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社会教育的嬗变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社会教育作为三大传统教育形式之一, 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当代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的转型时期, 社会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也极为明显, 明确行政属性、推行白话文、开创新的学习场所、成立宣讲会等都对民众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一阶段社会教育的嬗变深受政治变革、先进思潮传播、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以及江南经济水平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 清末民初社会教育也对当代社区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青年思想教育的推行有着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 社会教育; 嬗变; 价值;

　　社会教育是指“学校以外的一切文化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1]313。清末民初是中国由旧的农业社会向新的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是一个流变的概念, 它随着当时教育实践形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2], 呈现出多样化态势。随着“新政”的开展, 社会上许多的有识之士努力地传播新思想, 启发人民大众的觉悟, “作新民”和“民众思想的觉醒”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的宗旨, 传播“新学”和改造人民的品德行为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对于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教育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其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本文拟从清末民初社会教育嬗变的表现、成因和对当代教育的启示等几个方面略加探讨。

　　一、清末民初社会教育嬗变的内容

　　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不同于传统社会教育, 其在教育属性、教育载体以及教育场所、设施等多领域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教育的新动向。

　　(一) 明确了社会教育的行政属性

　　为了使新政能够顺利实施, 在实施新政初期, 清廷便屡次降诏书, 提倡社会新风气, 改变旧的社会生活, 突出教育的主要功能。在预备立宪之后, 清廷认为不启迪民智, 一些民众对于教育的认知和地位还存在偏差, 将对宪政的推行产生强大的阻力。“今者我国之人民程度智识未大开, 功德犹未尽力, 试询以宪法成立后, 百姓之对付于国家当有如何关系, 如何担负, 如何责任, 则蚩蚩未必尽有此政治思想也, 亦何取是组织宪法为哉。故今日而不行宪法则已, 其必行宪法也, 应以普及教育为入手之方……必教育普及而宪法乃有树立之时。”[3]229所以为了更好地实施“新政”, 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颁布关于教育的相关法规, 逐步提升社会教育的地位。

　　在民国初年, 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把社会教育的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德国多年的学习生活中发现欧洲社会教育与我们国家社会教育的差距, 我国受教育的人数远远低于欧洲国家, 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进行教育部官职草拟的时候, 特别增加设立了社会教育司, 同时对社会教育司的职责进行了规定:“一、关于通俗教育及演讲会事项;二、关于感化事项;三、关于通俗礼仪事项;四、关于文艺音乐演剧事项;五、关于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六、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七、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八、关于各种通俗博物馆通俗图书馆事项;九、关于公众体育及游戏事项。”[4]291-292通过1914年7月公布的教育部管制来看, 社会教育已经逐步纳入了教育行政体系当中, 并且和普通教育司以及专门教育司处于并列地位, 这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至此, 无论是清政府为实施“新政”推行社会教育抑或是民国初年特别增加设立社会教育司, 均示明社会教育已然被纳入了公权力行使的范畴之内, 这即意味着, 因教育主体的确立化, 社会教育也即被赋予了行政属性。

　　(二) 推行白话文

　　在清朝末期, 使用白话的风气越来越盛行, 文言文仅仅为官方代表和文人志士所使用。这主要由于文言文对于许多社会下层的老百姓来说晦涩抽象, 而白话文的出现, 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易懂醒目”成为其最主要的特点。而随着人们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 在传播方面, 由于报刊的出现, 更为白话文的推行提供了重要载体, 阅读白话文的报刊成为一些识字阶层在文化生活中的新方式。传统的报刊发卖对象一般为官员, 为了方便让他们了解朝中政事和官场的一些变化以及动态, 其内容一般比较固定, 与老百姓生活较远, 同时购阅者也大多为官阶, 所以更多的是采用文言文的形式。为了扩大消费人群与受众, 一些报刊开始使用白话文来报道, 并且增加了许多实用的信息, 以迎合大多数阶层的口味。以《申报》为例, “其当天创刊号刊出《本馆告白》说明该报宗旨:仿效西国‘新闻纸’, ‘纪述当今时事, 文则质而不俚, 事则简而能详, 上而学士大夫, 下及农工商贾, 皆能通晓者’。并标榜内容‘务求其真实无妄, 使观者明白易晓’, 真实客观、雅俗共赏”[5]215。该报纸通过浅显易懂的载文方式, 行文多使用白话文, 使略通文字的商贾市民都可以进行阅读, 显而易见, 在社会当中, 白话文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 并且也逐渐成为社会教育的一种新方式。

　　由于白话文对于宣传教育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所以除了报刊之外, 一些文学小说、文字公告等等也大都采用白话的形式。为了扩大小说的发行量, 出版商积极发行白话小说, 这些小说的数量多达上千种, 同时在街上随处可见白话文的告示, 一些工厂、作坊招学徒工徒, 寻人告示, 学堂招学生等等也都通过白话文的形式张贴于大街上供老百姓观看。民间这种自发性的对白话文的推崇也“自下而上”影响了官方对白话文的态度。官方对于白话文的重视程度也是日益提升, 官府为了把命令上传下达并取得良好效果, 大力推行白话文,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 后面的公告也多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现。1902年, 张謇等人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出版机构———翰墨林印书局, 该书局成为当时南通文化、教育、宣传出版印刷的重要机构, 通过白话文的形式, 让老百姓既能够了解足够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又能够对清末朝廷和民国政府的一些文件有所了解, 这对于社会教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 无论是白话形式报刊的盛行, 还是官方通告对白话文的采用, 或是现代化出版机构的出现, 均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白话文的盛行。而白话文的盛行即意味着, 无论是具有公权属性的政策性文件抑或是饱含文学素养的文学作品等, 均因白话文本身不同于文言文的简易通俗, 开始能够最大范围地辐射到广大社会民众, 进而逐渐提高民众的精神素养, 实现社会教育的目的。

　　(三) 开创新的学习场所与设施

　　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 图书馆教育有着其特殊的地位。图书馆文化对于启迪老百姓的思想, 增长他们的知识是大有益处的。在20世纪初期, 张謇曾经许多次上书清政府, 呼吁能够创建新图书馆, 他提出“国家需建图书馆, 以国家图书馆为龙头来带动地方图书馆及出版事业的发展, 这是传文化、开民智、增学养的重要方法”[6]95。到了1906年, 一些出洋考察的大臣纷纷认为图书馆的开放对于广开民智、传承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他们说:“世界日进文明, 典籍乃益臻繁富, 收藏庋置, 非国家有此全力, 不能求其赅备无遗。……盖教育己行, 不识字之人必少, 求取既便, 应研考之学方多, 此其足以导民者一也。”[7]这也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 宣统元年 (1909年) 批准设立京师图书馆, 宣统二年 (1910年) 建成 (为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 宣统四年 (1912年) 正式开馆。自此以后, 各地的有识之士纷纷投入图书馆的创建中, 程德全将军创立了齐齐哈尔图书馆, 该图书馆为黑龙江最早的图书馆。民国年间, 胡思敬在南昌三道桥濒湖堂内新建了一座大楼, 并自号‘退庐居士’, 将大楼命名为“退庐图书馆”。馆内专门辟有“问影楼”, 作藏书之用, 同时, 在楼下开设阅览室。据了解, 期间退庐图书馆的阅览室内每日座无虚席, 在南昌颇有盛名。

　　图书馆如火如荼的兴起, 阅报社也跟随着图书、报刊等读物的增加而产生。最初, 一些知识分子为了开启民智, 让社会中的老百姓能够开阔视野, 了解社会, 增加知识, 通过个人或集体众筹多种读物供民众阅读, 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加, 开设了新的场所———阅报社。随着时间的推移, 阅报社遍地开花, 逐渐被大家接受, 成为社会教育的一种新形式, 不管是在自治公所或闹市处, 还是学校或庙宇, 总之人多的地方几乎都设有阅报处。到了后期, 这些阅报社渐渐形成阅报会, 成了规模较大的组织。这些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民间普及社会教育, 除了让民众了解知识外, 一些阅报社还开设识字学习班, 帮助下层民众识汉字, 同时这些阅报社的工作人员也大都为兼职, 无一人领薪水。

　　建立图书馆、设立阅报社是普及教育、改良风气的重要举措, 其他如设置教育会, 成立图书有限公司, 商品陈列所, 建设公园、气象台等等新方式, 都直接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 并且在增进民众智慧、改良社会风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四) 成立演讲所

　　清末实施“新政”后, 为了更好地教化民众, 演说风气逐渐在全国盛行开来, 江苏、浙江等地纷纷成立了演讲所, 这些宣讲所涉及的面较为广泛, 所以除了体现自身的文化特点以外, 演讲的内容还有利于社会下层民众摆脱传统的愚昧思想、接受新知识与新文化。民国初年, 政府既向各省下达通知, “社会教育亦为今日当务之急, 入手之方, 宜先注重宣讲, 即请贵府就本省情形, 暂定临时宣讲标准, 选辑资料, 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8], 随后各地成立的演讲所数量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 1901至1905这4年间, 在江浙地区成立的以演说为主要目的社会演讲团体就已经达到了25个。这些演讲所通过宣讲进行的社会教育是“以启蒙为目的的知识创造活动”[9]69, 演讲的内容则是积极地宣传“新民”理论, 还集中关注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为培养具有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市民思想的新型人才而摇旗呐喊, 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为‘维新’、为‘时务’而兴学育才的思路”[6]208。

　　随着社会教育的发展, 一些地区也专门成立了“妇女宣讲会”。清末民初, 社会教育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 与此同时, 一些倡导妇女独立解放的运动也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中国的传统礼教, 让妇女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宣统三年 (1911年) , 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的张謇为了让妇女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 提倡设立妇女宣讲会。此后, 南通教育会在1912年成立了妇女宣讲会, 该宣讲会的目的在于提高妇女的道德情操, 扩大妇女的知识面。每逢宣讲会, 场面非常宏大, 形式也是各不相同, 而演讲的内容也是围绕妇女应当如何成为贤妻良母, 如何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 如何具有一颗仁爱与关怀之心等等。除了一般性地在礼堂进行宣讲, 有些地方的妇女宣讲会还会进行刺绣展览会、女工游艺会, 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展开演讲活动。在全国兴起的妇女宣讲会, 是对传统封建伦理的挑战, 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超越, 也是对社会教育一个很好的补充。

　　上述各类宣讲团体, 深入民间, 是除了学校之外对下层民众进行教育的有效手段, 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 通过直接的信息传递、现场情绪的渲染等能够对提升老百姓的品行、传播先进科学文化带来正面的效应, 其在社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清末民初社会教育嬗变的原因

　　探析清末民初社会教育发展的演变, 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的变化背后都一定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 而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也是决定其嬗变的原因。

　　(一) 政治变革是社会教育嬗变的内在动力

　　清末, 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推出了“新政”。“新政”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了经济、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军事等等, 此次“新政”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大于此前的戊戌变法。如果说“兴西学”是舶来品, 是西方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 那么“教育自由”的呼声则是清廷进行政治变革的结果。在剧烈的政治变革当中, 教育所受的影响也比较大, 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也规定了新学制,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 分为蒙养院、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三级;第二段为中等教育, 只有中学堂一级;第三段为高等教育, 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分科大学及通儒院三级”[4]228。同时设立了大量的新式学堂, 如京师大学堂、船政学堂、四川高等学堂等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到了“预备立宪”的时期, “简易识字学塾”的设立被提及, 主要用来弥补下层民众教育的不足, 通过政治上的变革带动社会教育的发展, 让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此后, 虽然由于革命风暴的兴起, 政府没有能够扩大设立识字学塾, 但许多民间团体和组织都自发响应, 到后来的图书馆、博物馆、教育社、体育场等都是由这样的团体创办的。

　　到了民国的政治变革时期,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教育的发展。蔡元培先生提出“以为必存极广之社会教育, 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 乃可谓教育普及”[8]450-451, 所以在政治变革的浪潮中, 他希望能够改善社会教育的现状, 进一步提高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从而到后面政府部门宣布成立社会教育司, 至1912年, 江苏省教育厅也建立了社会教育司, 以“巩固社教防闲, 尊崇公众道德, 鼓励国家观念, 阐扬共和原理, 灌输实业知识, 注重体育卫生, 提倡家庭教育, 解释现行法令”[10]830。

　　所以, 无论清政府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而推行的“新政”, 还是民国初期深受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影响而进行的政治变革, 均催生了不同形式社会教育的出现, 社会教育也在政治变革的历程中不断地得以发展和完善。

　　(二) 先进思潮的传播成为社会教育嬗变的外在因素

　　先进思潮对社会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批判了旧的思想和教育制度。传统的教育以古代儒学为基础, 注重对人伦理的教化, 但是在教与学的过程当中, 主要靠死记硬背, 将伦理道德观念强加于人们。旧的传统思想与教育制度虽然为政府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 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它不仅将人们的思想禁锢, 更是阻碍了人们追寻自己合理利益的诉求。当西方的船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 西方文化也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洋人在中国办工厂、开学校、设报刊, 通过各种方式让中国人来了解, 这使得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古老的东方文明不得不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许多爱国青年意识到再也不能够坐井观天了, 需要改变传统落后的封建礼教, 让大家看到“西学”的意义, 这也是众多仁人志士推行社会教育的初衷。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 在中国存在超过10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落下帷幕。由此可见, 19世纪下半叶, 晚清时期的传统教育根本适应不了新的救亡图存的使命和近代化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 对西方先进思想进行大力宣传。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 最早的引路人是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学校。一些教会学校引入西方的教育制度与理念, 并对此大范围宣传, 不但学校教育向西方靠拢, 而且社会教育也体现了西式教育理念。比如, 19世纪末电影传入中国, 中国人也自己成立了电影公司, 拍摄了许多纪录片、故事片, 增加了社会教育的趣味性。学习西方、标榜文明, 新派人士多宣传移风易俗, 戒缠足、讲究卫生, 让生活习惯从根本上变得“文明”, 而城市的一些公共休闲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向西方学习的文化生活也日趋活跃。1904年, 各省教育部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关于课程设置的规定, 纷纷在本地学堂开设音乐课, 并完全仿照欧洲的教育模式, 同时由于一些教会学校中开展了体育运动并得到宣传, 清政府在实行新政后也开始重视体育。

　　总的来说, 先进思潮引起了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 更多的民众开始觉醒, 催生了其在社会更大范围内传播先进社会思潮的初心, 社会教育也随之得以发展, 因此可以说先进思潮的传播是社会教育嬗变重要的外在因素。

　　(三)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社会教育嬗变的重要条件

　　“男尊女卑”一直作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基调之一,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 女子不接受教育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即使让她们接受教育也只是学习一些妇孺之道, 时刻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来束缚她们的思想。当然, 这是古代历史的特定产物, 是建立在封建社会传统的小农经济、儒家文化基础上的, 即使到了20世纪初期, 清政府确立的《奏定学堂章程》也没有规定女子的受教育权利和地位。一些学者认为要想让中国富裕发达, 离不开女学的发展, 经元善曾经说过, “女学尤为教善中本原之本原, 欲图中国转弱为强, 莫亟于此”[11]215。孙中山先生也认为, “天赋人权, 男女本非悬殊, 平等大众, 心同此理”[12]358。后来, 女权运动也逐渐在中国兴起, 一些女子学校的影响力在同一时期也不断扩大, 呼吁男女平等、振兴女学的声音也日益高涨。张謇先生对女学也有着独特的看法, 他认为, “学之不明, 而千百年来女界乃独罹其黑暗矣。欲救其弊, 唯有兴学。兴学之本, 唯有师范”[13]62。

　　随着社会风气大开, 民主自由思想不断深入人心, 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随着报刊业的发达, 一些女性也自创报刊进行大规模宣传, 通过报刊来介绍国外的家庭生活、婚姻理念,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宣传妇女的思想解放, 对于开启女子心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张謇于1902年创办国家第一个民立师范学校的基础上, 又在1905年筹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同年, 侯鸿鉴先生为了促进女性教育的发展在无锡开办了竞志女学;1906年, 苏州也有了振华女学, 对于当代女学发展大有裨益。

　　解放妇女思想, 帮助她们促进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封建思想的挑战,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女性开始接受教育, 学习知识, 掌握必要的技能, 这不仅为社会教育增加了“女性”这一广大的受众群体, 同时也为社会教育增添了新内容, 成为社会教育嬗变的重要条件。

　　(四) 江南经济水平的提升为社会教育的嬗变提供了物质保证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都是经济发达的区域, 到了清朝, 生产力水平较之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随后出现了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关系, 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 江南地区交通便利, 有利于各地的贸易往来, 对于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清末民初,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并且加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有别于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江南地区的民众在战争时期反抗外来入侵列强的同时, 也在积极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 许多仁人志士和普通老百姓都加入到队伍中来, 努力寻求前进的方向和路径。在这样的情况下, 民族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迅速崛起, 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由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重要地位, 区域内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 为国家经济增长添加了新能量。

　　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得益于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为社会教育提供了更加有利和便捷的保障。以江苏无锡为例, 在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 无锡的工业生产总值和上海不相上下, 成为江苏省内的龙头老大。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保障, 无锡教育经费的投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出版图书、投资图书馆、兴建博物馆, 这些促进社会教育发展的设施数量比以前多了。而在南通市, “各种教育基本都由张謇等规划和筹建经费”[14]215, 张謇之所以能做到经费的出资, 也得益于他创办的企业, 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再投入到教育、文化、城建等各项事业当中。

　　由此可见, 经济是发展社会教育的基础,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皆是如此, 江南经济水平的提升也是江南地区社会教育发展尤为兴盛的重要因素, 其为所属区域的社会教育提供了坚定的物质保障。

　　三、清末民初社会教育嬗变的启示

　　清末民初是开启中国近代化的一段特殊时期, 这段时期在与西方列强不断接触中开始了社会转型, 这一转型既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 更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对当代的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 对当代社区教育的启示

　　社区教育是以居民的居住区为中心的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 大力开展社区教育有利于启迪民智, 丰富居民的生活。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的特点, 可充分利用其经验来创新当代的社区教育。

　　首先, 积极调动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社区教育, 扩大社区教育的影响力。社区教育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之一就是资源, 各个社区应当主动联系相关部门, 探讨社区教育的共建与创新。面向民众、服务民众应当成为其宗旨, 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界人士广泛地参与到社区教育中来, 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以便更好地服务社区教育。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在这些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 许多有识之士主动加强与政府和企业的联系, 争取物质资源, 如开设阅报处, 成立图书馆, 建设博物馆等等。同时, 为加大宣传力度, 扩大受众人群, 许多社会下层民众也纷纷加入到社会教育行列中来, 这些实践与主张对于现代社区教育的构建具有启迪作用。

　　其次, 开展特色活动, 丰富居民生活。清末民初, “下乡宣讲”、“开设识字学塾”等活动既提升了下层老百姓的综合素质水平, 又满足了大众对文化的渴求, 强化了社会教育的应有功能。新时代, 开展特色活动始终贯穿于社会教育的主线。各个社区可以围绕所处区域的特点, 推行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如可以组织居民定期举行绘画、剪纸、印染等活动, 通过专业老师的讲授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 也可以积极推行“书香社区”活动, 成立读书角, 向社会各界征集公益图书来满足需要, 并定期举行“共读一本书”、“走近名家”等系列活动。为了进一步拓展社区教育内容, 增强居民的获得感, 相关部门和单位还可以尝试建立文化体验中心, 实行免门票制度, 让居民切身体验陶艺、插花、书法等现代项目, 并紧跟时代脉搏, 充分利用3D打印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科技, 充分满足广大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最后, 确立服务型与终身型的目标定位, 借鉴合理的教育经验。居民是社区教育的主体, 要强化居民终生学习的概念, 调动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社区始终秉持服务居民这一目标定位, 各社区之间可以联合成立“公益课堂中心”, 在社会教育的实践中也强调学习的平等, 不分年龄、性别、职业等因素, 课堂中心可以引进当前大学里比较火的慕课, 让居民也能切实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与此同时, 要积极吸取不同区域的先进经验, 顺应自身发展的需要, 完善社区教育体系, 与走在前列的国外社区教育相融合, 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 并加以本土化改造, 这些对于当代社区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多措并举, 共同推动现代化社区教育的顺利开展。

　　(二) 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社会教育对社会培养新型人才,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纵览清末民初社会教育的变化轨迹, 对于我们培养技术专业型人才和构建符合社会需要的职业教育体系都能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方面, 当代职业教育要以培养“德艺双馨”、“吃苦耐劳”的学生为目标, 注重学生品行的培养。在1913年, 张謇先生于《银行专修科演说》中指出:“诸生将来之地位, 必不能无差异, 然亦在诸生自为之耳。如道德优美、学术纯粹者, 又何患乎莫之用哉?今在实践室内, 当锻炼一种耐烦耐劳之习惯, 首重道德, 次则学术。”[13]110很明显, 在清末民初社会教育中就已经强调了从事实业之人的道德品行的重要性。当代的职业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行, 通过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比如, 通过在校期间的集中时间, 如课堂中进行专项道德教育活动, 而课后可以规定学生参与社团与学术活动来进行渗透性的教育。学校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和重视法律法规和制度外的道德约束, “而且注重道德主体的道德内化、道德内省和自我修养, 启发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 形成主体的内在道德约束”[15], 从而加强职业学校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而“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也同样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内容。“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 为成功之不二法门”[13]112, 现代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吃苦的精神, 其中远大的志向不仅是实现自己远大的梦想, 更要立足于社会, 服务于人民, 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吃苦的精神是职业技术人才不可缺少的, 从事职业技术类的人才, 一般需要付出更多的脑力和体力劳动,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 要告诫学生脚踏实地, 勤勤恳恳地完成每一份工作, 这样进入社会才能取得成功。

　　另一方面, 当代职业教育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固然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培育, 但需要明确的是, 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都是直接从事技术的人才, 因此必须注重加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职业教育不仅仅是职业学校的任务, 更是家庭、社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个庞大系统任务。社会多方力量应该积极地引导职业教育, 构建校企合作模式, 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而不是培养学生成为廉价劳动力和纯粹帮企业获得可观的利润进行的“机械化”的存在。社会的企业家和热心人士可以参与到职业教育管理中来。例如, 个人和团体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为职业院校增添实践设备, 成立公益基金作为对动手能力强的学生的奖励。职业院校要加强与本科院校、企业的合作, 根据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来共同开发教材, 让他们在社会中能够做到学以致用。总的来说, 加强各部门、各企业对职业教育的监管与合作, 平衡职业教育的管理机制, 构建充满活力、立足社会、服务社会的职业教育系统, 对于现代职业教育成功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三) 对当代青年思想教育的启示

　　***总书记指出, “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16]280。所以, 对当代青年进行思想教育有利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7]61。而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能够为我们更好地开展青年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第一, 注重思想教育的育人与文化认同功能。从清末民初社会教育的嬗变来看, 社会教育始终承担着文化育人的功能, 比如, 猛烈地对封建礼教进行抨击, 加快妇女解放的进程, 促进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 促进教育文化的发展等等, 这既是实现下层群众和妇女人格独立的条件, 也是对社会教育具体内容的完整体现。如今, 在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时, 要突出青年的主体地位, 突出“育人”这一重要过程,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青年“修身养性”、“志成大业”的思想进行传播与创新, 而对于西方文明世界中, 选择先进的和有利于青年全面发展的文化对青年进行浸润式教育。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不同文化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与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时要着重培养他们的文化辨别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 注重思想教育方式的创新。传统的社会教育, 可以通过报纸的宣传、增设阅报处等方式来达到社会教育取得成功的良好效果。但在今天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 就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社会教育模式, 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创新青年思想教育方式。首先, 新媒体可以运用先进大数据技术, 对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搜集、整理, 通过数据的分析来进行合理的定位, 使我们对青年的状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清晰的掌握。其次, 根据掌握的动态, 运用不同的新媒体发挥各自的特点与优势从而解决青年的困惑, 例如, 微信公众号可以每日进行有价值文章的推送, 并隔一段时间进行调查, 根据不同的需求再进行调整。最后, 同样是利用大数据平台, 对以往的数据和内容进行保存汇总, 这样以后的工作完全有经验可循, 从而达到对青年思想教育的良好效果。

　　结语

　　清末民初是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该阶段的社会教育特征较为鲜明, 其深受政治、文化、意识、经济等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 在教育属性、教育载体以及教育场所、设施等多领域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教育的新动向。这也对当代教育, 尤其是在社区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青年思想教育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当然, 清末民初社会教育的当代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亦可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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