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2.1 “第三条道路”理论概述
2.1.1“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涵义
“第三条道路”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人们曾经把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政治称之为“第三条道路”,把资本主义国家中介于自由竞争和国家垄断之间的选择也称为“第三条道路”.本文所要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指的 20 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涉及政治、经济、公民、社会、福利、全球化等各个领域的政治运动。“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吉登斯称其为一种不断适应社会和和时代的潮流发展的思维框架和制度发展模式①。它常被看作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的左派”或“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摆脱传统制度的思想局限和束缚，对社会政策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在传统欧洲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走“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
2.1.2“第三条道路”理论兴起的背景
20世纪末第三条道路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1.福利国家陷入危机
随着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的结束，西方国家陷入了石油危机所带来的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经济滞涨危机。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社会进步不定，导致现行的社会政策不断遭到挑战和质疑。经济的低增长甚至衰退导致西欧各国政府税收锐减，财政状况入不敷出，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资金规模日益被缩减，高福利水平又使得财政支出规模越来越大，政府陷入骑虎难下的窘境；另一方面，国民“福利依赖”情绪使得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需求不断增加，传统的福利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创和危机。
2.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
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中的大多数来源于工人阶级。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又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改变。支持左翼政党的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减少，以知识分子、高新技术人才和女性选民为主的“中间群体”规模快速膨胀。在这一背景下，要获得更多的支持，就必须扩大依靠力量，争取这些“中间群体”的选票。
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着全球化蔓延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为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日趋频繁，也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共赢。另一方面，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激烈的国际竞争，全球环境的恶化，国际犯罪猖獗，地区间的军事、宗教、文化冲突此起彼伏。这些问题的凸显促使人们反思当前社会政策范式的弊端，社会的发展已走到了改革边缘。
在这种全球化席卷全球和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之下，“第三条道路”理论走入了人们的视野。“第三条道路”理论认为，无论是左派所强调的国家作用，还是右派所力主的自由放任，都无法帮助福利国家走出新形势下的危机和困境。布莱尔总结说，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走向现代化并使国家取得发展的最佳道路。它绝不仅是介于传统福利国家制度和自由市场政策的妥协性道路。它以第三条道路的独特价值观念，并使各项社会政策适应全球化趋势和社会经济的变革，从而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界限。
2.1.3“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基本主张
1.坚持社会公正，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会关系
“第三条道路”坚持以社会公正为制度建设基础，主张摒弃左右两派之间的政治对立，在坚持社会公正和保护自由的基础上，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使每位公民、每个社会组织都参与到社会建设之中，培养共同精神，构建权责统一、和谐互助新型社会契约关系，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布莱尔在 1994 年当选工党领袖时的演说中提出，政府工作的目标是培育公民责任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建立一个合作包容、团结互助的现代化福利国家。
2.重新定位国家，重建政府
传统左派强调国家作用，提倡以增加社会福利来减少社会不平等，而新右派则强调市场作用，主张最大限度的减少国家干预，削弱政府作用。“第三条道路”认为，国家积极干预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是有必要的，但是必须摒弃右派孤立政府地位和左派扩大国家干预的观念，以全新的视角，重建国家，重新定位政府。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有的放矢，制度的实施方向主要集中在国家管控和维持平衡上。例如保护合法竞争，控制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制度，减少市场波动，利用市场政策实现治国目标；保障工人的健康和劳动关系等。新民主国家的建立要以下放权力为基础，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3.减少国家管制，发展新型混合经济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适度干预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把握好管控力度和范围，否则将阻碍技术革新的步伐，影响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其他经济目标的实现，因此要科学合理地减少国家管制①。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对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应限于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公正税制体系和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除此之外，吉登斯还倡导发展一种新型混合经济，这种新型经济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为基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把社会利益同样作为组织发展的目的。因此，政府在经济领域应把握好适度干预和有限自由的平衡。
4.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第三条道路”理论认为现今“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福利模式存在严重弊端。
这些弊端导致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放大，因而必须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其基本主张是：以“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以“积极福利”替代“消极福利”;国家应尽可能投资于人力资本，强调以终身教育和技能培训解决失业问题，而不是直接发放资金救助；建立“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使那些从社会政策中得到利益的公民积极履行个人义务，反哺社会②。另外，福利收支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将不再由政府包揽一切，转向通过政府与其它社会机构的合作共同完成。
2.2 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安东尼·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中所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不仅仅是对现代西方福利思想的一次梳理与总结，也被视为“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倡导的社会福利思想为深陷福利危机的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2.2.1“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思想
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福利制度导致产生“福利依赖”现象的原因是过分关注国家对社会的保障义务，而忽视了个人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应尽之责。传统的福利国家从制度上保障了公民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权利，但是却抹去了公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和义务。这种思想知道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无限放大了个人权利意识，个人要承担义务和责任则是额外的、多余的，客观上刺激了“福利依赖”现象的衍生。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实行福利救济政策成为了自私和贪婪的工具，“养懒汉”的现象层出不穷。
吉登斯批评传统的福利制度时认为，传统的福利制度往往是被动的选择，与其说是福利待遇的支付创造了依赖心理的产生，倒不如说是人们理性的利用了传统福利制度提供的好处和机会。例如在失业金的救济上，失业者就有可能通过领取到的救济金逃避工作，这其实也是在制造失业。从根本上说，福利制度的目的依然没有达到。
针对传统福利国家中个人责任缺失的情况，吉登斯认为个人权利在得到保障的同时，个人的义务范围也应相应地扩大，即“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在他看来，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提倡自律式的自由，强调有责任的权利，建立一种社会权利与个人义务并重的新型社会契约关系。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吉登斯认为个人在享受国家的救济金和必要的帮助后，应该积极地寻找工作机会，通过就业改善自己的生活困境。同时，政府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地为困难群体创造机会，鼓励奋发自强的公民意识。例如对于失业者，社会福利的救济不应该只是帮助其改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培养责任意识，促使失业者履行就业义务，以工作回报社会。福利制度的目的是提供应急之需，但不能仅仅是钱财施舍那么简单；福利制度不应该是消极的追求结果平等，而是应该积极主动的增强公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大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无责任即无权利”这一原则还包含着一种广泛包容的思想。吉登斯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责任和权利应覆盖到所有公民之上，他指出，“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思想不仅仅应该传播给社会福利中的受益者，而是将其作为公民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一个必要补充。同时，这一原则无论是对贫困者、失业者等社会弱势群体，还是政治家、富有者等社会上层阶级，必须一视同仁。
2.2.2“积极福利”的主张
为了改变被动消极的福利模式，吉登斯又提出了建立“积极福利”社会的主张。他认为，“积极的福利就是要积极作出生活决定，而不是消极地计算风险”②，福利国家要想走出困境就应该抛弃把事后救济作为社会保障主要手段的传统做法，而是应当以积极主动的福利政策代替当前的消极被动的落后政策。
1.积极的风险观
吉登斯这样定义社会风险：它不仅是公民需要极力避免或尽力降低负面影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社会推动力的外部条件。
在他看来，社会风险往往伴生着积极的方面--机会与创新。吉登斯指出，对社会风险实施有效的管理，不单单要降低风险对人们的不利影响，还要积极利用其具有发展性的一面，为公民提供和创造有利机会，促使风险承担方摆脱对福利救济的依赖，选择以工作和自我发展的方式，勇于承担并降低风险。这样做不仅对有助于化解个人风险，同时还将促使个人和社会共同进步。
他进一步指出，福利制度改革需要国家和政府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政府积极的干预不单应该保障公民面临风险时的基本生活，还包括积极开发、利用风险的作用，将风险转变为催人奋进的机会。有效的风险管理视风险为激发潜力、迎难而上、奋发进取的动力和改变命运、改善生活的有利机会，并鼓励人们努力把握这些机会，最终实现以主动进取式福利代替被动恩惠式福利的目标。吉登斯主张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应该尽可能的将资金用于学校教育、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培养方面，而不是将财政的全部或绝大部分用于直接性的资金补贴。
政府的工作将在提供全方位生活保障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为公民创造好的学习条件和就业机会，通过终身教育和培训提高公民就业能力和基本素质，而是消除公民的福利依赖心理，提升公民抵御风险、积极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提高工作水平的方式部分替代救济金的作用，以就业和教育的均等机会促进社会公平，建立一个充分显现公民自主意识的积极福利社会。
2.福利主体多元化思想
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中，政府作为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筹资方，承担着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筹集、保值增值和福利发放的义务。在西方一些高福利水平国家，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过大一直是困扰政府的最大问题，原因就在于传统福利制度下的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几乎完全由国家承担。
吉登斯认为，必须重新定位国家的作用，重新划定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他指出，在积极福利的社会中，除了政府部门，公民和社会组织也应为社会福利做出贡献，在财富创造和资源分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①他指出，积极的福利制度应该拓宽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渠道，政府应当与个人、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机构携起手来，共同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做出贡献。他说，国家、个人和其他组织应当把关注的焦点转到积极的福利上，各尽其职，共同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换而言之，积极福利社会的社会保障筹资及服务提供将不再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企业、其他机构一起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提供。
②吉登斯还主张一种有限政府责任论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保障中，政府的权力有限度的。国家固然有管理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职责，但是管理的手段必须抛弃一手包办的做法，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充分发挥公民、家庭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由国家和各种社会机构通力合作来实现。在社会福利服务供给中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取代从前自上而下的政治命令。他认为，中央集权的制度已经过时，第三部门机构的作用也远未发挥，政府应当在社会资金的分配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赋予地方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更大的权力。
③吉登斯之所以极力推崇“积极福利”的主张，目的就是为了将传统福利制度中消极的概念转变为催人奋进，积极向上的态度，改善贫困、疾病、无知的生活状况，塑造积极自主、勤奋好学的公民，将不幸变为创造幸福的机会。
2.2.3“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
“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的目标是打造一个现代化的福利国家。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建立初始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当前的福利发展模式已经跟不上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的步伐，福利国家因其自身局限和矛盾难以为继。他推出了“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的理念，以取代福利国家的传统发展理念，并实施一系列积极主动的社会政策，使传统福利制度走上现代化道路。
1.积极利用风险
当公民面对生活风险、年老、疾病、失业、贫困等情况时，“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思想呼吁建立积极的福利制度，将机会和风险联系起来，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社会福利政策中加强对各种风险的利用。吉登斯认为风险能够增强社会活力，不能仅仅因为规避风险而放弃为公民提供发展的机会。社会福利应该帮助人们获得顺利度过重大转折期的物质和精神能力，引导公民在面对困境时摆脱狭隘的物质主义和福利依赖思想，并通过终身教育不断发展技能水平，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在风险面前树立自主、自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政府的角度而言，在公民面临困境时，在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同时，应更加注重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找出最佳的解决办法，并实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鼓励其在自我发展中应对风险，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
2.强调机会平等
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关注的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通过第二次分配来实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标，进而推进社会公平。吉登斯认为，这种福利制度在原则上缺乏民主性和公平性，这种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其实是一种披着社会公平外衣的结果公平。
他认为，应把平等和多元主义并重，动态的看待平等主义，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现象存在，以促进个人的努力，集中关注机会均等。人们要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保障的同时，积极应对风险，承担个人义务，实现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公正。
在社会投资国家中，就是要变结果平等为机会平等，即满足不同群体的机会需求。国家不仅要在人们遭遇困境时提供帮助，还要在这些风险中创造出平衡均等的机会。以失业保险制度为例，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不能仅限于为失业者提供救济金，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创造培训和重新就业的机会，将这些发展机会平等地施与众人，努力为结果平等向机会平等转变创造条件。
3.投资人力资本
吉登斯倡导的“社会投资国家”不仅仅关心机会平等，还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他认为对公民潜力的开发应最大限度地取风险后的资金补偿，社会投资国家的投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培养，而非直接性利益补助，①社会投资国家也不再强调充分就业，而是把资金引向用于公民教育和培训等方面。
同样以失业保险为例，政府所要做到不是简单的为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提供临时性帮助，而是引向人力资本的投资上，尽可能的为大众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促使当事人通过教育和培训掌握新技能，为重新回归岗位或自主创业夯实基础。因此，吉登斯认为，政府应该倡终身教育的意识，并建立起一系列配套的教育项目，使人们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能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在就职中也能享受到技能培训的机会，这种教育的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老年时期。
2.3 托尼·布莱尔的社会福利思想
托尼·布莱尔是英国着名的政治家，1994 年，年仅 41 岁的布莱尔在竞选中获胜，当选英国工党主席，成为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党魁。1997 年，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了连续掌权多年的保守党，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布莱尔出任政府首相，成为 20 世纪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布莱尔在继承工党思想传统、借鉴保守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充分吸收“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发展的最佳途径，他声称，“第三条道路”理论既不同于旧左派的扩大政府干预的政策理念，又不同于新右派对自由市场主义的深信不疑，是一种旨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社会契约的新政策范式，并最终走向一个全新的现代福利社会。在其执政的 10 年时间里，他和他的“新工党”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具有鲜明的“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烙印。
2.3.1“第二代福利”思想
布莱尔认为，贝弗里奇创造了英国的第一代福利，并在当时为重振英国的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情的巨大变化，第一代福利的种种政策已不再适应新形势下英国的社会需求，第一代福利制度已经到了改革的边缘。更符合实际的“第二代福利”要在英国建立以取代旧的福利制度，这些做法包括：“第二代福利”抛弃了全力打造福利安全网的做法，将福利制度变成走向成功的助推器；“第二代福利”的目的不是施舍，而是为公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第二代福利”不仅包括维持基本生活的现金救济，还包括教育、培训以及各种福利补贴；“第二代福利”强调建立权责统一的公民身份，福利政策也不是完全由高高在上的政府掌控，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应参与进来，共同承担福利责任；新的福利制度还应该是稳定且持久的，能够不断适应急剧变化的世界。
布莱尔所提出的“第二代福利”既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权利为宗旨，同时也强调社会保障中的责任方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公民是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综合体，社会福利制度中的每一步骤也应该将这种权责统一的思想考虑其中。为了实现建立“第二代福利”这一目标，布莱尔认为最好的途径不是继续扩大福利支出的规模，而是帮助人们实现就业，通过工作改善生活状况。另外，政府应该为公民实现自我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实现这一目的最佳途径就是--教育。
2.3.2 重视发展教育
布莱尔在讲话中曾提出了“教育、教育、再教育”的口号，称教育为新工党政府的“情感所在”.执政后，他又将教育列为头等重要的工作，明确“教育将是我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否则“经济和社会的衰退将不可逆转”.
布莱尔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教育是应对新技术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武器，教育和技术才是一个国家实现持续进步的根本依靠力量。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想进行在全球化的竞争下不断发展，必须不断投资于能力的开发上，这些能力的开发最终将实现在对人民的教育上。全球化的时代是国家创造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只有在人民的潜力的开发上实现突破，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
在发展教育的途径上，布莱尔认为首先要加大教育事业的投资，将投资教育视为发展新常态，建立起高规格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培养受重视获支持的教师队伍，为公民提供高标准的基础教育；其次要树立公民的责任心，鼓励公民自发接受培训自我发展，提倡终身教育；最后，要扫除公民获得平等教育权的障碍，尽可能多地为其创造培训机会。
2.3.3 福利制度改革思想
1.消除福利依赖
传统福利体制的最大问题就是滋生福利依赖，造成“养懒汉”现象。一般来说，国家赋予的权利与公民的义务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个人义务之间的相互责任长期以来是分离的，救济金通常处于无条件、无限度的发放，这不仅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福利制度的运行也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布莱尔认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唯一出路，首要的就是要消除公民的福利依赖心理。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并不是通过救济津贴的无限制增加，而是通过公民积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个人与社会责任相结合来实现的。福利救济的受益者应该得到更好的用于摆脱依赖、走出困境的帮助，而不是更多的资金补贴。
在他看来，福利依赖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有害的，福利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福利依赖，强调公民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所以应适当削减政府的作用，给予人们就业及财政上的独立，重新划定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每个公民都要积极承担，才能实现由消极的福利制度向积极的福利制度转变。
2.变领取福利为就业
布莱尔在就任工党党魁时提出，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要建立一个以促进整体就业为核心的现代化福利体系，帮助人们走出福利依赖的陷阱。布莱尔认为，适当水平的救济金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但是在公民面临风险时，解决的最好途径不是继续提供其提供高依赖风险的现金补贴，而是创造发展性的机会，为公民提供具有长期生活保障的劳动报酬岗位，因为工作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往往比社会保障的临时性救济更为有效。
政府应强调全面就业，以工作代替福利，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福利水平的提高；应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用于提供直接的社会救济的支出，转而增加用于教育、培训及其他促进就业、创造就业机会的支出，为更多的人从领取福利转变为就业提供条件。布莱尔说，社会福利制度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仅是保障人民的生活，还将体现在民族自立上，让人民在工作中实现自立、自强。
3.提倡公私合作
布莱尔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度集权和机构臃肿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落后于社会的进步，现代化的福利国家应发挥地方政权的作用，并将部分中央权力有序合理地下放到社会层面。政府通过分散职能、权利下放以及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使得地方决策更加科学、贴近群众，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在社会保障领域这一原则同样适用。布莱尔认为，政府不应该垄断经营社会福利事业，而是应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福利机构与私营福利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提供社会保障服务。通常情况下，非政府组织私营公共福利机构与私营福利机构能比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更贴合实际的社会保障服务。政府社会保障工作的重不再是广施恩惠，而是努力向所有公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创建灵活性强、效率更高的社会保障制度。
2.3.4 福利制度改革的基本主张
在养老问题上，布莱尔认为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善老年人的贫穷生活，并深入挖掘老年人的剩余潜质，为其退休后继续发展搭建平台。所以他主张建立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国家基本养老金，并通过设立专项养老保证金、公共部门捐款等途径充实国家养老公积金，在可控的费用下提供较高的养老金。
在失业问题上，布莱尔指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失业者的风险，仅仅依靠失业救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完善法律规章制度降低失业率，加大投资于创造就业机会的投入力度，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咨询与指导，合作完成教育和培训计划，从个人到社区再到社会营造更多继续教育、技能培训的机会，帮助失业者重回工作岗位。
在社会劳动人员工资问题上，布莱尔认为应该恢复合理和有效的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不仅有效缓解了公民的生活压力，还有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降低企业因雇员频繁跳槽而产生的影响，促进企业增加培训投资，增强员工的技能水平。所以，最低工资制度应该在全社会推广使用，并使其成为雇员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时最重要的一项政策依据。
在全民保健制度上，布莱尔主张推行一个惠及全体、服务细致的全民健康保障服务体系。这一体系旨在为全体公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基于国民的健康需求，普遍覆盖社会各阶层，并且通过改革不断适应技术的进步和患者不断改变的期望值。在这一体系中，医院与医院之间不再是竞争关系，医生与医生之间也由对立走向合作，以创新的、现代化的服务形式共同为患者提供最优质最快捷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