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诗史观

　　（二）诗史观
　　
　　作为"诗界革命"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诗学"三主张"思想在近代诗坛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细观《饮冰室诗话》，可以看出，其诗学理论不仅仅局限于"三长兼备",即上文所讲的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皆达。梁启超生平注重史学钻探，以其大量的研究和丰富的著述开启了近代新史学的探索之路。在治学方面，他更是认为不论学术探究还是文艺作品"皆函史性",称"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并一再强调"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从纳于史。"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为学，始终包含着浓厚深沉的历史意识，其诗学思想也不例外。

　　"诗史"之说，最早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用诗笔书写了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全面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被称之为"诗史".

　　关于杜甫"诗史"之称，首先，主要是因为唐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如著名的叙事组诗"三吏"、"三别",即是在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源而沿途征兵时所作；其次，杜甫有些诗，可以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写渝州、开州杀刺史之事，未见史书记载。最后，杜诗提供了比历史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其实，以诗写史的传统，并不是始自杜甫，汉末时期，曹操善于向民歌学习，开始借乐府写时事，如伤时悯乱之作《蒿里行》，其中所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完全实有其事。明人钟惺评价道："汉末实录，直诗史也。"由此可见，"诗史"一般是指诗人以诗歌的形式来记录社会现实，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风貌。梁启超素来重史，他继承了传统诗学中的"诗史"精神，并赋予新的理解和思考，表现在《饮冰室诗话》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1.从诗的角度出发，以诗歌内容记载历史实事。

　　梁启超在《诗话》开篇即表明，是为近人师友之诗"录之为一集",相比于其他诗话而言，《饮冰室诗话》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收录了大量同时期诗人时代气息浓厚的作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虽悲叹壮怀未了，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从政治宣传转向文学鼓动。在诗学方面，他多方搜集时贤之作，一方面勉励革命青年，另一方面这些诗作也再现了维新变革时期一段史实，反映了新诗学萌生的时代氛围和思想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社会变革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有关"诗界革命"发生的重要史料。符合梁启超具有纪实品格的诗作在《诗话》中大致有三类：

　　一是可以补史之未载的作品。在《诗话》一九四则中，梁启超十分欣赏李根源、杨发锐二人辑录关于腾越之诗歌的做法，认为此类诗歌"或足供种俗之调查，或足补历史之残缺，皆瑰宝也。"其中，摘录了近 20 位诗人描写腾越境地风情人俗、景观事物的作品，如王尧衢的《咏腾越边地种人诗十首》其二《妙猡猡》：

　　（妙猡猡皆土蛮官舍之裔，与黑白诸种猡猡迥异。耳圈环，常服用梭罗布。妇人衣胸背妆花，前不掩胫，后长曳地。衣边弯曲如旗尾，无襟带，上作井口，自头笼罩面下，桶裙细摺，专资射猎为生活。有丧则阖寨醵资为助。）官娜营长异诸蛮，胸背妆花妇女颜。跣足踏歌真个妙，芦笙吹罢舞衣还。

　　腾越（今腾冲一带）边地在未受现代文明洗礼之前，属于蛮荒之地，群山环绕，种族繁多，多以狩猎、打渔等方式生存，由于远离文化中心且居住环境封闭，受到较少人关注，其发展历史更是鲜为人知。透过上述诗歌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腾越之地生活的种族人群以及他们的基本概貌，方便外界对其了解，并有利于进行沟通。李根源、杨发锐将描述腾越的诗歌整理收集，着实填补了史书未载的残缺空白之处，因此，获得梁启超大力赞赏，他将此类诗歌大量刊载，"以广其传，且志搜讨之勤。"二是记述时局黑暗，表现国事的作品。相对而言，梁启超收录的第一类作品并不多，更多的是同道者的"革命"之作，主要表现近代社会状况，如五一则录黄公度《三哀诗》，为庚子义和团之乱死难之士悲歌，其二纪吴季清先生之死，事事详实：

　　此客甫断头，彼奴复流血；乱刃百雨点，混杀到手猾。狾犬狂号跳，奔马肆蹄啮；但是县衙人，一见辄摧捽。郎当子若孙，衣破脚不袜；同寮不肯留，望门走托钵。指名遍搜牢，牵发互瓣结；驱羊入屠肆，执箠尚鞭挞。天堂变地狱，肉花碎片割；同时遭荼毒，彼此造何业？

　　读之，让人感觉莫不悲惨壮烈，不论识与不识吴先生，都痛心疾首。梁启超认为此诗为"戊戌北京、庚子汉口诸烈以外一大悲惨之纪念也",所刻画事件真实详切，可"录之以备后之作史者参考焉".此外，《诗话》五八则中，梁启超说道："近日时局可惊可怛可哭可笑之事，层见叠出，若得《西涯乐府》之笔写之，真一绝好诗史也。"于是他便从各报中摘录了数章"谑而不虐，婉而多讽"的乐府之作，或言新文学运动，或现辰州教案事件，都是写当下之事。关于乐府诗，本就继承了古诗美刺讽喻的传统，梁启超推崇以乐府这种笔法写时局，可见，他对诗歌表现社会现实，反映历史现况的"诗史"创作方法表示服膺。《诗话》三四则所收录的新乐府《哀星轺讥辱国也》，也是写当下时事，梁启超得之后便"急攫以实我诗话",评价到"香山、西堂不是过也。"因记录维新变革时期的历史活动而被梁启超收录《诗话》中的作品还有很多，如狄平子《平等阁笔记》"记述两年来都中近事，字字令人刿心怵目。"少瘦生《辽东感事》十二首，读来"长歌当哭，普天下有心人胸中之公共块垒也。"丁叔雅《感事》"以二十八字写尽当今时局。"等等。

　　第三类是以诗表现他国历史。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广泛地学习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博考他国历史发展道路，希冀放眼世界，以求资鉴，因此，他在《诗话》中也大量收录了诸如嘉应健生"述南洋历史现状及救治之法"及狄平子分析日本初期屈降于俄国原因的《感事》四绝等诗章。一九 O 则录驻古巴大使忏余生《纪古巴乱事有感》十律，其三曰：

　　鱼丽于网雉罹罗，只怨嬴秦法太苛。铤鹿失途终走险，战龙流血渐成河。

　　奇儿帐下头颅贱（革命军初起，党首为西班牙政府捕逮者三百余人，尽以鸟铳击杀），老将灯前涕泪多（1813 年，士人揭竿再起，主动者多三十年前革命旧人，盖世代与政府为仇者）。欲作包胥何处哭，那堪衢巷有笙歌（时西班牙督师巴兰谷用兵镇静，每夜公园陈军乐，游女如云，又开跳舞会以安民心）。

　　当时古巴民政两党因争选举而构乱，美国遂以兵舰相加，夺其政权，这十律便形象生动的描述了古巴境内的时局状况，其三以中国本事起兴，接着讲述古巴革命军为保卫政权而流血牺牲，国民悲痛，外敌承欢，再现古巴国难临危，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画面，读来凄咽幽绝。梁启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此真有心人之言，不能徒以诗目之。即以诗论，杜陵诗史，亦不是过矣。"认为此十律备有杜甫"诗史"精神，不仅为海外史料之记载，且录之诗话，以警告我国人：读古巴之政变，不可不以史为鉴，"党界之足以亡国，内乱之足以召外兵",而我故国山河定不能重蹈覆辙。

　　梁启超所推崇的"诗史"观，表达的不仅是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史实，表现深刻的社会内涵，更重要的是以诗存史，以求自鉴。他认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在近代文坛中，梁启超最为敬仰的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黄遵宪，称"公度之诗，诗史也",颇加盛赞，对其创作的组诗《朝鲜叹七解》，认为是朝鲜当日政局和历史环境的重现，梁启超读此诗后，不禁感慨言："乃者俄、日战机，悬于眉睫，区区朝鲜，朝露之命，盖可知矣。而随朝鲜之覆辙者，复将有一巨灵在。"他从朝鲜战争的告急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深刻危机，警醒国人朝鲜今日之历史未可知不是我国将来之现状。由此可以看出，因诗以知史是梁启超赞许的创作方法，知史而自鉴才是其创作的目的。

　　2.从史的角度出发，以史家眼光观照诗歌品格。

　　《诗话》中他赞扬希腊诗人荷马是"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是"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称道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敦等人，"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梁启超倡导新诗学，一再强调新诗学的创作应该学习西方史诗的写作经验，同时注重吸收传统"诗史"观的思想资源，就是希望史实记载与诗歌创作可以相互观照。梁启超赞许以诗包涵深沉广阔的历史知识，但他选诗论诗，同样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离不开近代社会现实的需要。

　　因此，梁启超"诗史"观的第二重向度就是从史的角度出发，选诗论诗以史家眼光观照诗歌品格，同样包括诗人品格。回首中国近代 80 年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1840 年）到五四运动（1919 年）爆发这一期间，中国历经了清王朝晚期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的一段历史。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造就了一批爱国仁人志士，他们为维护中国主权和中华民族利益挺身而出，临难不避，极具启蒙精神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是其中代表。他们是动荡年代里不约而合并肩前进的英杰朋侪，彼此钦佩，互为倾倒。文化思想上，游疑徘徊在传统与西学二者之间，并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命运新走向的文化价值观。近代诗学就是处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切身经历过国家变乱和探究西学后的梁启超，在论诗时必然会彰显时代特征，关注民族精神的重铸。他认为要让中国立于世界，关键在于塑造"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在于培育"新民",出于这样的意识，梁启超在《诗话》中提出一重要命题--"诗肖其人".诗如何"肖其人"?从梁启超频频出现的"穆然可见其为人"、"诗外常有人"、"略窥先生"等评语中可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时事之变铸就诗人直面时代的真性情、真理想；二是诗作本身映射出的诗人人格魅力，堪称时代英雄的人物品格。

　　梁启超《诗话》中摘录的作品，大多表现的是诗人"愤时势之不可为，感时事之不遇"的时代心理症结，是他们立于时代风潮浪头意在天下的理想。他们忧念时局，关心社稷，时刻牵挂着国家的安危，如四九则录狄平子庚子秋东渡日本时，在舟中所作四绝，其一曰："急雨渡春江，狂风入秋海。辛苦总为君，可怜君不解。"寥寥数笔，就道出了诗人身世之感，君国之忧，耐人寻味。诗歌前两句不过是写自然现象，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匠心独运，生动地刻画了诗人不管春夏秋冬，不论狂风暴雨，都能够为国为君，奋不顾身的形象，然而，诗的最后发出一声"可怜君不解"的叹息，即使怀有满腔爱国热忱，一心忠君，但最终还是得不到理解，可怜"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流露出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自鸣不平的真性情。梁启超评价言：

　　"吾酷爱之，谓其为《离骚》之音也。"再如自署震生的《甲辰二十八初度自述一百韵》，作品中诗人自省二十八年来苦心口耳末学，却终无何用，面对"神州陆沉",国家"四面楚歌"的现实，激发起他对新学新知的追求和向往，"拔弦痛饮更高歌，世变苍黄何穷曰。来日苦少去日多，高天厚地安可待。"这首自述既是震生面对时变的心路历程，也是整个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真实写照，面对这种触时势以感慨的"真性情",梁启超是深有同感的，并极为赞赏，评曰："工力甚伟。读之可觇其志也。""诗肖其人"还在于诗作中对诗人生平行迹的要述、情性品志的传达，重在表现诗人之高尚人格。梁启超素来重视诗人人格培养，在关于研究屈原、杜甫、王安石等人的论文中，都会涉及到人格问题的讨论，他强调这是中国文人在儒学传统浸润下"求仁"、"修身"的首要价值取向，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至关重要。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逐渐把维新改良的思想凝聚在培育具有新理想的"新民"身上，欲重铸民族精神，重塑民族灵魂，所以他大力赞赏志行高洁的豪杰俊士，在《诗话》中更是一再称道谭嗣同、舒润祥等同道中人"志节学行".梁启超这样做，不仅仅是历史成就了这么一批人，同时也是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说，梁启超论诗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时代的发展变化，那么他所希求的具有高贵品格的人物，必定是担当得起时代重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先驱者，他认为"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先时之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如六四则，录谭嗣同《莽苍苍斋集》中一首登衡岳祝融峰时所作的诗歌：

　　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龙。

　　祝融峰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最高峰，光绪二十一年秋天，年仅 26 岁的谭嗣同登上此峰，写下了这首恢宏阔大的诗篇。首联"殊不觉"三字道出诗人年轻有活力，不觉得此峰高不可攀，充满奋发向上的精神。"四顾乃无峰",更是以夸张的手法显示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尾联连用比喻，将洞庭湖看作是"半勺水",足见诗人气概之宏大，又将自己化为湖中之龙，即将要飞腾升空，主宰世界的远大志向跃然纸上。梁启超评价言："此何等自负语！先生作此诗时，皆未出任天下事也。先时之人物，其气魄固当尔尔。"面对国家被欺压蹂躏，谭嗣同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一心为国家存亡奔走呼号，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捕入狱。《诗话》一八则录其《狱中绝笔》："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他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实为梁启超推崇的"先时之人物".这等人物，在《诗话》中赞扬的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在中国腐败的社会中，"欲以彼鬼蜮竞争以行其志"的时代先驱，如黄公度、康有为等人。《诗话》中，梁启超借符合"先觉者人格"标准的诗作，将其中传达的人格力量作为予以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将改造国民性，重塑新精神为主旨的启蒙精神贯穿到传统"诗史"观的内涵当中，是对"诗史"观一种新的认识与思考。

　　梁启超的"诗史"观是与近代这一时期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他以诗存史，既保存了这一段波诡云谲的风云政变，又符合其返观自察、启蒙的思想要求，同时，还对传统"诗史"观作出了新的探索，拓展诗学发展的新路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