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

　　在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建设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建设的空间逐步得到扩展，这为相关的专业共同体用专业方法介入和干预日常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相对于政府精英和市场精英两股力量而言，具有知识资本的社会精英的发展目前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他们参与社会管理更多的是依靠政府让渡部分权限和资源来进行。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诸如北京、上海和珠三角地区，成立了不少了社会工作机构并且表现得较为活跃。

　　社工机构运作中的其中一项主要业务是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即在一定的时限内对某个特定群体开展专业服务，或者是以“综合服务中心”的形式承包某个社区的基本社会服务；除了承接政府的项目，社工机构也会承接基金会或企业资助委托的项目。

　　目前，这种项目化运作方式是社工机构较为普遍的运作模式，也是政府、企业、基金会等出资方最为认可的合作方式。项目化管理是指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为了完成一个既定的目标，并通过特殊形式的临时性组织运行机制，通过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充分利用既定有限资源的一种系统管理办法[1]12.而社会工作的项目化运作就是使用一定数量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在一定的时间限度内，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行动，达到所预定的目标，期望对特定的社会群体产生某些方面的干预或者积极影响。项目化运作的主要特点，一是有明确的行动目标，二是有系统的行动规划，三是在有限的时间、资源条件下进行，四是行动的效果具有可评估性。也就是说，社会工作项目是对社会生活采取的一种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干预行动，行动的主体是具备合法资质的专业性团体，而不是政府直接实施的行政性行为。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项目是专业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对社会成员及其社会生活领域进行有意识的介入和干预，改善其生活质量，这有别于政府的行政性介入方式，也不同于地方社会的自发调节方式。项目化运作是专业化团体通过与出资方建立契约关系整合社会资源，运用自己的知识资源影响和改变社区居民及其环境的一种尝试。这种模式的推广必将逐步改变我们对社会生活的传统认知和规划，多元化理念和知识的介入将会使社会生活呈现出多种截面的样貌。

　　一、关于社会工作项目的文献综述

　　关于“项目”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管理学领域，后来项目化管理模式逐渐被引入到社会工作领域，按照项目管理的标准化模式来开展社会服务。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编撰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对社会服务项目化的进程影响甚大，直到现在许多社会工作机构的管理者仍然把这本指南奉若经典教材[2].Peter M.Kettner等编着的《服务方案之设计与管理》完整地呈现了社会服务作为一种项目而需具备的基本要素，以及基本的实践过程，包括问题分析与需求评估、策略选择、目的语目标的设定、方案的制订、咨询管理系统的运用、绩效测量与方案评估、财务控制与预算系统等等[3].

　　王瑞鸿教授介绍了上海浦东社会工作项目发展之路，指出项目既是社会工作服务的一种专业方法，又是社会工作机构进行自我管理的核心手段，同时，项目还是政府创新服务的重要桥梁。就此而言，项目可以视为案主、社工、机构、企业以及政府相互连接、交互作用的有力平台。他总结出了项目化管理的四大策略：理念活动化、活动项目化、项目品牌化、品牌社会化[4]14.顾东辉则对项目的评估过程作了较为深入的专门研究，在《社会工作评估》一书中，他介绍了社会工作评估的功能和伦理准则，社会工作评估的一般过程，专门介绍了“实验研究与准实验研究”、“问卷调查”、“质性研究”和“非接触性研究”等代表性评估方法，并且通过“需求评估”、“方案开发”、“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四方面内容来分别说明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不同阶段的评估内容，最后介绍了社会工作评估在中国的发展[5].许儒航针对非营利性组织在志愿者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项目化管理方法，分析了项目化管理的基本过程及其优越 性，NGO项 目 管 理 中 的 人 事 风 险 及 其 控制[6].

　　二、社会问题的建构

　　社会工作项目本质上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指归而产生的，其目的性和实践性都非常鲜明。社会工作所说的问题是社会个体及其环境根据某种属性而被判断为实际状态偏离正常状态的情况，而社会工作项目设计的逻辑起点往往从问题的界定开始。社会问题出现不是自然而然的，尽管它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但是要成为一个问题被人们意识到，还是需要一个体察、归纳和建构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一种固有的客观事实或状态，而是经由一个“宣称”的过程，才得以建构性地存在[7].某类社会现象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对待，必然要受到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制度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习俗，以及“宣称者”的立场、利益、理念等方面的影响，社会问题并非可以超越时空而存在[8].社会成员需求的调查与分析是问题界定和目标设定的基础。服务对象的需求往往显示出具体性和现实性，从需求调查入手、对需求的回应和探讨也是专业人员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最佳切入点。然而，对需求的理解和分析实际上会涉及一个认知体系差异的问题，这是因为专业人员与服务对象未必处于同一个“生活世界”,双方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会造成对需求理解的不同。这需要双方进行持续而充分的沟通，避免因社工对服务对象的“过度提示”而生成社工视角中的“需求”.专业人员用自身的知识对调查结果进行解读有时会把实在的需求抽象化为“理想型”概念，并用虚假的需求代替真实的需求。更有甚者，为了迎合出资方的意图，或者为了契合执行机构本身的能力特长，出现刻意“制造”需求的现象，服务对象就成了一种臆想出来的群体而“被需求”了。

　　社会问题的建构不仅仅是由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促发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多方互动过程，某部分人的“困扰”上升到公共性议题需要经过相关部门一系列的宣称、界定，再进入公共领域进行讨论，经过正当性论证之后最后进入执行部门的项目规划之中付诸行动。在这一系列行动过程中，弱势群体（服务对象）的呼吁固然是问题建构的核心环节，但是他们的诉求或呼吁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建构起社会问题，而必须借助政府、社会组织、媒体、学术界等相关部门把他们的“困扰”演变为社会问题。此外，弱势群体对于社会问题并非总是自觉的，由于传统制度、文化和自身素质等因素导致他们忽视问题的存在，或缺乏界定问题的知识手段，或者无法通过有效渠道把问题推进到公共领域，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学术界、媒体等相关各方去发掘问题的本质，或者去“唤醒”弱势群体的问题意识，然后把日常生活中的困扰纳入到专业知识话语系统中进行分析论证，最后上升到社会服务项目。

　　从微观机制来看，问题的界定必然包括一个社会分类和话语建构的过程。分类是根据某种属性建立一定的标准或尺度（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量化的），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类别群体。纳入问题之中的社会成员在该属性上无法达至正常水平，对个体而言往往表现为无法正常履行其社会角色，是社会工作项目介入的对象，因此分类是确立服务对象的必要环节。普通民众对于自身和环境的认知图式主要是依靠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常识建立起来的，对于某些困扰或问题，对于某些“异类”,往往是借助当地的价值规范和风俗习惯进行解释。涂尔干指出分类是一种社会惯例，是人类构造起来的一种框架。而专业人员对于社会现象的分类方式则是遵循统一的科学性原则，无论何时何地的对象都可以用这种统一的认知框架加以解释，这种认知框架充分体现了技术理性的可操作特点，服务对象可以在专业知识技能的干预下发生有效的改变。

　　在科学性原则的主导下，社会工作项目中的社会问题分析大多遵循功能分析范式，按照一定的逻辑框架把问题进行操作化定义，并分解成若干子问题，列出相应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分析之后就会有相对应的目标与子目标的分析，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树”与“目标树”分析模式。如是，功能分析范式把对社会生活的描述简化为“问题-对策”、“目标-手段”的理解模式和处置模式，建构出一套任务体系，并设定一系列的行动，专注于各项任务的完成和问题的解决。之所以说一个完整的项目必然嵌在一套逻辑框架之中，是因为围绕项目目标而设定的各个行动之间是有逻辑关联性的，它们组成一种完整的行动序列去完成各级目标，而不是杂乱无章地展开各项活动。

　　三、项目运作过程的理性化特质

　　社会工作项目的运作和管理过程表现出明显的理性化特点，主要体现在执行主体的专业性、参与各方关系的契约性、活动过程的档案化，项目执行过程遵循着标准化管理、目标明确、过程系统性、效果可量化等原则来进行。

　　（一）项目执行主体的专业化

　　大部分出资方都会要求社会工作项目的执行者必须是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在从事相关活动时都会主张遵循专业领域的价值理念、工作手法和逻辑规则，因此可以说社会服务项目的执行过程也是某类专业知识介入或干预社区生活的过程。他们倡导“接纳”、“自决”、“尊重”等专业价值，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会借助各类理论流派加以分析，在开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时会运用比较通用的方法技巧和工作模式。这些方法与模式体系有别于普通民众那种经验性、地方性和碎片化的知识与经验，也有别于政府部门那种行政性的干预手段。总体而言，社会工作项目的专业性方法对于社会现象的描述具有标准化、抽象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对服务对象及其环境的分析总是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中进行。

　　在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干预方面，专业人员始终倡导与保持着一种独特的“专业性”立场或模式，这有别于地方性知识的模式，也有别于政府的行政化模式。这种专业化信念和动机是为了使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更加有效且更具“合理性”,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专业人员自身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专业性知识对于社会生活的描述和分析话语系统是独立封闭的，标准化的知识体系是形成业内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保证专业群体的纯粹性、统一性和精英性，这给场域外的非专业人士设置了准入门槛，使之无法轻易进入其话语体系。维护专业知识的合法性、权威性和稀缺性可以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资本，让专业群体拥有独立的话语权，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具备与来自政权、市场、民间等领域的力量进行对话与合作的资本。