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在消费社会的介入及其影响分析

　　摘    要：　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的审美实践与经济活动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审美逐渐成为可资本化的对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审美资本不断介入日常生活中，使得经济和审美完成了融合，并对当代的文化艺术生产及大众审美品味的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审美资本也给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它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可能会消解审美的内在特质。为此，学者需要引导审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发挥其对审美的正向作用，避免其陷入“商品拜物教”的负面价值上。

　　关键词 :     美学研究;消费主义;文化资本;审美资本;审美品味;

　　Abstract：　In the era of consumerism,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practice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hus aesthetic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apitalized object.As a special cultural capital, aesthetic capital constantly intervenes in daily life, which completes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aesthetics.Meanwhile, i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art, also affecte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aesthetic taste.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aesthetic capital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aesthetic study.Its deep engagement in society may dispel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s.Therefore, scholars need to guide the social practice of aesthetic capital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positive role in aesthetic development, avoid falling into the negative valu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Keyword：　aesthetic study; consumerism; cultural capital; aesthetic capital; aesthetic taste;

　　20世纪以来，美学研究领域涌现出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于美的哲理思辨或美的内部形式的讨论，而是将研究视角转向一种更为开放的社会文化场域，结合人类现实生存境况，通过自觉吸收人类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等多元理论，深入探究当代审美实践的社会学转向以及美学研究所凸显的现实问题。立足于这种新的致思方向及研究现状，消费主义时代的审美资本问题也成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它在深入梳理与考察当代社会中经济要素的基础上思考了其对审美活动的介入和不断渗透，展示了经济与审美两者之间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互动、交集与关联，并进一步探究了社会资本的可审美化、审美资本在消费社会的多重介入以及审美资本对当代审美实践和美学研究所带来的新的挑战。

　　一、 消费时代审美的可资本化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曾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带来极大的进步。在此过程中，它重新塑造了社会与个人秩序，打破了旧有的情感伦理关系。二战之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率先通过新技术革新，实现了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3次工业化，并以持续的科技创新促进了工业产值的几何式增长。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推进和加快，人类不断构建起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经济共同体，而经济形态上的这种显着变化，也给整个社会的文化面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个体对感性化生存的欲望以及对文化需求的与日俱增推动了消费文化的蔓延和发展，将形形色色的消费品变成了人们的生活所需，由此使得资本的影响也深入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成为人类自身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显着表征，也毫无例外地带来工业生产模式的改变，并导致消费行为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纯自律性的美学问题在这一社会转型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审美越来越受到来自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为资本介入审美活动提供了可能。曾经被认为是无功利的审美活动也无法完全超然于资本的影响之外，特别是在科技浪潮汹涌、网络日益普及进而世界成为一体的今天，人类更加无法游离于全球化境遇或是抗拒消费主义社会的来临。

　　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内部形态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工业的发展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其中，20世纪初是第一阶段，为了提高商品吸引力的工业设计开始初步发展；“然后，第二阶段是新的经济领域——即文化产业的出现，这个产业直接转向了对大众审美欲望的满足与开发……在最后一个阶段，即80年代，这一建立在与审美欲望相关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运动加速发展，这一次的发展相比于产品，更在于品牌”[1]165。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工厂在都市空间中的边缘化，城市本身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单纯的工业生产已经不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追求目标，消费业与信息产业补上了工业边缘化后留下的城市空间，如何让商品的设计为消费者所接受成为企业追求的新目标。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城市里工厂林立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购物中心、商业广场和主题乐园。“城市脱离工业化过程转而成了消费中心，并汇聚起各种壮观场面、混合的符码，使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融合为一体，从而导致了一种面向后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2]153而在这种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文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提升。

　　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里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已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后工业社会被‘设计’为一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出现了以信息为基础的‘智力技术’。由于这些设计不同，因此经济部门的分布特点以及就业的分布特点也各不相同。”[3]29这既与前工业社会里将未经充分改造的自然作为对象的情况不同，也与工业社会里把机器生产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情况不同。尽管商品在后工业社会中依然有其作用，但服务、专业技能、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彰显生活品质的新要素。因此，在商品从工厂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信息与知识要素所扮演的角色，而不能仅仅将其置于机器生产的流水线上。

　　丹尼尔·贝尔的论述指出了信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信息时代也成为一种不同于之前传统工业生产的新发展阶段。正如利奥塔尔所言，信息所带来的信息化时代“可以成为控制并调节市场系统的‘梦想的’工具，这个市场一直扩展到知识本身，而且仅由性能原则支配”[4]226。这即是说，一方面，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信息化社会，碎片式的符号与空间经济替代了原有的商品物质；另一方面，信息社会本身也有着审美的维度，审美符号也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形式在其间流动，对信息的处理和对审美符号的处理在其中同时进行。信息所具有的流动性、压缩时空等性质使其成为沟通传统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抑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接口，诸多资本条件的形成无疑为资本的可审美化提供了社会性的基础和主要推力。

　　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审美越来越难以保持其自律性而静止地向审美主体展现。随着信息、人员和资本的流动速度加快，学者对审美问题的思考也离不开对外部社会因素的考察，由此审美成为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经验的生存性过程与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日常生活的审美很自然地与经济、资本这些要素发生直接关联，甚至将这一行为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商业策略。经济逻辑与美学逻辑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实现了融合的可能，“一旦同美学联姻，甚至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5]6。消费者从关注使用价值转向关注审美价值，导致审美活动与消费行为间也产生了深刻的联系，这使得美学甚至具有了指导社会的作用。

　　20世纪以后，消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其意涵又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代的消费问题已经不再集中于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探讨，而更多地转向了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关注。鲍德里亚将消费行为视作一种交流体系，是“建立在一个密码基础之上的明确意义和交流过程”[6]41。消费超越了简单的对物品功能的使用和占有而成为一种沟通系统，超越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而包含更多的夸示性炫耀成分，甚至成为一种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象征。在这种前提下，消费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彼此间不再是简单的使用与被使用，消费环节增加了情感和文化的表达，这使得任何消费行为都可能具有多重性内涵。基于此，普通商品成为具有不同意义的符号，当代企业主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如何获取最大利润，也包括如何构建一套消费符号体系来驯化大众的消费欲求。消费在制造不同符号的同时也被符号纳入意义生产的过程中，而“信息技术与商品生产的发展导致了后来扭转决定论方向的‘指意文化的胜利’。这样，不断发生转换的文化记号便融入了社会关系之中”[2]9。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与消费社会的发展与彼此间的相互叠合，使得学界对审美问题的讨论注定离不开经济高速发展、科技飞速进步的现实语境，美学不再是一种纯粹自律的客体而日益变得商品化。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一旦艺术品成为市场中的商品，它们也就不再专为人或物而存在，随后它们便能被理性化，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说，也就是成为完全自在的自我炫耀的存在。”[7]9可以说，在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超越了人类基本的物质需求而转向对大众消费欲望的开掘时，美学经济的形成便成为必然，审美消费也才有可能成为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如上探讨社会经济领域中诸多因素对人类审美的影响所产生的作用看，一种明显的变化是，消费主义语境下的美学资源已具备转换成一种特殊资本乃至商品形态的可能。消费社会中所塑造的审美趣味刺激了公众对某些产品的需求，这些需求反过来也会改变相关消费品的设计与生产，使得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形成了难以分割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审美和经济之间的壁垒，主动把二者加以整合以形成新的美学研究命题便成为一种必然。如今的商品形态已超越单纯的消费功能而变成一种可审视的审美对象，这就要求它在满足公众某种需求的功能之外还必须具备足够的美学特质来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鉴赏，以此吸引他们继续购买。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境下，审美能够超越传统样式而具有一种全新的独特吸引力，并能够通过为消费品赋魅来使美学与商业实现共处。在消费主义视域下，美学研究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学和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认识审美作为一种特殊资本在当代的展现方式。

　　二、 审美资本在消费社会的介入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资本看成是一种立足于经济要素的概念，考察它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现代经济样态的日趋复杂，社会学家在考察资本问题时引入了大量非经济的视角，将学界对于资本的讨论带入意涵更为丰富的社会学意义中。比如，布尔迪厄便将资本分为4种形态，除了传统的经济资本之外，他还讨论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其中又对文化资本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表述。在他看来，文化资本生存于不同的文化场域中，成为这个场域内部所有行动者区分彼此的分类标准和基本原则，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展现形式。“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8]192

　　文化资本是特定的审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书本、唱片、绘画都是常见的客体化文化资本形式，它们本身在普通的物品属性之外就有着可供审美鉴赏的特性，这使得文化资本与审美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条件下，承载了丰富艺术现象的审美便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并在当代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与传统经济意义上的资本要素越发联系紧密。在消费社会中，审美资本这一概念结合了审美与资本的双重视域，从文化经济的角度重新思考了当代审美实践活动的特征以及美学研究与经济之间的共振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同时，审美资本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美学和消费、资本因素绝对割裂的局面，重新描摹在当代资本主义消费化与信息化的生产方式下审美与资本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正如安德斯·米歇森所指出的：“审美资本主义是一个有关经济审美化的问题，它试图培育一种新发展的经济与审美现象。”[9]67因而，消费主义社会中美学研究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不再排斥审美活动与经济要素的交融，而在审美与资本合流的环境下重新去把握新的美学现象。

　　20世纪中期以来，一些艺术研究的理论家开始探索艺术行为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其中，阿诺德·贝林特结合社会学的方法提出“介入”的观点，在超越传统审美无利害观点的基础上强调艺术行为对社会现实的积极融入。他认为，现代艺术家将艺术创作融入社会中，使得艺术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代艺术强调它们与艺术生产的技术性和艺术的社会功用的功能性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再一次证实了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基本活动的联系。”[10]61这种融入不仅是心灵主观上的，更是基于情境式的。艺术品的审美意义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展示出不同的面貌，也体现出社会某一方面的具体样态。布尔迪厄在论述文化资本时也强调了它所处的场域、社会情境对某种文化资本形成的塑造作用，以及文化资本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些要素形成了不同的审美配置，“它将所有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人聚集在一起，但将他们按照他们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与其他所有人分隔”[11]92。由此，社会学成为当代艺术与美学研究积极运用的理论资源，美所处的社会空间以及外部社会性因素对审美的塑造，都给今天的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从这一角度出发，基于美学和经济相结合的审美资本与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也能够主动介入社会实践并为当代的美学研究贡献诸多新观念，在消费社会里表现出三方面的鲜明特征：

　　首先，以物质性和经济价值作为载体的商品成为可审视的审美对象，物质性与美学性开始统一。以康德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美学研究主张审美是无功利的，人们对艺术和美的追求应该超越普通的欲求需要，进而将愉悦和对象的实存表象直接结合，以实现纯粹的鉴赏判断。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个体的审美愉悦之间开始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资本主动而积极地介入人们的日常审美活动。当代的消费行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经济动机，其内涵不断丰富，“随着象征符号和神圣标识的生产，它具有了宗教性；随着自由交换是幸福的万能之源这种思想的出现，它有了思想性；因市场营销的调节能力取代国家调控能力，它有了政治性；因为消费价值和公民规则的互补性，它又具有了社会性”[1]117。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美学实践开始主动吸收曾被大力压抑的物质性，资本在物质生产上的成功被艺术品创作所借鉴，由此与那些成功的艺术作品产生了类似的精神内核。审美资本的出现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之后不断增长的情感和审美需要，另一方面又为生产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荣的关系，也塑造了全新的审美实践活动样态。

　　其次，在消费主义的塑造下，消费行为与公众的审美品味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联系。如同商品经济中消费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一样，受外部社会因素塑造的审美品味也会刺激对某些具有特定美学品质的产品的需求；反过来，这些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者对相关物品的再生产。这种回环关联的作用力使得消费成为一种彰显价值的手段，商品进一步被符号化并产生特殊的审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2]124。20世纪中叶后，美学研究越来越关注来自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审美活动无法完全脱离外部世界的社会性诸要素，人们审美品味的形成与个体对资本的占有之间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审美资本进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一种特殊的感知对象，以客体化的方式体现在具有美感价值的各类物品中，并借助消费行为进行扩散传播。在审美资本的重塑下，审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一种消费活动，审美消费和审美自主性这两个在传统美学理论中看来相矛盾的观念在审美资本的影响下得到了重组。

　　再次，消费活动与公众审美品味间的复杂关系直接导致了人们的审美品味和审美欲求都处在一个不断游移的状态中，这使得商品意义的符号性进一步加强。同时，商品生产者必须将消费者自身的审美偏好纳入生产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中。由于公众消费欲求的不确定和商品符号意义的流动性，特定群体的审美品味也将因此不断发生改变而富有可塑性，为此生产商需要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节商品的生产设计，以使其尽可能符合某一时期集体的公共审美品味。大众的审美品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了各种可能，这种多变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特殊的积极价值。“审美品味具备相当大的延展性，它能够被改变，以创造或调节能够与可用商品的不断涌现相适应的审美意见的方向。因此，审美品味的易变性不仅是能够被容忍的，它还是被推崇、被积极鼓励的。”[1]139

　　审美资本问题的提出融合了美学与社会学的视野，这种主张“回到现场”的研究路径促使美学研究将关注的目光更为主动地投向社会，思考当代审美实践的新样态。在这一话题的讨论中，艺术与资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都被重新思考，同时审美资本也对新的艺术生产方式和大众审美品味的建构产生了推动作用。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说，审美与资本的结合改变了传统形式美的认知方式，进而以一种新的视野从实践的、社会的角度关注美感与外部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消费主义的运行机制在特定状态下能够制造新的艺术形式，在资本的推动下完成艺术品从积累、展示到分配的全部过程。由此，艺术变成了一种富有生产力的特殊机器，其原本的超功利性被消解，审美资本也成为协调超功利性与消费实用性的特殊中介。从审美品味的角度来说，在资本的塑造作用下，商品生产者必须重视来自个体消费者的反馈，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利润的策略，进而转向对产品审美要素加以开发，为商品对象赋予美感，以此不断调整、适应消费者的审美品味。这一行为让审美实践活动与消费行为之间产生了全新的美学联系，研究者可以在流动循环的关系中动态地考查审美经验的传播与接受，并将审美资本改造成为审美实践活动的重要表征手段，以充满流动性的审美品味区分和重置不同群体间所拥有的审美资本，借此积极探索外在社会因素对美感展现的作用。

　　将社会维度引入审美实践，考察社会因素对审美活动的介入在当代已经成为美学研究的趋势，因而在此基础上将审美资本作为特殊的资本表现形式便有其积极意义。这种聚焦审美资本问题的方法论能够创新性地把资本和经济要素融入美学的问题域中，积极探索经济、文化等社会性因素对审美品味、审美鉴赏的影响和塑造，为消费主义视域下的当代美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三、 审美资本对当代美学的挑战

　　关注审美资本在审美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对美学研究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其意义在于重新认识和发掘审美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的整合与内在关联性。不过，对于经济和审美二者之间是否能够达到和谐状态的问题，理论界依然存在着不同声音。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既要肯定消费对审美实践的正面效应，又要着重考虑如何避免过度物质化可能带给审美特质的潜在伤害。资本与审美所发生的关联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无疑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负面倾向和消极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审美资本在消费社会的大面积介入和在日常实践中的扩展、泛化，也对当代美学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早期的发展中充满着扩张与竞争精神。这种特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并一度让人们乐观地认为这种生产力的进步与增长会是无限的。只要生产者一直抓住市场需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能长久不衰。这样的论点虽然看上去很美好，然而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可谓是困难重重。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中所产生的众多纷繁复杂的新问题，诸多有识之士已经在重新思考资本乃至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度，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文化工业等内容的严肃批判。对可持续生活的追求成为当今学者的共识，因而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所能达到的“天花板”以及这种极限状态对美学领域可能带来的影响等，都是当代审美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问题。

　　其次，审美资本话语凸显的优势在于对经济效益和大众审美需求的调和，但是这种调和有可能遮蔽人们真实的需求与欲望，因而需要个体去思考这种在消费社会中获得的审美满足感是否真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绝大多数的消费行为都是在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必需，实用性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特性。此后，随着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和物质财富空前繁荣，大众的关注点逐渐转向物品背后所承载的符号意义。当代物质对象的符号化意义更迭频繁，极富流动性，使得消费刺激下产生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带来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这种情况下，物质本身的内涵变得干瘪，其真实的价值无法体现，也使得符号化意义并不稳定。能指的空洞使得这种具有一定美学特质的商品实际上并不能符合人们的审美欲求，“由美学经济所产生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真实需要的”[12]。

　　再次，在消费主义的大旗之下，审美与资本的过度结合有可能带来对审美自主权的伤害。审美资本这一概念超越人的社群性，而将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变成“消费的人”,这使得人们不再关注周边的生活而只关心自己所能获得的愉悦感，审美需求变成了对消费欲的满足。同时，因为人们的审美品味受到生产者、媒体等多重社会因素的规约，看似自由的消费行为实际上包含着对消费者审美判断的隐形制约，在无形中存在着削弱审美主体鉴赏力的危险。然而反过来，审美品味的流动性又导致审美资本在以消费活动为主要方式的传递中充满了不确定，市场很难为公众创造出某种相对固定的品味标准。这种双重的困境使得文化商品的制造者和审美资本的接受者都无法取得完全的自主地位，进而有可能导致审美资本的传播沦为简单的商品交换，无法实现审美实践各环节对美感经验的捕捉并完成对社会群体的美育功能。

　　最后，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审美资本的影响下也有待进一步厘清。在消费主义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整合使得各种社会行为已经延伸到艺术中并积极介入艺术活动，艺术创作者有意识地将日常生活的特质与艺术本身加以整合。然而，这种整合背后的机制又是十分复杂的。艺术与社会的融合并非是一件绝对愉快的事情，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抵触，而“艺术的双重特征——自律性和社会事实就不断体现在可被感知到的依靠与冲突这两种状态之间”[13]229。这种挑战实际上秉承了马克思开创的基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对资本以及异化问题加以思考的传统。20世纪以来，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面对种种现实困境，人的主体性问题已经成为美学中重要的思考对象。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来看，一方面，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的现实没有改变也很难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伴随着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欲望取代需求加深了物恋对人的宰制。资本主义虽然极力主张个性解放，却又不得不在社会结构中控制个人，构建一种有意义的行为规范。“个人被必要地视为‘物’,视为能将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不是人。简言之，个人被分解成各种功能。”[14]7在资本主义追求物欲的刺激下，个体的自由与身体的被约束进一步分裂，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在高速经济增长所造就的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中，包括审美在内的各种对象都变得商品化，人的生活也受其宰制而日益单面。尽管审美资本在努力地协调经济与美学的矛盾，但它依然无法回避消费过后留给人的疏离感。

　　这种情感上的疏离使得审美资本给消费时代的文化生产带来了诸多弊端，集中体现在过度增殖的资本和无节制的欲望对自律式审美内在特质的戕害。在审美资本日益活跃的消费主义时代，消费行为和具体的商品都具有符号化的意义，消费已经完全被符号构建起来的意义所掌控，生产商赋予物品一种符号意义，又通过消费机制让大众接受并吸收这一符号意义。物品原本的审美功能和目标属性都发生了改变，客体对象的价值大小不仅取决于经济要素，更取决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与接触。然而信息化使得社会生产与流通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不同群体之间无法分享稳定的情感结构，其结果是导致美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变得破碎，审美资本所努力构建出的审美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面临危机。对于这种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也比较早地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思考，他们既批判文化工业的粗浅，也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单面和被物宰制而忧心忡忡，进而思考如何避免工业和经济发展对文化以及社会的负面影响。

　　阿多诺、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猛烈抨击资本聚合下所塑造出来的流水线式文化工业。他们认为这种形态“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15]137。这种模式看似让艺术变得通俗，然而却压抑了人作为个体的独特性与审美价值，使之最终迷失在假象里。在资本的宰制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扁平化；而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下，物在实际生活中支配了人，这种支配不仅体现在对身体的规约，更进一步直达人们的大脑乃至心灵。受此影响，美学和艺术也都面临着异化的危险，社会为技术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产生了许许多多“单向度的人”。在艺术的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对技术标准的追求和艺术中拒斥社会整合的元素会发生碰撞，这可能导致艺术最终做出某种妥协而付出代价。阿多诺非常警惕文化工业对艺术作品的吞噬，认为文化工业对人们没有积极的意义，艺术在文化工业的重新塑造下只会变得空洞而缺乏美感经验。这些理论家对文化工业的一系列批判虽然有其过于激进的一面，但也提醒人们应该注意到审美资本的另一面以及它给审美实践活动所带来的新挑战。审美资本可能同时兼具优美化和世俗化两方面的因素，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因而在实践中需要各环节群体的谨慎参与。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同经济资本一样，不同群体对文化资本的占有量是不同的，而审美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也会因为群体间资产、教育背景的不同而不同。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差异扩大所带来的社会裂隙，也是作为探索避免出现上述诸种弊端的可能性，雅克·朗西埃经由对“感性分配”问题的讨论力图作出新的理论尝试。近代之前，艺术和审美活动长期被视作是上层人士的专属，而在当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审美的资本化对艺术参与成本的降低，每个人都可以面对艺术品进行美感分析，获得个体经验化的审美资本。艺术品从作为知识的对象和作为欲望的对象中被剥离出来，不再涉及关于价值和等级高低的判断。对朗西埃而言，平等是其思考的出发点，他正是通过一种“平等的美学”将美感重新加以分配并塑造了自己的审美观念。“福楼拜能够利用一位农家姑娘的生活去从事他的艺术，同样，农家姑娘本人也可以将她的生活转变为艺术，并将作家的创造转变为生活方式。”[16]76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和观看者主动联合，观看者也可以像艺术家和表演者那样思考和认识美感事物，乃至参与艺术创作，以此实现一种智性上进而是美学上的平等。这一主张为研究者处理审美资本在不同群体间分配、接受的不平衡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有助于回应审美资本给当代审美实践和美学研究所带来的新挑战。

　　四、 结 语

　　审美资本的复杂性以及它与其他话语的相互叠合应引起美学研究者的重视，尤其需要综合看待经济与美学加以整合的理论性取向与尝试性实践。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物品的符号化，它使得整个社会都成为可被分析的审美化对象。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因素开始积极主动地介入审美实践，为思考学科内涵、深化相关美学问题研究提供另一种可能。但是，审美资本的概念在消费主义的作用下也会形成对文化生产和审美特征的破坏，因而也需要学者在现实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规避资本与工具理性对审美内在本质的损害。

　　消费主义时代审美资本问题的提出给美学研究带来了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视野，使得像商品设计生产与公众审美品味以及大众美感鉴赏之间的关系等新话题纷纷进入美学领域，也将审美与资本的结合这种为传统认识所排斥的内容纳入美学讨论范围，反映了经济因素对审美品味的塑造作用和对审美活动产生的深远影响。事实上，当代审美活动日益转向生活化、品味化和对个体的欲望满足，这一方面促使审美资本借助审美品味塑造大众对美的想象，同时审美资本的介入也意味着改变和重铸新的审美主体，进而产生某种新的审美特质，培育某种新的美学现象；但另一方面，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这种需求又往往具有迷惑性，对物的崇拜损害了人们对真实审美的追求，破坏了审美的内在价值。正由于消费主义固有的拜物教、感性化和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存在，它在与审美资本的融合与重构方面也存在着较明显的价值分野和鸿沟，甚至会造成文化失范的后果，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因此，当代的美学研究应该对审美资本问题保持关注，并认真思考如何引导审美活动资本化对社会的复杂作用，使其转换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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