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教育的历史进程及展望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大力发展继续教育, 继续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提高国民素质。而社会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全纳性、包容性、开放性的教育类型, 是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和核心枢纽。尤其在我国步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教育更有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中国社会教育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演进, 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蕴含的内容、功能和形式不同, 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会深刻影响其今后的发展。首先要对中国社会教育的历史变迁和演进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然后在回顾与追索的基础上, 借鉴历史经验, 进而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社会教育; 历史演进; 未来展望

　　社会教育是相对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而言, 由社会多元主体提供的社会化教育。其显著特点在于教育服务对象的包容性、教育活动的开放性、教育供给服务主体的公共性、社会性。社会教育从广义上来讲包括: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开展的教育、民间组织开展的教育、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及政府部门开展的社会培训、企事业单位开展的职工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成人学历教育。

　　社会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理念和宗旨不同, 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运行机理和演进理路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和升华, 会深刻影响到今后的发展。有鉴于此, 伴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 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 对社会教育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回顾与展望, 意义重大。
 

 

　　一、建国初期:扫盲教育贯穿主线, 四大教育并行发展 (1949年—1966年)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我国正式进入社会教育的全面推进阶段。1949年10月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以下简称《纲领》) 的颁布, 对各级各类教育作了全面部署, 开启了以扫盲教育为契机, 以农民教育、干部教育、职工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里程牌。

　　(一) 扫盲教育

　　扫盲教育是我国建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教育运动, 以1949年12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为契机。之后, 年年有政策, 年年完善规制, 引导扫盲教育向全面纵深发展, 并出现了三次大的高潮。

　　(二) 农民教育

　　建国初期, 农民教育以季节性的冬学教育为开端。1950年, 继教育部发出《关于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之后, 农民教育开始由季节性的业余学习转向常年业余学习, 并辅以各种分散形式的识字班或灵活多样的小组。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不断延展、扩充, 发展为农村干部教育、农村初级技术员教育。

　　(三) 干部教育

　　建国初期干部教育肇始于1951年教育部颁发的《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两个行政条例的策动。当时, 干部教育的层次定在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上。之后, 为了提高干部素质层次, 干部教育开始附设于各类高校。1956年, 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 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 倡导开设各级党校。截至1958年, 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了由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初级党校以及业余党校和夜党校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

　　(四) 职工教育

　　建国初期, 职工教育也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继1949年《纲领》提出的关于加强职工教育的相关规定之后, 1950年6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 对开展职工业余教育做了全面部署。1951年6月成立了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 负责全国职工教育的开展。截至1955年, 全国初步建立了由扫盲、初等、中等到大专的职工教育体系。此外, 这一时期的夜大、函授、广播电视教育也开始暗香浮动, 已有7所普通高校举办函授教育。1960年3月, 我国第一所电视大学———北京电视大学成立, 标志着新中国面向社会成人性质的正规社会教育正式起步。

　　二、“文革”时期:“两条腿走路” (1966年—1978年)

　　“文革”时期, “两条腿走路”,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是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办学的主旨和教育方针。社会教育也不例外, 办学形式呈现出开放化、生产化、社会化的特点, 工厂办教育、军队办教育、农村办教育蔚然成风。其主要标志是“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

　　(一) 七二一工人大学

　　1968年9月, 上海机床厂办起了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 招收本厂工人, 学制2年。设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课程, 自编教材, 自选教师, 学员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此后, 全国各地相继办起这类学校。

　　(二) 五七大学

　　1960年5月7日, 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的号令, 提出“军队是一个大学校, 学生也是如此, 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此后, 农村相继开办五七大学。[2]

　　三、改革开放前期:新的历史春天 (1978年—90年代)

　　经历了10年“文革”, 百废待兴, 伴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 各条战线呈现出新的气象和活力。社会教育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春天, 教育类型呈现多样化, 广播电视教育、函授教育和夜大学、自学考试、职工岗位培训、农村成人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一) 广播电视教育

　　继1960年的北京电视大学成立之后, 1979年,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式开学。其后,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建立了广播电视大学, 并在市、地、县设分校。招收对象为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学生, 1989年条件放宽至可招收高等专科学历教育的新生。1998底, 广播电视教育已形成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核心, 省级广播电视大学为骨干, 地级市广播电视大学分校, 县级广播电视大学工作站以及教学点组成的庞大的广播电视教育体系。

　　(二) 函授教育和夜大学

　　1980年9月, 教育部发出《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 提出了未来5年的目标:“全国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夜大学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要达到同期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三分之一以上”。1982年, 全国举办函授教育的高校达117所, 开设了几乎所有种类的102种专业。[3]到1987年底, 全国有独立的函授学院4所, 在校生3万余人;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校367所, 在校生近46万人, 连同5万名夜大学在校生, 实现了1980年教育部提出的目标。[4]

　　(三) 自学考试

　　自学考试作为开放式、自助式教育的特色模式, 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1980年, 北京市人民政府率先实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法并迅速得到国家的支持。次年1月,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 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试点, 随后辽宁省加入试点。到1985年下半年, 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到1990年, 自学考试开设专业达102个, 累计参加自学考试人数达1500万。[5]自学考试制度逐渐成为被社会各界喜爱并广为接受的社会教育形式。

　　(四) 职工岗位培训

　　职工岗位培训肇始于1981年国务院关于“双补”的号召, 即对青壮年职工进行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双补”规定。1992年, 原劳动部下发《关于加强工人培训工作的决定》, 提出对“四新”人才的培养, 并提出对企业职工相应的晋级、聘任、培训、考核及待遇制度。1996年10月, 劳动部、国家经贸委联合制定颁布了《企业职工培训规定》, 对职工接受培训的权利、培训经费制度做了规定。至此, 我国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五) 农村成人教育

　　农村成人教育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1978年6月, 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1988年, 国务院又颁布了《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截至1990年,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 全国基本上扫除文盲。之后, 国家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农村成人教育载体建设上。 (1) 加强广播电视教育。1981年, 中央12个部委和团体联合举办了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到90年代初, 省级学校、地区分校、县级分校、乡镇教学班的规模不断扩大。 (2) 加强农村三级办学网络和文化技术教育体系建设。从1979年开始, 国家着力发展村农民技术学习班、乡农民初级文化技术学校、县农民中专技术学校三级教育。1982年, 经教育部批准, 全国有4所农民高等学校。到1990年, 初步形成了农民初级、中级、高级文化技术教育体系。

　　现代社会教育的特点表现为:基于外在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教育自身内在的生长机理, 社会教育在理念、制度、类型、体系等方面不断完善。理念上:由懵懂到觉醒, 目的诉求更注重民权和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实践行动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予以策动和倡导。社会教育的制度更为健全, 类型更为多样化, 社会教育的框架体系基本上建立。与此同时, 个体的人权意识、接受教育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觉醒, 参与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社会教育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

　　四、改革开放深入期:社会教育全方位拓展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浪潮的推动, 我国社会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深度到广度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 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

　　(一) 学习型组织蓬勃发展

　　为了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2005年开始, 部分城市率先掀起实施学习型城市的“奠基”工程, 开始把各类学习型组织, 如学习型县 (市、区) 、学习型街道 (乡镇) 、学习型社区 (村) 、学习型机关和学习型企业的创建, 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 相继发布了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相关文件, 并制定了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标准。目前, 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教育主导、条块结合以及专家指导、自愿参与的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推动机制, 各类学习型组织发展势头良好。[6]尤其是带有自组织性质的学习共同体以协同、互助、共享式、体验式学习为特点, 深受居民群众喜爱。近年来, 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太原等部分大中城市的社区教育示范区和实验区, 这种学习共同体发展迅速, 充满活力。与此同时, 理论研究领域紧跟实践, 开始了一些项目实验, 通过现场观摩、体验指导, 开展研讨会, 举办培训班, 引领实践升华。

　　(二) 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和终身学习载体建设初具规模

　　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包括线下、线上两个层面。从线下平台建设情况来看, 各地的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相继对市民免费开放;并举办各类公益讲座, 成为市民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的场所。[7]从线上平台建设情况来看, 各地纷纷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加快数字化学习服务网络建设, 加强终身学习网站、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等公共学习服务平台建设。

　　全民阅读、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是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400多个城市积极举办各具特色的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等活动。终身学习活动周已形成常态机制。终身学习活动周从2005年正式启动以来, 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24个省 (区、市) 的690多个城市参与了终身学习活动周。

　　(三) 社区教育深度推展

　　社区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主阵地。我国现代意义的社区教育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以后,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社区改制, 社区教育真正发展起来。1999年, 教育部发出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发展的里程碑, 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次年, 教育部确定了8个大中城市的城区作为社区教育实验区, 启动了社区教育实验工作。截至2016年, 教育部已设立122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和127个示范区, 各省共建立500多个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8]2016年, 国家出台《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 全面引领社区教育走向深入。目前, 各地的社区教育三级办学网络已经初步建立, 社区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化, 特色品牌精品项目层出不穷, 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也在逐步提升。与此同时,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日益受到重视, 各地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观摩、举办培训班、开展专题讲座、举办学术研讨交流会等多种形式, 以提高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四) 社区社会组织蔚然兴起

　　社区社会组织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部分城市兴起。进入21世纪,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的不断走向深入,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 国家层面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 如《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重大决议》 (2006年10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年11月) , 地方政府也纷纷采取行动, 下发地方层面的相关扶持政策, 如采用提供场地、人员培训、孵化器培育、培育典型等方式, 为社会组织发展搭建平台, 捉供宽松环境。社区社会组织渗透于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社区民主自治等方方面面。其功能范围涵摄教育文化服务、慈善帮扶、社区维权等, 极大地促进了社区民众素质的提高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五) 社会培训繁荣兴盛

　　随着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 我国社会培训事业方兴未艾。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次修正,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 重新公布, 引领我国民办教育朝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同时推动了各级各类社会培训的发展。到目前为止,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类型和形式多元化的社会培训新格局。社会培训服务受众面向不同社会人群和阶层。培训内容广涉了学历教育与培训、非学历教育与培训、职业资格培训、文化休闲教育等。目前, 各类教育培训细分市场以每年20%的速度快速增长。

　　(六)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持续推进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教育所关注的问题。1992年国务院颁发农科教相结合的指示, 引领全国各地职成教一体化、农科教相结合的农村成人教育办学模式探索的行动热潮,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2012年, 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新形势, 国家启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2017年, 致力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推进新农村建设, 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发布相关政策文件, 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管理、扶持方面作了全面部署和规定。目前, 经过试点示范和探索, 已初步形成了以各类公益性涉农培训机构为主体、多种资源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当代社会教育的特点:第一, 自上而下、纵横贯通的系列政策关注民生, 与时俱进, 时代性更强, 更富有感召力。第二, 社会教育的目的和视野更为宏阔;基于学习型社会建设和“新时代”的历史背景, 社会教育发展的动力性更强。第三, 教育主旨彰显全纳性, 涵纳了社会所有人群, 覆盖面更广, 渗透性更强。第四, 服务平台更为强大, 线下线上全覆盖, 扩容性和包容性更强。第五, 群众性的基层组织, 如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学习共同体, 纷纷建立, 彰显了社会教育的充沛活力。

　　五、新时代:社会教育的未来展望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社会教育作为一种带有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的民本化、民众化、社会化的教育类型, 是解决不均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承担者, 它以其补偿性、全纳性、普惠性、广覆盖、密渗透的天然属性,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消解这些矛盾。毋庸置疑, 在新时代下, 社会教育的职责和使命责无旁贷。

　　纵观我国社会教育的历史演进, 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所蕴含的内容、功能和形式不同, 发挥的作用不同, 会对未来发展有所启示并深刻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具体来看, 社会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表现如下:

　　第一, 加强立法建设。未来推进立法进程将是社会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纵观社会教育的历史演进, 不难看出每一个历史时期和阶段都离不开政府指挥棒的作用, 推波助澜。早在周朝, 《周礼·地官说》就规定了“聚民读法”, 以教化民众;明朝统治者还发布“圣谕六训”和《劝农文》, 推行伦理教化和农业生产教育;清朝发布“圣谕十六训”, 以进行民风教化;到近代, 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布一系列“通俗教育”规程;国民革命结束后受国民政府的委托, 仅教育部先后颁布的社会教育法令达81种之多;到了现代和当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的相关社会教育法令更是不计其数。显然, 社会教育作为一项惠及民众的教育事业, 其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推动。但截至目前, 我国尚未建立社会教育法。毋庸置疑, 加强立法建设是关键。

　　第二, 推进各级各类社会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近现代乃至当代以来, 社会教育的主旨倡导民本性, 从近代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 到现代的扫盲教育、工农干部教育、职工业余教育、函授夜大电大教育、自学考试, 乃至当代在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国策号令下开展的社区教育、社会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老年教育等, 社会教育的社会性、群众性、基层性、民本性功能属性愈来愈彰显, 从而奠定了其未来发展的依循理路和基础。今后要推进各级各类社会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加强各类社会培训标准化、规范化、优质化建设, 提高其办学质量和社会效益;推进企业培训网络规模化, 要在多数大中型企业建成一批现代化教育培训中心, 或建成完备的企业学院和企业大学;加强社区教育内涵建设及特色化、品牌化建设, 提高社区民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内涵建设, 健全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成人学历教育办学机制, 规范其运行。

　　第三, 提高公共教育文化资源的开放度。社会教育具有资源开放性、共享性特点, 从周朝的“聚民读法”、金元的“庙学”、清朝的四库全书馆“七阁”到近代的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的学塾、学堂和其他设施 (藏书楼、报馆、仪器院、译书局) 的设立, 五四运动时期的图书馆、国民革命结束后的民众教育馆。乃至到现当代等, 各个历史时期的执政者都从不同程度上关注和重视社会公共文化教育设施的设置和建设。有鉴于此, 今后需要充分提高公共教育文化资源的开放度: (1) 社会公共文化设施 (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体育馆等) 向全社会高度开放, 并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与文化活动。 (2) 社区内的教育文化资源, 如图书馆、文化站、农家书屋等, 向社区广覆盖、密集性渗透。社区驻地单位, 包括企事业单位, 特别是高校教育资源, 充分向社区开放。

　　第四, 大力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近年来, 随着社区教育的推展, 我国基层社区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自组织学习形态———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是社会教育的基本细胞。学习共同体学习形式灵活, 学习理念灵动, 具有极强的草根性、亲民性、基层性和群众性, 与传统的刚性的正式学习型组织不同, 学习共同体在组织边界上更为柔性, 运行机理上更为灵动, 不是依靠外力刚性治理, 而是解放人性, 从内在呼唤、感召、催发人内在的潜能和学习主动性、创造性。今后, 需要着力培育这种带有“学习圈”性质的原子型社区学习共同体, 以激发和带动社区居民的学习潜能和热情。

　　第五, 重视扶持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由政府以外的, 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自发成立的组织, 是社会教育的基层组织者、活动开展者和发动者, 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基石。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 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教育的推动功不可没, 如宋代的带有自治教化性质的组织———“乡约”的最早出现;近代自下而上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平民教育促进委员会”、乡村建设委员会等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兴盛。到了现当代, 伴随着社区公共治理理念的推进,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治理与服务日益兴盛, 成为开展社区教育的坚强后盾。今后需要重视扶持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 尤其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 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宗旨而成立的社区群众性基层组织。要建立各种扶持与培育政策,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增强社会教育的供给和服务力。

　　第六, 加快数字化学习服务网络建设。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人类的学习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 由传统封闭式学习向基于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化环境下的开放式学习转变。与此相适应, 数字化网络学习服务平台建设是基础工程。近年来, 我国数字化学习格局已初步形成, 但尚缺乏系统的整合性, 一个统摄与覆盖全国各地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支持系统 (包括硬件设施、技术和管理等资源支持服务) 并未全面建立起来, 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整体性功能尚未发挥出来。所以, 未来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的健全和完善将是推进社会教育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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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高志敏等.中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与“行”的重温与再探[J].开放教育研究, 2017,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