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发展援助（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IDA） 体系中主要扮演受援国的角色。而自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等新兴援助国（emerging donor） 在国际援助舞台的地位日渐凸显。然而，由于遵循与传统援助国不同的援助理念和做法，加之自身缺乏对外援助经验，中国的对外援助一直为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受援国所诟病。对于外界的各种批评，中国官方曾一再尝试澄清，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这些辩词并不能令人信服。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的透明度一直很低，从不对外公布详细的受援国名单和受援数额，严重制约了相关的经验研究。正因如此，从实证角度探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与西方援助国所倡导的"援助有效性"（aid effectiveness） ①理念不同，中国采用"发展有效性"（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理念评估其对外援助的效果，即强调援助对受援国的贸易、经济增长以及减贫等的实际效果。特别地，随着2005 年"促贸援助"（Aid for Trade,AfT） 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援助对受援国国际贸易的催化和促进作用逐渐引起援助国尤其是新兴援助国的重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也成为其评估援助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由于一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本优势，而且相对于生产成本来讲，国际贸易成本在商品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两部分）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夏先良，2011） .因此，援助对受援国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削减其贸易成本来实现的。鉴于此，本文将集中考察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包括出口成本和进口成本） 的影响效应，以此作为评估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效果的参考。

　　纵观援助领域，关于援助与受援国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具体到援助与贸易成本关系的文献则更为罕见。目前，仅有 Cali 和 Te Velde（2011） 、黄梅波和朱丹丹（2014） 研究了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且均以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为研究对象。其中，Cali 和 Te Velde（2011） 采用面板数据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出，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Trade Policy and Regulation Aid） 、经济基础设施援助（Economic Infrastructure & Services Aid） 都能够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对进口成本没有显着影响。黄梅波和朱丹丹（2014） 进一步扩展了 Cali 和 Te Velde（2011） 的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 估计发现，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及经济基础设施援助既可以明显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又可以显着降低其进口成本； 更重要的是，不同类别的援助对不同收入水平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削减效应不同。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在理论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一，没有深入地研究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 其二，关于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贸易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选择新兴援助国即中国的对外援助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效应，填补了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不足； 第二，采用相关方法计算出中国对非洲部分受援国的援助数额，为以后的经验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结合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系统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具体作用机制。

　　二、理论机制分析

　　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商品最终到达消费者所需支付的所有成本，具体包括政策壁垒 （即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 成本、运输成本、履约成本、法律监管成本、当地分销成本、汇率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图 1 显示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贸易成本削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通过影响运输成本、政策壁垒成本、分销成本和信息成本来达到削减受援国贸易成本的目标。具体而言：

　　第一，削减运输成本。在贸易成本中，运输成本占据很大的比重。然而，对于很多贫困的受援国来讲，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普遍较少，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仓储和道路质量都比较落后，港口装卸条件和吞吐量也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无法满足本国开展国际贸易的运输需求，更是会制约区内贸易一体化。基础设施援助正是为了弥补受援国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以及改善其运输条件。援助国一般会通过项目援助的形式，帮助受援国建设和维护大型基础设施，培养相关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从而改善受援国的运输条件，降低与贸易相关的运输成本。《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指出，1951 ~ 2009年底，中国政府优惠贷款中经济基础设施部门占比高达 61%,尽管 2010 ~2012 年该占比下降至 45%,但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总援助中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仅占 16. 4%）,是降低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决定力量。

　　第二，削减政策壁垒成本。从主观方面来讲，为了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会设置较高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这是国际贸易成本偏高的人为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开展贸易谈判和解决争端的能力和经验相对不足，导致其签署区域内外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相对缓慢，这无疑延缓了本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加大了本国开展国际贸易的政策成本；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通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及标准、信息化办公系统等落后于国际水平，海关审查既费时又费钱，不仅延误贸易时机，还会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价格，降低其竞争优势。贸易政策与管理援助主要就是为了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客观贸易成本，同时通过缓解其贸易自由化的各种负面效应（如关税收入减少、竞争压力加大等） 尽可能地降低其人为贸易成本。换言之，贸易政策与管理援助是为了促进受援国区内、区外的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而提供，它直接对受援国政府开展培训和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其增强开展国际贸易的能力，加强海关、检验检疫等制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逐步推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进程，从而降低贸易成本。

　　第三，削减分销和信息成本。贫困国家的信息化技术往往较为落后，融资渠道和方式也很有限，无法满足国际贸易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需求。贸易发展援助不仅会为受援国提供进出口信贷来弥补其资金不足，从而降低其产品分销的时滞，削减分销成本； 更重要的是，它会通过技术援助的方式促进受援国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削减其信息成本的同时，为受援国开展电子商务和全球贸易奠定基础。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增加能够降低受援国的贸易成本，增强其贸易发展能力。

　　三、回归方程与结果分析

　　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的选择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除援助外，影响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其他因素主要有： 双边距离、人均可支配收入、基础设施、人口、通货膨胀率、制度、共同边界、共同语言、殖民历史、关税、自贸区因素、汇率、金融发展水平等（Novy,2006; Lawless,2008; Jacks 等。 ,2011; Te Velde,2011） .考虑到本文主旨是研究中国的对外援助对非洲国家单边贸易成本的影响，我们去掉双边距离、共同边界和语言、殖民历史、关税、自贸区等双边因素以及援助国的相关指标，最终将这些因素整合为： 受援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础设施质量、制度、人口、汇率、贸易开放度、资源禀赋。据此，本文的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受援国和时间。Cost 为受援国的出口成本（或进口成本 Imcost） ; Aid 表示受援国 i 接受的中国对外援助； Corr 为受援国的腐败指数，用于衡量其制度质量； Tele 是每百人所拥有的电话数，表示基础设施质量； CPI 为价格指数，替代汇率指标； Land 为可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代表受援国的资源禀赋； Gdp、Popu 和 Open 分别为受援国的实际人均 GDP 水平、人口和贸易开放度； αi代表不可观测的国家固定效应； εit为随机误差项。

　　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 中国对外援助

　　一直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都是一个谜。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国际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开始受到政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就对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统计提出了要求。

　　AidData于 2012 年公布了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额。它采用基于媒体的方法（Media-Based Ap-proach） 统计了中国对非洲一些国家的援助情况，该方法汇总了媒体所公布的中国 2000 ~ 2011 年提供给 51 个非洲国家的 1673 个援助项目，据此能够核算出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额。最终，本文可选用的较为完整的数据为 2000 ~2011 年非洲 15 个受援国的援助数额。

　　（2） 贸易成本

　　本文所说的贸易成本是指一个 20 英尺的集装箱运达/运离港口所需的费用，包括文件处理费用、清关等行政费用、装卸费用、国内运输费用以及分销费用等，不包括关税。出口成本包括产品从受援国国内的工厂运出直到抵达港口船只准备出口的所有费用； 进口成本是指进口产品在受援国港口卸载后（或抵达本国国界） 直到运达国内工厂的所有费用。可见，上述成本仅指受援国国内的单边成本，并不受两国之间地理因素等共同因素的影响。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范围仅包括 2005 ~2011 年。

　　（3） 制度指标

　　制度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贸易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是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的重要决定因素（Novy,2006; Francois 和 Manchin,2007） .制度质量越好、效率越高，则对外贸易所需的行政成本就越低。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腐败指数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腐败指数来自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t International,TI） ,取值为[0,10],得分越高表示一国公共部门越清廉，制度效率越高。

　　（4） CPI

　　CPI 越高，表明一国的通货膨胀率越高，经济风险和经济形势也相对不乐观，此时贸易成本也会随之上升。CPI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数据库，以 2005年 =100 作为基准。

　　（5） 资源禀赋

　　对于较为富裕的国家来讲，为了避免稀缺的、特别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它们往往会采取措施提高贸易成本以降低其出口； 相反，对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自然资源往往是其主要的出口产品和收入来源，因而它们大多会采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以促进自然资源的出口。因此，资源禀赋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不确定。参照 Munemo（2006、2011） 的研究，本文选取可耕地面积占比衡量资源禀赋，数据来自 W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