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2)

　　（6） 其他指标

　　实际人均 GDP 是名义人均 GDP 用 GDP 平减指数折算后得到的，后两者来自于 WDI 数据库。参考Francois 和 Manchin（2007） 、Munemo（2011） 的研究，本文选取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代表基础设施质量,100,进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 .表 1 为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3. 回归结果分析

　　当存在异方差时，如果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估计结果将不是有效的。所以在回归之前，本文先采用似然比检验（Vuong,1989） 进行了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强烈拒绝"组间同方差"的原假设，表明存在组间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异方差及可能的序列相关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考虑到贸易成本有可能反向作用于贸易开放度（影响其中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忽略贸易开放度Open,回归结果为表2第（1） 、（2） 列，分别为援助与出口成本、进口成本的回归结果。

　　（1） 援助与出口成本回归结果

　　从第（1） 列可以看出，援助对出口成本的影响是显着为负的，援助额每增加 1 个百分点，贸易成本将下降 0. 1 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可以显着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从而可能增加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对外援助会从三个方面起到削减非洲国家出口成本的作用： 其一，中国的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帮助非洲地区建设了很多交通、通信、港口等大型项目，明显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质量，不仅能够降低运输费用，而且可以缩短运输时间，从而削减运输成本，并最终降低贸易成本； 其二，一直以来，中国积极为非洲地区提供贸易政策与管理援助，加大同非洲国家在贸易政策方面的交流，并加强双方在海关、税务、检验检疫、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的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海关、商检设施条件，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从而降低非洲国家的贸易成本； 其三，中国常常对非洲国家提供以技术援助为主要形式的贸易发展援助，双方通过在电子商务、贸易融资、商业服务等方面的技术合作，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从而降低受援国的贸易成本。

　　受援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系数为负，且在 1%的显着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受援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显着降低其出口成本。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它将更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本国的运输、仓储、港口、通信等与贸易相关的条件，从而降低贸易成本。受援国的人口对出口成本的影响显着为负，这体现了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资源禀赋的作用。一国的人口资源越丰富，其劳动力供给相对越大，相对工资越低，从而在运输、装卸、分销等各个环节所需承担的劳动力成本就越少，所以出口成本就越低； 与此同时，劳动力增加能够减少装卸、分销等的时间成本，也将有利于出口成本的削减。

　　腐败指数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着为负，表明受援国的制度越清明、效率越高，则其出口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就越少，从而所遭受的行政成本就越低，出口成本就越小。这与 Cali 和 Te Velde（2011） 得出的"政府效率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不显着"这一结论截然不同，也验证了发达国家援助国所坚持的"改善受援国政府的执政效率以提高援助有效性"这一理念的合理性。受援国的 CPI 对其出口成本的影响显着为正，且 CPI 的作用远大于其他影响因素，即 CPI 每上升 1%,出口成本将上升高达 49%.实际上，国内 CPI 即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意味着该国的经济状况不太稳定，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及工资都普遍上涨，出口成本自然"水涨船高"; 同时，根据汇率决定理论，本国通货膨胀率上升会使实际汇率上升，本国出口将要遭受更大的汇率风险和成本，从而引发出口成本的增加。这充分说明，国内稳定的经济状况对出口的增长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口大幅下跌的部分原因。此外，基础设施质量的提高可以显着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自然资源对出口成本的影响在 5% 的水平上显着为负，说明对于这些贫困的非洲国家而言，与保护自然资源避免其枯竭相比，采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以促进自然资源的出口，从而增加国民收入更为重要。由上述结论可以清楚地看出，相对于受援国国内的经济因素而言，外生援助的作用相对是很小的，这一方面体现了"促贸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要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要依靠本国自身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改善，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外力来共同实现本国的发展和减贫目标。

　　（2） 援助与进口成本的回归结果

　　表 2 第（2） 列为援助与受援国进口成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显着降低受援国的进口成本，且援助每增加 1%,进口成本将下降 0. 2%.显然，援助对受援国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其对出口成本的影响效应，说明援助可能引起受援国进口的增加大于出口的增加，净出口额下降，贸易逆差扩大。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增加非洲国家对中出口的同时，可能更多地促进了自身对非洲国家的出口，即中国的受益可能大于非洲国家。这也许就是中国对外援助长期以来备受批评的原因之一。这与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果不同。Cali 和 Te Velde（2011） 曾指出，发达国家的各类援助都能够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对进口成本的削减效应不显着； 黄梅波和朱丹丹（2014） 研究得出，发达国家的各类援助可以明显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出口成本的影响效应大于进口成本。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出口成本削减效应强于进口成本削减效应。这可能源于援助施受双方的因素。对于大部分受援国而言，其出口产品多是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对运输方面的需求很大，因此援助的引入对其出口成本的削减比较明显。
　　
　　然而，这些受援国的进口产品成本因来源地不同而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它们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更多是中高技术的产品，从中国进口的则更多是中低技术的工业制成品，前者对运输特别是陆运、装卸和仓储的要求相对不大，有些甚至不需要实际的运输，而后者对运输的要求则相对较大。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尤其是经济基础援助对受援国进口成本的削减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从援助国方面来看，中国的对外援助以政府优惠贷款为主，且援助很多流向了本国企业，使得本国企业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援国的企业，导致援助的进口成本削减效应更加明显。

　　与出口成本一样，人均收入水平、人口、腐败指数、基础设施都与进口成本呈负相关，说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增加、制度效率的提升、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均能够显着降低受援国的进口成本； CPI对受援国进口成本的影响是显着为正的，即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将会增加受援国的进口成本。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人口对受援国出口成本的削减效应更为显着，与对进口成本的微弱作用形成鲜明对比，同等数额援助的增加，出口成本的下降将高于进口成本 10 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增加的劳动力更多地进入了出口部门，对出口部门工资成本的削减作用和效率的提升作用比较明显，而对进口部门相关成本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从而进口成本的下降幅度也相对较小。
　　
　　第二，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对其进口成本的削减作用强于出口成本约 10 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非洲国家的资本更多地投向了与进口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可能是因为进口成本受基础设施的影响更大，导致进口成本下降更为明显。便捷的公共基础设施能够为企业节约库存，有利于企业及时有效地调整生产要素，从而降低调整成本（Shirley 和Wintson,2004; Lai,2006） ; 同时，商品属性越是复杂多样和易变，则越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North,1990） ,因此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于那些高复杂度产品的贸易成本具有更为显着的促进作用。由于非洲地区受援国的出口以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进口则以制成品为主，进口产品的结构和复杂度要远高于出口产品，因此进口成本受基础设施的影响应该更为显着。
　　
　　第三，CPI 对出口成本的作用力明显强于进口成本，两者相差高达 22 个百分点。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CPI 会通过提高国内的运输、分销等成本同时影响出口和进口成本，但其所代表的汇率风险在提升出口成本的同时却会降低进口成本，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导致 CPI 对进口成本的效用远远小于对出口成本的效用。此外，资源禀赋对进口成本的影响与其对出口成本的影响截然相反，即资源禀赋在降低受援国出口成本的同时却会增加其进口成本。

　　这再次反映了资源丰富的贫困发展中国家鼓励自然资源出口并限制其进口的政策导向。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贸易开放度与贸易成本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因此产生内生性问题，所以在上述回归中我们没有引入开放度变量。但是，贸易开放度是贸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亦可能影响其他因素对贸易成本的效果，为了分析其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贸易开放度指标，回归结果为表 2 第（3） 和（4） 列，分别为出口成本和进口成本的回归结果。从第（4） 列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的引入对进口成本的回归结果影响不大，各变量的系数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说明我们的结果是非常稳健的； 贸易开放度本身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着为负，表示贸易开放度越高，进口成本越低。从第（3） 列可以看到，贸易开放度引入后，出口成本的回归结果从整体上来讲变化不大，特别是援助变量，与第（1） 列的回归结果完全相同； 贸易开放度本身是负向的，且通过了 1% 的显着性水平检验，即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将明显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
　　
　　但是，较之第（1） 列的结果，腐败指数和 CPI 的系数虽然仍是显着的，大小却出现了明显的波动，两个参数的估计值（绝对值） 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意味着腐败指数和 CPI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通过贸易开放度作用于出口成本，只不过贸易开放度的这种渠道作用并不明显，尚没有完全替代腐败指数和 CPI 对出口成本的直接作用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国际发展援助舞台上，中国逐渐由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和实际效果开始引起各方的关注。非洲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LDCs）,是全球发展援助包括中国对外援助重点投入的地区，因而考察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首先依据 AidData 数据库核算出中国对非洲部分国家的援助额之后选取 15 个非洲国家 2005 ~2011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 FGLS 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 （1）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可以显着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出口成本； （2）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增加、制度效率的提升、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均能够显着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则会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会提升其进口成本； （3） 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将显着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腐败指数和 CPI 可能会通过贸易开放度作用于出口成本，但贸易开放度的渠道作用并不明显。

　　上述结论蕴涵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1） 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援助的确能够降低受援国出口和进口成本，从而可能促进双方出口的增加，这种"双赢"的局面体现了"南南合作"的宗旨，也表明中国所采取的"促贸援助"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应该进一步坚持这种援外方式并增加对外援助额； 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从对外援助中所获得的收益可能大于受援国所得，这意味着表面上的"双赢"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对等，对此中国必须认真研究其对外援助的规划和执行情况，适度改革对外援助的方式方法，使中国的对外援助能够真正促进受援国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2） 虽然外部援助会降低受援国的贸易成本，增强其贸易竞争力，但从根本上来讲，受援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稳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等国内目标的实现和提高才是增强其贸易能力的必由之路。因此，受援国必须首先注重培养自主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依靠援助达成预期的贸易和发展目标。（3） 一国贸易开放的过程就是其贸易自由化的过程，既然贸易开放能够显着降低受援国的贸易成本，且会影响其他因素对贸易成本的效果。因此，受援国应该逐步消减关税、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尝试。由于数据可获性等原因，本文对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核算可能不太准确，从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同时，由于样本数较少，我们也无法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对不同收入水平受援国影响效果的差异性。我们将进一步搜集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数据，进一步丰富样本数，以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