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忠信观产生的渊源

　　第二章 孔子忠信观产生的渊源

　　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而研究孔子忠信观的产生，必须从社会存在出发，了解当时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才能清楚准确地把握孔子忠信观形成过程的历史的社会的渊源。尧舜时代、西周时代、春秋时代是孔子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渊源，"祖述尧舜"--孔子崇拜尧舜时代的民主平等精神；"宪章文武"-- 孔子仰慕西周时代的仁政礼治精神；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又是孔子忠信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对这三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社会意识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这对于全面研究和评价孔子的忠信观是极其必要的。

　　第一节 孔子忠信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一、尧舜时代的原初忠信。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随着原始社会分工的产生、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生产关系有了一定发展，人际关系和产品交换的复杂化使得部落内部、部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从客观条件来看，人与人、部落与部落间已经产生了某种利益关系需要调节；从主观条件看，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也意识到只有相互合作、互利互惠才能在生活环境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

　　尧舜时代并无文字记载，现存的重要文献资料是根据远古遗留下来的传说整理记录的，要探究尧舜时代是否存在道德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现存文献典籍中找寻答案。据《尚书》记载：尧帝"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克民俊德，以亲九族".这是后人赞扬尧帝的话，尧帝能够通过彰显本身诚信恭敬的品质，举用有崇高道德的人，来使得同族人和睦团结。在《荀子》"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中尧帝更是强调了忠信治国的重要品质，他对禅以帝位的舜也提出了以诚信才能治理好国家的要求。舜继承了尧帝之位后继续躬行诚信之美德，任德使能，信任厚德之人，告诫臣子处理事情以诚信公正为准。大禹也曾与舜帝讨论什么才是德政，认为德政的最终目的在于使百姓生活的好。可见，以德治国、养育人民的政治目标是被历来先哲们作为政治好坏的标准。

　　认为"祖述尧舜"的孔子更是十分推崇和赞赏尧舜时代的思想，据《礼记》记载："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①这便是孔子对舜帝大公无私品德的赞美，举人不为亲，如慈母般善待百姓，表露出孔子对"天下为公"的向往。孔子在赞扬了舜帝的品德后得出了"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结论，只有高尚品德之人，才能得到社会地位、财富、名望和长寿。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世界"更是孔子所向往与追求的。由此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以信待人是原始社会末期道德状况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不仅是孔子一直向往的理想社会，也是古代先哲们所追求的盛世景象。

　　由以上材料可知原始社会末期已有道德活动产生，而最初"忠""信"道德活动的产生是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有限。在当时，风雨雷电、洪水、干旱等自然现象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发展，而原始人类对这些自然现象的产生不能够真正理解。这样，原始人类给自然现象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认为这些神灵无时无刻不在左右人类的生存、影响人类的发展，从而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普遍崇拜和对未知力量的恐惧。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人类只能信仰自然，对自然绝对忠诚和信任，这样的忠诚和信任逐渐延伸到人与人的交往之中，这便是最初"忠""信"道德活动的产生。

　　综上所述，尧舜时代的道德活动是自发的、狭隘的，没能上升为理论成为普遍规范体系的。尽管如此，尧舜时代道德行为的存在，仍为孔子忠信观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渊源。

　　二、西周时代的由神而民。

　　如果说尧舜时代与孔子的思想有极大渊源，那么西周时代与孔子思想的渊源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西周的继续与发展，要想准确的研究孔子的忠信思想，就必须明确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也就离不开对西周时代社会性质的判断与研究；另一方面，崇尚"宪章文武"的孔子对文武周公有着强烈的仰慕之情，仅五六百年的时代差距，使得历史上有相当数量并且明确具体的文献资料可考察。

　　对于西周时代的社会性质史学界尚有争议。判断一个时代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社会的主要标准之一是社会上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为何种身份，奴隶、农奴和农民分别是古代劳动者的三种身份。奴隶是不能完全支配人身自由之人，而农奴是有一定人身自由，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之人。

　　西周时代是否存在农奴呢？根据周王朝的宗法等级制原则，周天子将除自己占有的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领主，各级领主又根据"劳役地租"的原则将土地分到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手中。我们从《诗经》中"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可以看出西周时代已有属于农奴自己的劳动工具，有自己的私田"雨我公田，逐及我私",还有通过私田的耕种来勉强维持生存的家室儿女"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农奴的存在加上殷王朝的覆灭，建立领主土地所有制这一大变革，足以说明西周时代为领主制封建社会。明确了西周时代的社会性质，就可以科学地解释孔子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即封建理论的孔子和儒家学说，其思想资料只能来源于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西周社会。

　　领主制封建社会的西周有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可较稳定并长期使用的私田，这大大提高了农奴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使得领土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上层建筑为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维持其封建统治，周王朝不仅建立了一套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礼治典章，还吸收了夏桀商纣灭亡的教训，总结出一套"敬德保民"的治国经验。

　　礼治典章实质上是一套以尊王忠君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规则，规定了统治阶级内部各等级结构以及各阶层成员之间的秩序，协调了关于祭祖、祭神、祭天、婚丧、嫁娶等各种仪式的关系。王国维先生将周礼认定为"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由此可见，周王朝所创造出来的礼不仅是一套维持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也是一种被世人认可和接受的伦理道德规范。既包含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典章秩序，又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行为以及人们对这些行为的价值判断。此外，"礼"在人民教化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然成为等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周礼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三千年封建社会等级制的"典范",也为孔子"仁"的人生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敬德保民"的思想源于西周统治者对"天命"的态度上，不同于殷商时期对"天命"的盲目崇拜，认为事无大小都要由占卜决定，听"天命"安排。

　　西周统治者根据夏桀商纣灭亡的事实已怀疑"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便是西周初年周公对夏殷两代灭亡原因的总结：失民心丧天命。只有民意才是天意的表现，而统治者则是上天派下来听取民意、保护民的，顺民心就是敬"天命",而要听取民意、裕民保民当以修德为基础。据《逸周书》记载：武王"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可见，"以德配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忠信。

　　西周时期无论文王武王，还是周公成王，都以躬行忠信为己任。文王"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他将忠信与慈爱之美德广施天下，既在个人品德方面做出了示范，又将忠信之德推行到百姓中，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武王"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他不仅听从先王教诲发扬了诚信的传统美德，还因孝顺先人的思想成为全体臣民的榜样。周公也明确表示，要想经营先王的成业，迎合百姓的心愿，各级官员就必须以诚信为先。正是历届统治者对忠信的躬行垂范，才有了西周时代的昌盛。正如《荀子》所言："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行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应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认为商汤王、周武王都是遵循了重视道德、彰明礼义、竭尽忠信的君主，才有了国家的强盛。

　　上述材料表明，西周时代"敬德保民"的开明统治思想，不仅安定了社会秩序，也使得百姓有了较为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正是孔子向往的社会，他的一生也致力于恢复西周式"仁政礼治"的封建贵族统治秩序。可以说，西周时代"仁政礼治"精神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渊源。

　　第二节 孔子忠信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经历着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代，也是社会各阶层的人被不同程度地卷入社会大动荡中的时代。社会的动荡必然会引起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某些新思潮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应运而生，从而构成了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春秋时代正是生产力得到发展的关键时期，它不仅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开始，《管子·轻重乙》提到：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农家必备的生产劳动工具中，铁器工具已占据主要地位，这必然会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再加之农耕的进一步推广使得荒芜之地得到开采，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原有的土地分配方式已满足不了农奴想要自由支配私田和扩大耕地面积的需要；另一方面，现有的剥削方式已满足不了领主阶级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这就导致领主阶级争夺领地、开辟领土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诸侯国之间、部落之间都在为了争夺利益而互相吞并。大的诸侯国有"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小的领主间争夺土地的现象则更多，如晋"欲与周争鄇田"等。大小诸侯国虽然通过兼并战争获得了土地，增加了剥削收入，但是频繁的战乱使得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正如《诗经》中所感叹："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一位卸甲退役的老兵在返乡途中对艰苦军旅生活的感叹，让人深刻体悟到战争的残酷和百姓的思归之情。百姓们渴望乐土，渴望自由，渴望脱离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

　　原有的"井田制"经济结构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各诸侯国因土地战争和对农奴的残酷统治，进一步激化了与农奴之间的矛盾，从而出现了"不肯尽力于治公田"的现象。这时西周以来的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已走到了尽头，而大小诸侯国要想壮大自己的势力，守护自己的领地，掠夺别人的领地，变革当时的剥削方式和经济结构势在必行。

　　春秋五霸中首先称霸的齐桓公，就在其相管仲的建议下实施了"相地而衰征"和"按亩而税"之制。这是一种以实物地租为主的剥削方式，即领主可以根据私田的地质情况来征收一定的实物，这样公田上的劳役地租和私田上的实物地租，两种剥削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领土阶级与农奴之间的矛盾，从而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国家政局也相对安定。鲁国在齐国之后也进行了剥削方式的改革，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这实质上也是在原有"井田制"的基础上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并根据农奴所耕私田的大小来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和齐国的"按亩而税"一样，都是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双重剥削。楚国和郑国在公元前的 548 年和 543 年也先后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实物地租在春秋时代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形态已开始了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变，"井田制"这一领主制封建社会的基石随之坍塌。孔子生逢其时，在这一经济领域发生重大变革之时，一方面试图恢复西周时代的"仁政礼治",一方面在看到战争的残酷、体恤到百姓的痛苦之后，以"仁"为核心的忠信观念逐渐形成。

　　二、动荡社会的统治危机。

　　经济结构上由领主制向地主制的急剧过渡，影响着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为王权衰落和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无论是周王朝还是大小诸侯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统治危机。

　　首先是政权的统治权利逐级旁落下移。平王东迁，东周以后，周王室衰落，虽然还保留着西周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社会等级结构，但周天子已失去了号召天下的权利，逐渐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成了徒有虚名的领袖。

　　这时候，各诸侯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周天子不但驾驭不了诸侯，反而受到他们的藐视，如打败王师的春秋小霸郑庄公,问周鼎之大小轻重的楚庄王等等。随着齐桓公、晋文公等的相继称霸，各诸侯国之间肆意进行兼并战争、争夺领土、战乱不休，结果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少数世袭卿大夫也效仿诸侯操作朝政，如"缮甲兵，具卒乘"的郑国贵族共叔段，他修整了自己的封邑地京邑，准备好了兵甲、战车和粮食，欲袭郑庄公；鲁国"三桓"--孟、季、叔孙氏各占据封邑之地瓜分了鲁国公室，以季氏为首操纵着鲁国国政等。这些在孔子看来都是"天下无道"的表现，他认为，礼乐征伐由诸侯、卿大夫甚至家臣把持的这个时代混乱到了极点。其实，这些都是随着经济结构改变而不断调整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现象。

　　诸侯国内部的混乱统治使得争权斗争加剧，各诸侯国为了权力和利益，开始对外进行兼并战争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道德失范、礼崩乐坏就是在这种内斗的状态下形成的社会现象。首先，各诸侯国君臣之间"使臣以礼、事臣以忠"的人伦关系遭到了破坏，君臣相欺、不讲信用的事情频发，以至"举言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而一些君主不以朝政为重，整日沉醉于花天酒地、旁人的阿谀奉承之中，流言盛行，谎话成篇，人与人之间相互欺骗，无信任感可言。其次，各诸侯国相继背弃盟约，征讨不休，引发外族入侵。公元前576 年，楚晋结盟仅仅 3 年，楚国就喊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公然撕毁盟约，重开战事。《诗经》中"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便是对这段祸乱的描述，着实反映出诸侯各国屡次结盟而又不能守盟，导致乱事滋生，国与国之间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诸侯国间的相互攻伐也给外族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春秋伊始就有燕、卫两国遭到山戎和北狄的入侵。管仲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协助齐桓公大败山戎、击退狄族，避免了中原文化遭到外族的大规模破坏，连孔子都感叹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再次，社会紊乱，人与人的关系失序。夫妻之间失敬失信，兄弟之间相争相斗。以致出现了大量"夫不以信以遇妇"、"每有良朋，况也永叹"的感慨。

　　政治结构上王权的衰落和内部斗争的加剧造就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象，上层社会的统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孔子出于对现实的失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竭尽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把"忠"、"信"看成是礼的重要内容，他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三、思想观念上的新思潮。

　　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势必导致思想观念上的变革。这种思想观念变革的突出表现是：某些传统观念开始动摇，新思潮的发展尚处在萌芽状态，这样的变化对孔子忠信观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

　　首先是"天命"观念的变化。在传统的天神崇拜观念中，尧舜和西周时代的人们对"天"的敬畏是无可置疑的。在人们的观念中，"天命"主宰人间的一切，拥有至高无上的的权力，认为"王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均来自于"天命",因而"王权"必须依靠"神权".所不同的是西周时期总结出一套"以德配天"的观念，周人通过殷商灭亡的教训，不再一味地相信"天命",逐渐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认为"保民"才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保民"的前提就是统治者的"敬德".而到了春秋时期，重人事轻天命的观念更为突出。随着诸侯国间连年的战乱和争夺，各大小诸侯国起起伏伏，经历着由强盛到衰败、由衰败到强盛的过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治兴衰和政治变化的原因，更多的人开始摆脱"天命"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从现实中出发，找寻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将"人道"与"天道"区分开来，认为人际间的道德规范才是人们必须崇尚和遵守的行为准则。

　　孔子正是研究"人道"这门学问较系统较深刻的人，其忠信观就是对春秋时期重人道轻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是"礼"观念的变化。自西周以来，"礼"不仅是一套维持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也是一种被世人认可和接受的伦理道德规范，既包含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典章秩序，又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行为以及人们对这些行为的价值判断。随着"天命"观念的变化，与"敬天"、"祭祖"的仪式相混的"礼",在春秋时期萌生了"礼"、"仪"分开的观念。正如鲁昭公访问晋国时，在晋国迎接到赠礼的仪式上，做得一丝不苟，却被晋国名叫女叔齐的大臣称为不懂"礼",他称："是仪也，不可谓礼。"认为"礼"是用来守护国家的，而鲁昭公本末倒置，不去体会礼的由来，却把精力全放在学习这些仪式的细枝末节上，根本称不上是懂"礼".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正是对"礼"的新看法，即"礼"与"仪"区分。可见，通常被人们当成"礼"器的那些金石宝玉、布匹绸缎、钟鼓乐器，不过是"仪"器而已。礼"与"仪"不同，"礼"是维系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核心原则，而"仪"则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在孔子看来，要改变春秋天下混乱的局面，就要提倡"礼"所规定的政治关系和秩序。

　　综观孔子忠信观的形成，其主要思想源于尧舜时代的原初忠信，是西周时代由神而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春秋时代经济、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构成了孔子忠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有以上三个时代的思想渊源，孔子才有可能以理论的形式阐释他的人生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