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制度推广中农保缴费偏低问题研究(4)

(1) 经济理性的影响。比较模型2和模型1可以看到, 当加入经济理性变量后, 模型的决定系数有较大幅度提高, 从0.074提高到0.146, 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提升。在模型2中, 反映农民经济理性的三个变量对农民缴费档次变动的影响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其中, 参保对象对“养老收入期望程度”、“全家年收入”和“对养老收入来源担心程度”分别在0.1%、1%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着正向影响农民的缴费档次变动。对比这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现, “对养老收入期望程度”变量的影响程度最高, 说明农民调整缴费档次的幅度主要是基于对预期养老金水平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 在引入认知激励变量后, 三个经济理性变量的显着性仍保持不变, 并且“对养老收入期望程度”和“全家年收入”的效应与模型2相比还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 (分别是从0.290到0.296, 从0.131到0.139) ;进一步引入制度激励变量后, 三个经济理性变量的显着性保持不变。意味着认知和制度激励变量的加入并不能解释农民的经济理性对缴费档次变动的影响, 经济理性假设得到证明。

　　(2) 认知激励的影响。比较模型3和模型2发现, 引入认知激励变量后, 模型的决定系数进一步由0.146提高到0.175, 模型的拟合优度进一步得到提升。其中, 对新农保保障程度和划算程度的评价越高, 农民越可能提高缴费档次;并且“对新农保保障程度评价”的效应要大幅高于“对新农保划算程度评价”。值得注意的是, “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对缴费档次变动没有显着影响, 这一结果与已有关于政策认知与缴费档次选择研究的结果相悖。这主要与对政策认知的测量有关, 已有研究只是使用“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对政策认知进行测量, 这仅是一种浅层认知测量, 而当出现新农保保障和划算程度等深层认知测量时, 浅层认知变量反而会变得不显着了。这说明提高缴费档次的决策需要更深入的政策认知提供信息支撑, 这种认知不仅为农民选择缴费档次提供信息保障, 也是最终选择的显着影响因素。进一步比较模型4和3可以看到, 在引入“制度激励”变量后, 两个对新农保政策深层认知变量的显着性没有下降, 但对缴费档次变动的效应有所下降 (分别是从-0.406到-0.396, 从0.188到0.168) 。由此可见, 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深层认知对缴费档次变动具有显着的激励作用, 认知激励假设得到了证实。

　　(3) 制度激励的影响。模型4较之于模型3, 决定系数有一定增长, 模型的拟合优度和解释力有所提升, 制度激励假设得到证实。其中, 实施缴费差异化补贴政策对农民提高缴费档次具有显着正向效应, 这说明实施差异化缴费补贴是最重要的制度激励因素, 这一结果也与已有的实证调查结果或数据模型分析结果相一致[4,8]。而通过对比模型2、3、4的决定系数变化可以看到, 经济理性、认知激励和制度激励对模型拟合优度的贡献率分别为7.2%、2.9%和1.5%, 呈对半衰减趋势。在完全模型4当中通过比较所有显着自变量的Wald值后发现, “对养老收入期望程度” (18.110) 是最具影响力的变量, 其次是“对新农保保障程度评价” (9.133) 和“家庭年收入” (7.681) 。由此可见, 农民的缴费档次提升行为更多表现为一种经济理性, 只是部分受到了来自认知和制度激励的影响。

　　(4) 农民属性因素的影响。模型1显示, 文化程度变量和子女数量变量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对缴费档次变动有显着影响, 其中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 越倾向提升缴费档次;农民的子女数量越多, 越不倾向提升缴费档次。但是, 文化程度变量的显着性在纳入经济理性变量的模型2中就消失了, 这说明文化程度的影响被农民的经济理性削减了。文化程度变量对农民提升缴费档次的影响实质上是农民在家庭年收入和对养老收入期望程度的差异, 因为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其家庭年收入也可能较高;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对老年后的生活质量要求较高, 因此其对养老收入的期望程度也较高。子女数量影响的显着性在模型2和3中持续降低, 在模型4中消失, 这说明子女数量的影响被“对新农保保障程度评价”和“对新农保划算程度评价”等变量的影响削减了。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前后变动的动态考察, 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农民的参保行为既具有惯性也具有变动性。从缴费档次变动结果来看, 仍有接近一半参保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由此可见, 农民的参保行为具有很强的惯性, 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新农保制度的实施, “参与但不深入”的参保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提高缴费档次的参保者比重逐步提高, 这说明新农保制度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 农民选择何种缴费档次本质上是经济理性的结果。无论是从逐步回归得到的不同变量对模型拟合优度的贡献率, 还是从完整模型中各变量的影响效应来看, 经济理性变量对农民缴费档次变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另外, 在认知和制度激励变量当中, 具有显着影响的变量要么体现了对新农保制度的深层认知水平, 要么体现了“多缴费、多补贴”的利益激励, 无疑这些都有助于农民在提升缴费档次上做出理性选择。

　　第三, 农民缴费档次的提升离不开地方政府对新农保政策的认真执行。新农保作为一项好的社会政策, 单纯依靠农民自然生成的认识来提高其缴费档次, 必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此, 通过必要的组织动员和舆论推动来加深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对新农保保障程度和划算程度的评价”这些深层认知。但这些认知的改变有赖于基层政府持续不断的政策执行。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加大对地方政府做好新农保工作的激励力度。在新农保实现全覆盖之后, 应改变对地方政府新农保工作的考核方式, 将参保农民人均年度缴费额作为考核指标。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加大对该指标考核的经济奖励, 对人均缴费额度占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比重较高的地方, 可以加大缴费财政补贴力度。同时, 鼓励地方政府推动新农保缴费标准设置上的立法工作。

　　第二, 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新农保的宣传动员工作应从初期的参保发动转向政策解释, 特别是应通过简明扼要的图表, 直观、具体地做好账户结构、不同缴费档次的补贴额度和预期养老金收益等与投入产出的解释工作, 让农民更好地认识到新农保的收益水平和养老保障程度, 提高农民对新农保在养老保障和经济收益上的心理预期。利用新农保经办机构和年度保费征缴做好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 特别是做好新农保财政补贴政策调整的说明和宣传工作, 做到将制度激励有效转化为认知激励。

　　第三, 完善新农保制度设计, 增强制度激励效应。认知激励的提升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新农保制度基础之上, 否则宣传动员的结果可能会导致负向的激励效应,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设计。各地应积极探索实施非固定递进补贴模式、固定比率补贴模式与递进比率补贴模式等缴费补贴方式, “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补贴方式应能够产生充分的激励作用。同时探索根据缴费档次实施差别化基础养老金发放, 进一步激励农民选择较高档次缴费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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