称 ECFA）。ECFA 协议参考了中国-东盟经济整合模式，在 WTO 允许框架下，规范两岸之间经济合作的基本活动，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和机制化。ECFA 协议内容基本涵盖了海峡两岸之间的主要经济活动：在货物贸易方面，大陆将对 539 项原产于台湾的产品实施降税，包括农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纺织产品、轻工产品、冶金产品、仪器仪表产品及医疗产品等十类。台湾将对 267 项原产于大陆的产品实施降税，降税产品包括石化产品、机械产品、纺织产品及其他产品等四类。
双方将在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不超过 2 年的时间内分 3 步对早期收获产品实现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尤其是对货币金融的开放规定中，大陆向台湾金融业提供一系列早收待遇，部分已经超过 WTO 待遇。CEPA、ECFA 签署体现了各方意在通过取消货物贸易壁垒、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经贸市场融合的愿望，也揭开了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正常化和机制化的序幕，加速了合作进程。
5.1.6“两岸四地”经济、金融的分工合作和互补性优势
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在经济结构上互补性强。内地资源丰富，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市场广阔，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香港人力资源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法律体系完善，在提供复杂的金融服务、航运服务、现代管理技能等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优势；澳门特点鲜明--以博彩业为主导、会展业及旅游业协同发展，台湾是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和设计中心，拥有先进的专业技术和资本运作能力，在电子科技、金融等领域内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两岸四地较大差异化的产业特征，一体化产生的协同作用将推动两岸四地经济发展保持在高增长轨道，在遭受外部经济冲击时，区内各成员遭受的随机冲击就可以相互抵消。
在过去的 30 年时间里，香港一直是内地参与全球经济的通道，两地经济互动持续活跃，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转口港、离岸贸易中心，内地也经由香港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与此同时，中间贸易和内地资本通道成了香港经济的重要形式，也极大的改变了其经济结构；内地与台湾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和偶发的政治紧张局势，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两岸经济联系迅速发展，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2014 年台湾对内地直接投资 20.87 亿美元，相关研究指出台湾在内地的整体投资规模仅次于香港，且在美国之上。正如 Yin-Wong Cheung（2005）所言，两岸四地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有别于欧盟“先法理后事实”的一体化形式的形成，即受内地开放政策和台湾对与内地建立经济联系的宽松政策影响，两岸四地的经济力量“战胜”了政治力量。
5.2“两岸四地”构建最优货币区面临的困难
5.2.1“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国”原则条件下的制度、法律差异
香港、澳门长期游离于祖国大陆，在殖民管治时期，内地与港澳形成中、英、葡“三国分治”的局面，回归以后实行“一国两制”.因此，无论是在殖民管治还是“一国两制”时期，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制度差异均是非常明显的。同样的，尽管两岸的“宪法”都宣称“只有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独立国家，但台湾远离大陆、长期自治，岛内政制、政治1有学者认为，内地、港、澳三地由于过去“三国分治”而造成的制度差异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孕育制度竞争的酵母。然而，由于受明、清时期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晚清政府的影响，因此，开放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制度竞争的功效在很长一段时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彼此之间尽管存在制度差异却没有有效的进行制度的正面制度交流、碰撞和融合，更不可能出现制度模仿或者制度学习的现象。随着内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在开放条件下进行各项制度的交融碰撞以及制度竞争，内地、港、澳三方在制度绩效上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一览无疑地显现出来。因此，在大趋势上是，内地向具有制度比较优势的港澳发达地区进行制度学习和制度模仿。
从现实来看，以粤港次区域合作为例，粤港双方间的制度摩擦、制度障碍甚至制度壁垒还甚为普遍，有些甚至积重难返。这主要表现在：（1）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问题。（2）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差异。（3）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严重。（4）“龙头”情结意犹未尽。
5.2.2 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
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相比，内地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过渡期，经济自由化、市场开放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两岸四地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从经济规模上看，内地经济体量、经常账户余额、国际储备等方面远超过港澳台地区的总和，而人均 GDP、社会发展和民生差异依然明显。
5.2.3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和缺乏流动性
人民币尚不是可兑换货币，在流动性方面较港币、澳门币和新台币尚有较大差距。从实际情况看，香港和澳门采取的是“货币发行局”制度，同时，澳门币从 1972 年开始与港元建立官方联系汇率（103 澳门币兑 100 港币）。相应地，1983 年港币实行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了港币的自由兑换、自由进出和币值稳定，澳门币亦通过港币与美元挂钩。台湾于 1978 年放弃盯住美元改为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汇率基本受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且对资本流动较少实行管制。当前，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资本流动尚存在较多限制，同时考虑到内地经济市场化程度、金融体系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尚需不断提高与完善，人民币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也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5.2.4“两岸四地”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还未实现一体化
从“两岸四地”的合作进程来看，内地与港澳的货物贸易已经实现自由化，内地与台湾的货物贸易也基本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则在于更高层次的服务贸易，以及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金融投资市场的深入合作。
从资本市场一体化方面来看，随着沪港通的落地、深港通尚在积极筹备当中，沪台通仍在概念阶段，两岸四地的资本市场联系正在稳步发展，但是发展层次及深入程度整体依然处于早期阶段；从货币市场一体化方面来看，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币的自由兑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对于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则仍然受到较多的限制；从金融市场投资来看，CEPA 中对规定，内地（主要是广东）率先对香港、澳门地区的金融开放已经，保险、银行等其他金融服务享受国民待遇，而港澳对内地的开放则相对滞后；ECFA 协议中，内地承诺在相关金融领域向台资开放，2013 年的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下文称“服贸协议”）进一步向台资进行金融领域开放，包括开放部分保险业务、允许在内地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支持银行业间的股权投资合作、允许台资金融机构 RQFII 方式投资内地资本市场等相关措施，但台湾仍然设有较高的门槛，两岸金融开放呈现不对等的情形，然而这仍然受台湾岛内政治及反大陆势力影响“服贸协议”的落实并不顺利，两岸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等实现一体化仍需要更大的努力。
5.2.5“两岸四地”非理性政治因素的干扰与影响
“两岸四地”在推进货币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直面政治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政治障碍和政治信息沟通的阻隔成为地区合作推向前进的最大绊脚石。在内地与港澳台关系中，澳门局势稳定，“台独”、“港独”等势力仍然相对活跃。2000 年“台独”势力民进党上台执政，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时“台独”与反“台独”成为了两岸间的主要矛盾。尽管 2008 年，马英九上台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岸恢复了制度性协商、实现了直接“三通”,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英文简称 ECFA），两岸经贸关系出现改善和积极发展，但 2014 年台湾爆发的太阳花运动或“反服贸抗争”事件，再次暴露出两岸关系稳定发展中不可小觑的“台独”势力扰动，两岸的货币合作势必会因岛内政治的复杂性与民进党“逢陆必反”政治理念而受到制约。当前，台湾行政当局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很难在矛盾重重的岛内政治环境中进一步突破限制。2014年地方选举和 2016 年的“总统”选举临近，使金融货币等方面进一步的合作协商很难短期内获得突破。对于香港，始于 2014 年 10 月前后的香港占领中环运动也将积蓄已久的“港独”问题暴露出来，以“港人自治”、普选政治、反水货客等不同噱头的团体活动一时间在舆论层面上将内地与香港对立，在“港独”势力不息、“反官仇中”思维不灭的背景下，内地与香港在构建最优货币区的合作中同样面临较大的政治与政制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